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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人物传记 > 张爱玲情传:冷暖人情中的选择 > 第 2 章 命里笔下——传奇才女的男性情结
第6节 张爱玲——夹缝中的情愫

深宅大院,烟锁重楼,贵为李鸿章长女的李菊藕,自从守着一双儿女寡居以来,就一直把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年幼的儿子张廷重的身上。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本名张志沂,只因旧日里人们常以字代名,故而一直被人们以张廷重相称。母亲李菊藕怪癖好强,看不得亲眷之中,哪家兄弟又“阔了”,于是一心想让儿子张廷重在光宗耀祖的本事上大大进益,所以,儿子背书背不下来,就要挨打受骂。

严厉的家教,使张廷重虽然对经典文献,甚至奏折都能倒背如流,却守着这一脑子无用的陈腐章节,只在铁路局和银行任过两次公职,便退居家中,靠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度日,再不问世事,更别提在时代的浪潮中激流勇进了。

父亲的退却,加之其承袭下来的那一些纨绔子弟的标志性生活习惯,吸鸦片、嫖妓、养姨太太,都在张爱玲幼小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父亲熟读八股,却阻挡不了清朝科举制度的被废弃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依稀斑驳的黑白相片,笼罩在一片旧时的氤氲氛围中,穿戴着清朝遗落下来的看似厚重的马褂的母亲李菊藕,带着年幼时面庞透出几许英俊的张廷重,旁边还站着如玩偶娃娃般的妹妹张茂渊。

男性化的名字赋予了妹妹同未来嫂子黄素琼一样的勇气和反叛意识,这个没落家族的背叛者们,仿佛注定只能由女儿们担当。而张廷重,即充当不了旧习俗的卫道士,也无法迈入新时代的门槛。他如同困兽犹斗一样,虽被囚禁在自我封闭的牢笼里惶惶惑惑过着混沌的日子,却也还坚守着自己顽固的领地不肯罢手。

一朝成年,便失去了年幼时的聪慧模样。中年张廷重,一脸不屑的神情仿佛在嘲笑、鄙夷着时代的变迁铸就的一切风云变幻的图景。他犹如一具“孩尸”般变得僵直了、麻木了,甚至愈发堕落、无耻而无所畏惧了。

他因生活堕落而影响到引荐他的亲戚张志潭的声誉,在后者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后,连那份闲职也保全不得,只能离职带全家从天津搬到上海。在这之前,姨太太曾在吵闹中用痰盂砸破了他的头。他在人生最困顿、最失意,也是最缺少财力的时候,写了一封忏悔信,肯求远在东洋的妻子黄素琼回国。

从张爱玲父亲的生平,人们不难看出张笔下的那些清朝遗老遗少的形象的影子。弟弟张子静曾回忆说,姐姐用文字报复父亲。其实,如果真谈到报复,张爱玲应不仅仅是为了报复父亲而塑造这些人物。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她看到了那惘惘地威胁背后隐藏着的人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和无法战胜的末世的梦魇。她只是在描摹着真实中的幻境,虚浮中的繁华景象而已。

戴着眼镜的胡兰成,国字脸,坚毅的目光中透出深深的俊朗和才智,谁又能将他与“汉奸”二字联系在一起?可是这张脸孔下面裹藏着的灵魂,的确是那样的不明就里,既无爱国之心,又无救国之志,只一味沉溺在春色满园的幻景之中,先是张爱玲,然后是小周、范秀美,无不给人一种始乱终弃的感觉。

读者读着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我身在忘川》,会不自觉地滴下泪来。无数个日夜的缠绵悱恻,换来的只是一场繁华凋落,情缘易老。读者的眼泪夺眶而出的一刹那,含着自己的体悟,还有他们对情感的一丝回味和眷顾。可是即便《我身在忘川》,也令人不得不怀疑胡兰成攒成此篇的初衷。

张爱玲义气而冷静地处置她与胡兰成之间的情事,选择在胡兰成四处避难的困境之中,屡次接济他;而在他已基本逃离险境,有了较为安稳的工作之后,跟他提出分手,随信还附寄了30万元的稿费。一个相识之时,只有24岁的青葱女郎,守着一个大她14岁的已有妻室的中年男子,还需面对他的一度滥情,面对同小周和秀美争夺丈夫的不公境遇。

有了其他女人,胡兰成便对张爱玲的痴情更加感到理所当然,甚至刻薄地指摘她在生活细节问题上的处理不当。张爱玲在这一幕戏剧中,扮演的是一个隐忍、慈悲、义气而又凄楚的痴女角色。只不过这戚戚然的宿怨没有被她挂在脸上,却轻巧地写入文字之中,可见她对男人的本性是知晓的,但为爱为情而悲悯宽容,是她那老练深沉的个性使然。

