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曾国藩是不是这样呢？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非常痛恨，他认为，大清天下之所以问题重重，民怨四起，根子就在于吏治不清。所以他说，只有从治理贪污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清朝的问题。不过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如今他成了总督，终于可以对官场风气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了。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对每位官员，包括曾国藩来说都是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不到一个月后，曾国藩要从大本营前往祁门。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就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途中曾国藩要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各码头。湘军官兵盼着曾国藩成为总督，眼睛都盼绿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上下也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因为清代官场上，对这个迎送排场非常讲究，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是不是要到边界迎接，是不是要出城迎接，出城的话，不同的级别，要出城多少里，都有说法。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时送多少钱，也都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晚清官员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说自己的从政岁月，“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迎来送往、花天酒地上了。因为地方上来往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搞得他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他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对于这种风气，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

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

这封信，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

然而官场的潜规则是，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宣布禁令，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不遵守这些禁令，这才叫“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获得总督职务，军官们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所以曾国藩到达横坝头时，他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还放起了鞭炮。

曾国藩十分不悦，立刻再次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说你们要是这样搞，我可要处分你们了。下属们这才确信，曾国藩的上封信不是官样文章，因此这次要求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以后曾国藩再到哪儿，下属就不再摆什么仪式。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

成为地方大吏后，曾国藩还遇到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礼品。我们前面提到，官员们见上级，都要送见面礼。

曾国藩给下属发下一条指令，不收官场上例行的“见面礼”。这一个指令，就相当于少收入了几万两白银。

不过身在官场，你想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因为官员送礼，送的不光是钱，还是人情。你一点不收，就显得你“不近人情”，这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收下来。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派人把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以前曾国藩一个人住，到哪儿都对付一下就行。现在一大家子来了，就得简单装修一下房间，布置点家具。庐州知府唐景皋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这个，是官场的惯例，因为庐州知府就驻在安庆，官场上通常都是由驻在省城的官员为总督布置总督府。曾国藩本为是不打算按照这个规矩执行。但是东西已经送来了，曾国藩又不忍心违了下属一片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他写信给唐知府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七领草席。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位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大包礼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一看笑了，说你打开我看看是什么。鲍超打开来，曾国藩细细看了一遍，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绣花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鲍超知道曾国藩脾气，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大包东西回去了。

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原来容闳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有时候，属下给他送礼，他也会全盘收下，然后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比如同治元年他的幕僚莫友芝送了他一部书，叫《元和郡县志》，曾国藩很喜欢这本书，就收下了，收下后回赠给莫友芝一部《通鉴》。

曾国藩刚开始当总督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每天都在门外排成行。因为他拒收礼物，慢慢形成习惯，很少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了。幕僚赵烈文到曾国藩这里，看到曾国藩的菜里没有鸡也没有鱼，就问他，总督府里连火腿也没有吗？

曾国藩回答：“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

也就是说，过去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食物，被曾国藩拒绝。渐渐曾国藩之不收礼成了风气，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想喝点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

赵烈文一听，笑着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就是说，大清二百年来，只有你这一个总督衙门能做到这样。

以上我们说的是曾国藩如何处理礼品的问题。

曾国藩树立官场新风的另一个入手点，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份工作准则。

工作准则的第一条，是要求身边的门子，也就是守门人等工作人员不要欺凌地方官员。原文翻译成白话就是：

不准凌辱州县官员。对人不论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以前我经常见到督抚过境之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州县官员，皆有倨傲之色、严厉之声，这种作风实可痛恨。你们见到州县官员时，不可稍涉傲慢。

第二条是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

不准向有关衙门荐举自己的亲友。但凡门子等人，由于势之所在，其他人或不敢不从。所以经常会把他的亲戚同族，或者旧友相识，推荐到军队或者州县衙门去工作。因此你们概不准荐人入军队或者州县衙门。

门子不过是总督身边的低级服务人员，身份低微，无权无势，何以居然敢欺凌州县官员，并且还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呢？

这里我们就需要对清代衙门的内部结构进行一些了解。门子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中国式权力的运用之妙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充分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一个门子如果充分发挥其“能量”，也能办成很多事。为什么呢？因为“门房”是专门看管衙门内外交通的咽喉要道。所以一个精明的门子可以拥有以下权力：

一、他可以决定来访客人能不能见到官员。

客人来拜访官员，首先要由门子进行通报。由于求见的人太多，门子拥有代官员挡驾之权，这项权力自然有操纵空间，让谁见不让谁见，门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了算。因此门子“合法收入”的第一项是门包，想见长官的人先得给门子一笔钱，才有可能进这个门。

第二，门子掌握着官府内部的许多情报。官员心情怎么样？家里来了什么客人？和人聊了些什么？甚至今天官员对某件事做了什么批复？这些门子都能打听到。因此那些想找官员办事的，就必须笼络门子。那些精明的门子很知道怎么把自己掌握的“内部信息”换成好处。清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县里，有个人每个月固定向门子付三万文钱，就是大约二十两银子，条件是让这个门子把他经手的所有机密文件都先给他看一遍。这个人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大量政策信息。这是第二点，门子掌握的信息可以换钱。

三、有人要给官员送礼，也必须经过门子这一关口。所谓雁过拔毛，要想让你的礼品能到长官面前，你先得给门房一份谢礼。《红楼梦》第六十回中，柳五儿的舅舅给贾家当门房，官员们给贾家送礼，都要给门房一份，因此他们经常有“外财”可发。广东官员给贾家送了两小篓子茯苓霜，就得先拿一篓作为门礼。

所以门子有太多机会可以弄权营私。门包因此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有的时候，督抚们的礼金可免，门子们的门包却不可免。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向皇帝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金四万两，送的时候要给门子送门礼四千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四万两革掉了，但家人门礼四千两仍然得照旧收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总督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要和关键。因此，如何选用和管理这些人，对地方官来讲也是吏治的关键环节。所以曾国藩才专门写了这样一篇约章，对他们进行要求。

那么通过禁止迎送仪式、拒收礼品、约束工作人员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为官场带来一阵新风。但是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因为除此之外，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所有作为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

第一项是吃喝应酬。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曾国藩到苏州阅兵。我们从他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苏州这几天都忙了些什么：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日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馀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第二项是冰敬、炭敬、程仪之类的“灰色支出”。

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就是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这笔钱，每年至少三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

同治九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袆）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左右的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袆。

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程仪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恢复举行。朝廷派来一名正主考，一名副主考。我们说过，曾国藩做京官时，曾经到四川主持过一次乡试，收获颇丰。所以这一次，他也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在惯例许可范围内，尽量多送主考一些银子。考试结束后，曾国藩送了两名主考每人三千两银子。

除了“炭敬”“程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叫“别敬”。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时才会发生。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进京见慈禧。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已经盼他多年了。离京之时，他送了多少别敬？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江苏、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的京官一共一万四千两银子，他认为这仍然不算多。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

折弁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竟不复部核议，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缘仲关说部中书吏，余与李相前后军饷三千馀万，拟花部费银八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部议，而许缘仲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但八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不过才一万八千多两。以上这些请客吃饭、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每年加到一起，起码得三万多两，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底那一万四千两别敬的开支来源。

那一次北京之行，包括一万四千两别敬，曾国藩共花费了两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在信中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处理。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陋规”，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馀金” 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也就是财政司中。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二万）。”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信中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馀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以上我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与私，分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