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1915~2011），江苏省苏州人。应用光学专家，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常对我的学生说，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我有个很好的学生，叫赵文兴。赵文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是凭着一股子劲儿从农村里闯出来的。刚做我的博士生时，赵文兴对我尊敬到了畏的程度。第一次见面时，他从头到尾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紧张得连话都不会说了。我每说一句话，他都恨不得赶紧在小本上记下来。当时，他还不了解我，不知道该如何同我打交道；结果，他越是小心就越出错。

1982年，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我看。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一眼就发现他把我的名字署到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倒是我的，是我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我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这个实验，又是他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他在前我在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了。

赵文兴是个实在人，回去后他越想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导师前面他总觉得不应该，就又把名字的顺序改了回来。定稿时，看到他又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了，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想，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做导师的人在署名的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工作也要往上署名，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是不值钱的，会对自己的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于是，我把名字的顺序重新更改过来，并很严肃地对赵文兴说，学术文章的署名不应该有长幼尊卑之分，应该具有科学的态度，这项研究从实验到论文都是由你来完成的，你的名字就理所当然应该署在前面，请你不要再改动了。

后来，又是因为署名的问题我朝赵文兴发过一次火。那是赵文兴在做另一篇论文的时候。这篇论文也是基于我的观点，由赵文兴做的实验，写出的论文。但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在发表时赵文兴就十分谨慎。他与副导师经过反复商量之后，从不给我增添麻烦的角度考虑，决定不在文章上署我的名字了，只以赵文兴自己的名字来发表。我不了解这其间的隐情，所以当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生气。我认为赵文兴在署名问题上仍然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立刻把赵文兴叫来责问。当时，赵文兴看到我发火了，就紧张起来。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不是很善言辞的，心里越紧张就越难以解释清楚，结果装了一肚子委屈走了。后来，还是赵文兴的副导师向我把情况解释清楚了。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我对这件事很后悔。我想，我应该向赵文兴道歉，尽管我是他的导师，但是导师有错更应该主动承认错误，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所以，我专门给赵文兴写了一封向他道歉的信，我在信上说，是我错怪了你，我当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了，希望你不要多心，还请你多多原谅。

1983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主任，而后调入北京中科院工作。

长春光机所现任所长曹健林是继我之后的第四任所长，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所长。我现在是长春光机所的名誉所长，也是最老的一位所长。我总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的曹健林恐怕比我当年创业时还要难。

当年，我创建光机所的时候虽然科研基础差，人力物力匮乏，但毕竟那是一个倾全国之力支持科技发展的年代。那时候，只要是科研需要，党和上级领导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搞电子显微镜时，说需要有一台电子显微镜做参考，一下就把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刚进口的一台电子显微镜要来了；说需要人，与电子所打个招呼，当即把刚从德国学成回国的黄兰友先生留下，他很快就投入工作干起来。搞国防科研的时候更是全国一条心，需要什么支持就有什么支持，需要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而且，那时候我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在领导层中还是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的，讲话还是很起作用的。记得我们研制电子显微镜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担心是否搞得出来。我说，起码不会比21年前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差，我们应该能搞出来，应该能取得这个胜利。领导就立刻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如今不同了。曹健林当所长的今天，恰逢改革大潮兴起。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批单位中就有长春光机所。长春光机所作为中科院的改革试点单位，被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拨款制度，大量削减事业费，吃了几十年皇粮的光机所，说断奶就一下子断奶了。面对拨款制度改变后的严峻局面，维持偌大一个光机所的生存就成了曹健林的主要工作。曹健林需要思考许多对我们这些中国科学家来说曾经是十分陌生的课题：他要考虑如何带领这么大的研究所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要考虑如何才能既保证光机所的生存，而又不失其科研单位的基本性质和科学水平；他要考虑市场，要以市场为导向；他要考虑经济效益，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还要考虑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新思路。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对曹健林来说，也许最难面对的还是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分化。市场经济在知识分子面前展开了一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而市场经济的日渐活跃，又逐渐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开始拒绝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之人格，不再甘心固守精神和清贫了；他们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了。

对曹健林来说，要应付眼前这所有的一切，实在是过于沉重了。我很体谅曹健林的难处，总希望能帮曹健林做点儿什么，每次见到曹健林，我总要问一问：“你看还需要我做点儿什么？”如果有能帮上忙的事情，我就会尽全力去做。但也有例外。

有一次，曹健林来北京找我。我知道他肯定有事，但他却吭哧吭哧地绕了半天也没说明来意。我觉得很奇怪，曹健林从来不是这样的。当年，他刚从国外读完博士回来时，根本不认识我就敢贸然闯进我家，请我出面支持他申请“863”计划中的一个科研项目。那次，他申请的是有关X射线膜层方面的研究课题，这个项目人家花了几十万，他说我只要一万元，保证把这个课题做出来！我被他的热情感动了，通过交谈，我相信他具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当即提笔为他写了推荐信。结果，他果然只用了一万元就把这个项目做出来了。我想，曹健林是一个习惯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他这个样子一定是有难以说出口的话。我突然想起，眼下正是推选中科院院士的时候，我是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在院士的评选中能够起到一些作用，曹健林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我默默地注视着曹健林，突然开口对他说：“说吧，你想给谁说情？”

曹健林当时就愣了，他没想到我会主动把话挑出来，就一五一十地对我说了。他果然是为推选科学院院士的事专程来找我的。站在所长的角度，曹健林想在这次院士推选中为所里多争取一个名额。他说临行前，他们所里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觉得推荐的这个人是我的学生，我很有可能会破例同意给使点劲儿。

听了曹健林的讲述之后，我很久很久没有说话。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才好。我不想伤害他，他有他的难处，况且他也不是为了自己。只是他不懂，他这是给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我历来鄙薄把社会上的关系学带到科技界的做法，历来鄙薄科技界中以师生关系相互照应的不良风气，我自己怎么能这样做呢。孟子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既然我告诉我的学生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我就得自己先做正这个人。否则，我还有什么脸面做他人的导师呢！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真诚地对曹健林说，我想告诉你一句实话，不知你听了是否会相信。我说，你知道吗？在现在的中科院院士中，有10个人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但是，他们这些人却没有一个是由我提名而当选为院士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向你解释清楚这件事，我只想请你答应我，今后不要再向我提这样的要求了好不好？我很珍惜自己的这份权利，我想请求你让我把这个权利留给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