胡兰成纯熟唯美的文字掩不住骨子里透出来的虚伪、矫情和薄幸。两个人静守在公寓间里,望着夕阳余晖洒满一室,宛若地板上绽开无数秋日里山坡上星星点点的雏菊。那个时候,张爱玲的心地也许是单纯无瑕的,是沉溺在爱海之中徜徉、翩跹着的。她会用细长而温柔的手臂,搭在胡兰成的肩头,然后静静地依偎在他身旁,以为这就是像日光一样永恒的爱恋。

奈何男人的心中,永远要将情之殇遗留给生命轨迹中已然落幕的女人们。年纪刚刚十七岁的周训德,比张爱玲更加年轻,貌美,想必也会令胡兰成如同初逢张爱玲之时一样,如胶似漆,魂牵梦绕吧?于是爱玲的影子,便被淡化成一缕炊烟,随霞光散尽了,迷失在天边地平线之下,与他的视域再无一些交集。若胡兰成果真爱小周的年轻美貌,那么大他两岁的范秀美,又何以再次同他成婚呢?这个男人,在乱世之中,只能使自己的情路愈加纷乱下去。他是虚伪、羸弱的,同任何男人一样,在风云变幻之下寻找慰藉,弥补内心的极度失意、恐惧和惶惑。

张爱玲远离了这个男人,对他不理不睬,没有继续痴缠在情路之上摇摇欲坠。她不会像旧时的女人一样哭闹、上吊,或者用其他一些方法自寻短见,也没有像她母亲那样毅然决然,离家出走,用勇气和豪气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愈发明朗的女强人形象。

爱玲是隐忍地甚至是坚强地面对着胡兰成给她设下的迷乱棋局。曾经许诺她一世安稳的那个年长的男人,轻描淡写地跟她描述小周,把难题抛给她处置:现实已是如此这般,你或者选择漠然接受,或者你自己看着办吧。

胡兰成怎会不知爱玲对他的感情?正是借着这份情谊,他便使出男人们惯用的伎俩:既成事实,看你能有几分奈何。与秀美的关系亦是如此。爱玲去看他,他与秀美恩爱频现,试图向爱玲说明,这个大我两岁的女人,是如何会关照我的生活,从贤妻的标准来看,我只有依赖着秀美,才能在这风云乱世之中寻到一个安静的归宿。而爱玲,是心高气傲的,是一个生活能力欠缺的惊世才女,又怎能同旧时代的小脚女人去比较贤良淑德?

狡黠的男人用其他女人的青春和贤惠,来比较张爱玲的坚强独立的个性,输赢只消一瞥,便见分晓。男人终究是伪诈的,对待情爱,又何尝不会如此!他们会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寻找不同的优点,然后一览无余地据为己有。一个写尽男人人生百态的女作家,一旦自己陷入同样的境地,除了用冷静的姿态面对一切而外,还能如何?

男人是被她咀嚼了千万遍而烂熟于心的,正因为懂得这些男人的虚伪自私和对情感的捉弄、摆布,她才以近乎旁观者般的冷静、忍耐,萧索地走完了这一段情路。

卸下了沉重的帷幔,了却了前世情缘的羁绊,这条崎岖旖旎的小路,还是要茫然而怀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徘徊着走下去。彼时的香港,只是张爱玲心中一架轻巧的跳板。她心中向往着大洋的浩瀚,向往着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的神的光辉,可以温润她久旱的心境。

就在这时,她想到了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胡先生的先父,是由自己的祖父张佩纶保举而步入仕途的,想来也算世交。虽然在张佩纶的一生中,举荐胡适父亲胡传的事情,只能算是一个微小的插曲,但对胡传来说,不吝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大事。到了爱玲父亲这一辈,张、胡两家的交往已经比从前更加亲密、频繁。胡适还曾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一起打过麻将。

张爱玲满怀着对那个大洋彼岸的神奇国度的向往,随信寄去了自己的新作《秧歌》。胡适的回信礼貌而语重心长,让人体味到一个长者的周到、细致和对晚辈的关怀、甚或慈爱的叮咛。走出情感的惨淡天空,张爱玲的人生旅途上,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

1955年的一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张爱玲同胡适历史性的见面,却是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公寓里。只有那沏上来的一杯绿茶,才给了她恍若隔世的梦境般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其实,此时此刻,正是胡适一生中最落拓和惨淡的时期。他和太太都已六十多岁,不会开车,亦没有收入,只靠着微薄的积蓄勉强度日,早已没有了昔日驻美大使的风光,可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仿若昨日黄花,失去了再度盛放的根本。

第二次见面,胡适将张爱玲引进他的书房。高大的书架上,满满堆放的不是精美的书籍,而是杂乱而浩繁地包裹着底稿的文件夹,带着凌厉的压迫之势,袭面而来,令张爱玲一看便觉心悸。书架子仿佛胡适先生当时的生活一般,虽满溢却空洞,抖落一世风尘,只剩下秋叶飘零的落寞和无奈。

