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历史像一幅壮锦，镌刻着长久的记忆，尘封着逝去的往昔，铸就着属于华夏文明的辉煌之路。于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艺作品，或黑白分明，一眼便能辨出是非曲直；或二十朝代风起云涌，英雄人物形容伟岸，巍然屹立。主流的湍急河水弥漫了旷日持久的苦难，宛若虽西斜却壮美无比的一轮火红残阳，璀璨鎏金，千秋普照。

而读者心目中的男性形象，就这样如同坠在墙面上的一串串玉琢的古朴器物，琳琅而堂皇，演绎不朽的传奇，也规定了男性那特有的阳刚之美，通达之气，宽阔的心胸有如浩浩汤汤的长江之水，深沉的爱博大如一望无际的莽莽高原。

书读得多了，读者们便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会认为这就是男性所应该具有的普遍形象，或至少应该是正面的形象。男主人公们被概念化、符号化了，文艺作品被人为地拔高。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被认为是文学写作中一条应该基本遵循的法则。

可是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却多少令人平添一丝怨懑和不满，甚或是厌弃加恶心。细细回想，每个读者身边的男性，真的都是一如白杨树一样高大挺直，伟岸潇洒的吗？现实远非如此，即便是在乱世之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的时候，时代的号角欲吹醒沉睡中的人们，拿起武器奋然反抗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些阴暗腐朽的角落，吹不进春风，更迎不来时代宏大的潮流和凯歌。

于是，这些角落里存活的人们，并不是时代的先锋和历史的宠儿，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封建时代的遗老遗少，一些平凡而猥琐自私的渺小生灵。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应该更契合她所处的生活环境中，还那些男性的本来面目。

遗老遗少们的特点是祖业繁昌，家底丰厚，早年大抵可以不为生计忧虑，他们便任由自己沾染上封建时代遗留下的一切恶习。由西洋人引进的鸦片，成为麻痹他们神经的利器，整日烟雾缭绕中，铸就的是贪婪变态的病体。

生活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他们便在一些世俗的陋习中寻求精神慰藉和寄托，养姨太太，逛窑子，赌博等等，成为他们打发时日的灵丹妙药。也许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觉醒，只是深宅大院掩蔽了他们灵魂深处觉醒的意识，就像井底之蛙只能看见一线天光，除去这狭小的生活圈子和目标而外，他们无法想象，也似乎从未想过，人生应该有另一种活法。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却足以令张爱玲悲悯之中透出一股同情、宽恕和谅解。张爱玲在解构着传统的男性形象，但并不意味着她的鲜明颠覆是彻彻底底的背叛和对立。幼年时毒打她的父亲，还有始乱终弃的丈夫胡兰成，都并没有令她产生过激的行为和举动，没有引发她的事实上的报复。

她是成熟而冷静的，甚至是矜持而老练的。在感情上，她深思熟虑，久久徘徊；在亲情上，她承认，这些男人跟她血脉相通，活在她的体内，会因她的死而再死一次，所以她爱他们。

张爱玲的胞弟追忆姐姐的文字中，吐露出一丝真相：姐姐所描摹的这些男性形象，实在是太真切不过，以至于熟悉张爱玲生活圈子的人，可以毫不费力的道出她笔下的男主人公写的是他们生活中的哪一个人。生活是慵懒而冗杂的，仿似宅邸之中见不到一些活的气息，阴暗潮湿而逼仄冷酷，就像她所描写的男人的脸孔一样冷峻自私，毫无血色。

也许她身边的男性形象大都如此吧。总之，现实生活给予了张爱玲丰沃的创作素材。所以千姿百态的男人形象便如漫画一般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个扭曲变形的灵魂，一副副畸态毕露的躯体。

男人在张爱玲笔下，是腐朽落寞的代名词，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他们已随着过往的那个朝代一起死去，只能用自己对家庭的掌控重做当权者的美梦。他们虐待妻儿，玩弄女性，甚至不惜充当小白脸的角色，而这一切，都是他们眼中的“对的世界”，是他们期望永远随身带着的，是他们费尽心力试图营造的一具虚伪的空壳。

变态的阴暗心理并没有随着时代谢幕，反而与日俱增，吸食大烟而成瘾的一代代遗老遗少们，唯一残存在心中的那一点爱，也被自身的堕落腐败消耗净尽了。由于妻子不爱自己而在她留下的儿子身上泄愤的聂介臣，让儿子裹挟着被自己打得有些聋的耳朵，极尽嘲弄之能事。他贬抑儿子的学业，讽刺他的爱情，最终造就的是一个内心中父亲早已死了的儿子形象。

无独有偶，即使是长兄为父的哥哥们，不也一如聂介臣一般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吗？《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四爷，先是骗走了妹妹白流苏的钱财，又在她无利用价值之后，商量着将其赶出家门。兄长的担当在这里无立锥之居，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的诱惑。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是残缺的，与完美二字不着边际的。那患有骨痨的病体，那英俊健康外表遮掩下的自私的、毫无事业心的，且对家庭幸福视而不见的身躯，无一不是玩弄女性的油滑老手。他们勾引兄长或朋友的妻子，调情逗趣，却不负一点责任。

