为了进京当官，曾国藩四处拜客打秋风借钱，甚至不惜“包揽词讼”帮人打官司来赚钱。通过这些，他一共获得了两千多两的收入。那么，他进京之后，生活水平如何呢？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国藩到达北京，被授以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很顺，三年时间就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检讨升任到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很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

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穷到什么程度。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到姥姥家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就是说你将来做了地方官，我一定去找你，给你生火做饭，也吃两天饱饭。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大舅依然没有房住，二舅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这说明曾国藩是真穷而不是假穷。

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此外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那么京官们一年要花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多。所以做京官确实是一件极为赔钱的买卖。因此我们也更明白，为什么曾国藩要那么不辞辛苦地拜客，甚至连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代有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了曾国藩的支出情况。

先来看住。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租下了绳匠胡同的一处房子，共十八间，每月房租十三两三钱。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

再来看社交应酬。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湘乡曾氏文献》中曾国藩自己对道光二十一年随份子的钱有详细记载，比如什么春节实行AA制的团拜，他分摊了两千文；某位朋友的祖母去世，他随了一千文；过年过节给上级和老师送节礼二两银子之类，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总计一百一十两。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晚年在家书中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合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

道光二十一年这一年，曾国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为这是他进京的第二年，他大量购置衣服是上一年刚入都时的事。不过这一年他仍然买了尖靴、袍料、皮靴、小毛冬帽等衣物，共花掉了二十八两银子。

除此之外，身为文人，文化消费自然不少。比如这一年的曾国藩记载买《斯文精萃》《子史精华》《经世文编》等书，花了四十二两。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数年之间生养了几个儿女，人口日繁，仆妇日增，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曾国藩记载，这一年生活日用，花掉了一百七十七两九钱七分。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总计共花费四百五十八两一钱九分。而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三百三十三两五钱四分。那么，这么巨大的赤字怎么弥补呢？一般来讲，有三种方式。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三是利用手中权力，谋一点灰色收入。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场中混，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

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的账本中，曾国藩记载这类收入共有九笔，平均每笔十两多一些，共计九十七两。

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约两千多两。除去进京路费花去数百两外，尚有大量积余。然而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了大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从曾国藩这个个例看，清代的“低薪制”表面上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因为穷，许多京官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他们一般是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比如另一位京官李慈铭，虽然级别和曾国藩差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可比曾国藩滋润多了。他娶了三个妾，还成天沉溺于“酒食征逐”，“游逛郊外名寺，笺召歌郎行乐”，冶游宴饮听戏每年都要花掉大笔银子。他的钱从哪儿来呢？原来他特别善于和地方官交际，替地方官在北京办了不少事，获得了大笔报酬。

那么，曾国藩有没有像李慈铭那样获得过灰色收入呢？曾国藩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做圣人”，金钱观有了重大变化。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三十岁这年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难道曾国藩的京官生活就永远这么清贫吗？也不是。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曾经发过一笔横财。

因为皇帝们也知道京官很穷，所以偶尔给他们提供点改善生活的机会，什么机会？就是派往各地，做乡试的主考官，到各地选取举人。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往往高达数千两。这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大家都拼命想得到这个差事。因为想当主考的人太多，所以后来朝廷就通过考试来选拔。谁考试成绩出众，谁就去外地当主考。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试”。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他在家信中说：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掉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二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为了这次能考上主考，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补补自己的身子。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红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所以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

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四川之行，各笔收入，曾国藩都一条条记在账里。现存账本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

就是说，四川省财政给他补贴了二千四百两。除此之外，各位官员还以个人名义，都送他一些银子。比如四川总督给了他一百两，四川布政使和几位道员也都是一人一百两。这些加在一起，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各种礼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他在家信中说：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待步。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应该说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事实上，在混乱的统治财政中，各层级的科举考试过程中都有一些没有加载国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晚清时期各省的学政每次监考，可以得到数额不等的“棚规”，其来源是考生所凑的用来贿赂考官的“份子”。这种“棚规”后来演变成定例，居然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级（副部级）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咸丰二年，因为母亲去世，曾国藩回到老家，结束了十三年的京官生活。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从曾国藩书信中判断，一直到同治三年，也就是离开北京十二年之后，曾国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钱还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到这时曾国藩已经做了五年两江总督了。可见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有能力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