正义凛然的姿态是由于怕甩不掉而故作高尚的伎俩，一旦家财败尽，便欲骗财骗色，虽不一定得逞，毁掉的却是女人们对男人最后的信任，剥夺的是她们对男人最后的爱和依赖。由于女人深爱着他们，他们便拥有足以湮灭女人对爱的信仰的能力。

躯体的残疾固然丑陋而拖累，精神的残疾又何尝不是如此。欺骗的本质是给人以希望，然后再亲手将其拿回去。男人们家庭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浓墨重彩地渲染着旧时代落寞的影像。这是不透风的四面围墙的阴森古宅，隔绝了与外面世界清鲜气息的互动和融通。

父亲们的形象，在张爱玲笔下也沾满了虚伪自私的血污。由于女儿不能得偿所愿地找到富商和达官显贵做女婿而一病不起，郁郁而终的姚先生；在女儿重病时舍不得给她花钱治病，却在她死后借钱修葺墓碑以达到普告天下的虚荣的郑先生，无不是这类趋炎附势或外强中干的虚伪形象的代表。

这些男人们花女人的钱，为了一点钱不惜父子相怨，手足相残。读者们不知是否有一丝堂皇的惊诧，男人们原本是这样的么？要知道，所向披靡、筚路蓝缕的英雄人物和创业大军，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几个时代凯歌高奏的主旋律。

但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们，都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似曾相识，也许某个读者自己，确有这样的父亲，或这样的丈夫、情人，儿子。他们究竟是我们生活中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的生之幽灵，如幻影一般匍匐在沧浪的人生之路上，陪伴着女人们，令她们谈论一辈子，恨一辈子，爱恨痴缠中似嗔似怨地走完一辈子。

不欲点明谁是罪恶黑手，只一丝怜悯和宽恕便替代和洗去了往日一切的仇怨和纷争。父亲的寂寞，一如父亲当年的虐待一样，令张爱玲历久难忘，欲罢不能。她认为父亲是寂寞的，而寂寞的父亲，或许对自己还有一些眷恋和爱。这些男人们被时代遗弃了，毫无焕发生机的力量和勇气，只能通过对家人的虐待延续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威。他们是没落的贵族，遗少爷一般的鸦片的牺牲品，消耗着自己的时日，苟延着父权制的腐朽观念，却无心也无力挣脱。

腐败衰落中走出来的身影总是显得无比猥琐和踉跄。可是在中西合璧的大染缸里，同样滋生出畸形虚伪的寄生虫。女人是他们的温床、玩物和金矿，除了玩弄、巴结女性而外，婚姻对于张爱玲笔下的诸多男人而言，或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暂时的妥协和逃避，或是为了令女人成为被他们颐指气使的赚钱工具。

女人们是他们脚底下的泥巴，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为他们披上了一副无耻下流的丑陋嘴脸。钱财和享福，成为他们唯一的尺度和追求，什么尊严，什么肉体，他们都可以随意放弃，随意贡献。

一座城的倾覆，可以造就一段无爱的婚姻，却掩不住这婚姻背后的苍白与虚幻；红玫瑰与白玫瑰争辉斗艳，不过是男人股掌之中的“对的世界”的傀儡和花瓶。男人们在张爱玲笔下，或者玩女人、吃软饭；或者即便有钱却仍旧吃喝嫖赌，全无家庭观念；或者表面上虚伪矫情地维持自己好男人的形象，背地里却更加龌龊，更加寡廉鲜耻。

面对这样的男性，女人们又该如何呢？妖艳的红玫瑰，在佟振保的引诱、戏弄和抛弃之下，变成了别人的白玫瑰，别人的贤妻良母；圣洁的白玫瑰，也在丈夫的忽视、冷漠和摧残之下红杏出墙，成为别人的红玫瑰。“对的世界”轰然坍塌，虽然佟振保在一切都经历之后的一个清晨，感到自己又获得了新生，变成了一个好人。可是，只要生活一直延续下去，这个好人梦也许终将仅止于一个梦而已。

面对末世的梦魇，难道这些男人们就不曾有过一些挣扎的冲动和抗争的渴望么？不然。可是，他们依旧逃脱不掉宿命的纠缠而成为时代的祭奠品。他们既不活在过去，也不甘心停留于当下，可是他们向往着的未来，却不知在何方，如此遥不可及，以致如镜花水月般缥缈易逝，杳杳难寻。

这里有被妻子毁掉的罗杰，有被父亲摧垮的聂传庆，也有被挣脱旧式婚姻枷锁的渴望所离弃的夏宗豫。这些人在张爱玲的笔下赫然活起来了。微笑的愫细同样微笑着像毁掉手中的牵牛花一样毁掉了丈夫罗杰；绣在屏风上而没有一丝活气和逃脱资本的鸟儿，正如聂传庆那游移而觅不到归宿的灵魂；电影院里的电影，也分明暗喻着现实的虚幻和苍凉。爱情只不过像昙花一现，终将逃脱不掉曲终人散的宿命。

遗老遗少们是活是死固然无意义了，西洋式的情场浪子们也无所谓生死契阔，可是这些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男人们，一个个也都被现实击碎了梦境，甚至逼上了悬崖。

张爱玲可以说写尽了男性的虚伪、自私、猥琐和无奈，同时也对他们报以深刻的同情和宽容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