爱玲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一个叫“救世军”的女子宿舍暂落了脚。虽然几乎与一些难民中的酒鬼或中年怨妇同一屋檐下聚居,她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自此,胡适曾来看过她一次,而她连那间简陋的书房都没有,只有一个破旧而空空荡荡的大礼堂,算是他们的会客厅。

同这两个被镌刻在历史的石墙上的身影相伴的,所幸还有一架大钢琴。只是那叮咚的琴声,此刻却无法在耳边悠扬婉转地奏响。胡适面对此境,却连连称“好”,其意似乎不是张爱玲的处境本身如何之好,而是说她毫无虚荣,真的是“蛮好的”。无论虚荣与否,这样的境地里,张爱玲又能如何扭转一切的景况?

张爱玲是传统的,她一生只深深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是风流成性的胡兰成,另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国作家赖雅。有人说,张爱玲有恋父情结,因为她只喜欢年龄比她大的男人。也许事实如此。因为她的确没有和同龄的男士传出几许故事。而第二任丈夫赖雅,于她却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有读下去的愿望”。

他们相识的地方,是一个叫“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文艺沙龙。虽没有写出惊世骇俗永载史册的不朽作品,赖雅还是以他的豪放、幽默和亲善合群而备受众多知名和不知名作家的喜爱。

他喜欢游历四方,及时行乐;她却喜欢离群寡居,幽然独处。但只那回眸的一瞬,他的目光便与这个东方女子的眼神交汇,让人不得不相信缘分的注定,是不会像月色与日光的距离那样,永远只能被时空的海隔绝着。异国他乡那并不熟悉的泥土的气息,除了带给张爱玲迷离中的失意和困顿之外,也让她结识了赖雅,一个年龄足可以做他父亲的德裔男子。

这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仿佛火红的夕阳落幕的一刹那,幽深的绛紫色的芦苇草低吟出的一串琴音。她会在梦中醒来,低声啜泣,只为自己的落魄和才华无处施展的哀怨。而丈夫赖雅,会在此时给她一点慰藉,一丝鼓励,就像孤岛之滨游副局弋而来的一只满载希望的小船,可以带她出海,不管她如今是不是知名作家,可不可以赚取丰厚的稿酬。他们找到了彼此相依为命的爱的摇篮,好让爱穿行于尘世的荒漠,漫天的风沙遮挡住垂暮的夕阳,却阻遏不住残阳如血中那一抹绯红的绚烂和苍茫。

陪伴一个老人,度过他一生最安详,最宽容,却也是最无助,最困窘的年月,也许是张爱玲的爱的海洋里,那仅剩的一丝对爱的渴望吧。

于是有了她跟这个美国老人相濡以沫的十一载。她回归到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份,也同样背负上了他们的种种不幸和磨难,一面写一些不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屡次被退稿的作品,一面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赖雅。她仿佛是在把自己作品中的女人的宿命进行一次残酷的彩排和重演,但却消弭了她们的怨懑和变态,只剩下无怨无悔地为爱付出。

时代大潮滚滚而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改变自己。张爱玲就不是这样的人。她沉溺于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乐,宁愿穿着那件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流连在昔日的湖水边轻拈垂柳的柔柯,也不愿透过窗子,俯瞰一下周遭的场景,都有何许变化:仿佛一出戏剧演到了末尾,要收场了,拉下帷幕,重新上演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模子里孕育出来的新的嫩芽。

然而这样的时代是终究要逃离末世的梦魇如期而至的。没落像一个涅槃,黑压压的云朵遮天蔽日般用雾霾的影子淡化了烈焰的灰烬,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琴弦断裂的声响。可是,新时代的长笛却舒缓而悠扬地吹奏出另一曲旋律和华章,毕竟,一个新的国家这样建立起来了。清一色的中山装和列宁装,似乎以席卷之势替代了她身上那一袭玲珑别致的旗袍。奇装异服的时代过去了,而下一个否定之否定还远未来临。

她竟全然不知,漠然以对,仍以自己的旧式装束去赴1950年的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

这场景原本是亲切而融通的,但与她却是陌生而令人恐惧的。不一样的说辞,不一样的态度,令她感受到女孩子般的讶异和惋惜。

她原本是为悲剧而生的,那彻头彻尾见不到一线光明的无望的悲剧,就如她拉过的小提琴那尖利刺耳的琴音一样,是晦涩的、阴暗的,没有巴金、曹禺似的愤怒,也没有鲁迅的以文字医治国民心智的宏大抱负,她像一株孤独的蒺藜花,傲然而萧索地立于暗室的一隅,光影倾泻下来,照到的只是她身影的一部分。

幻灭和空虚,苍茫和深邃,那如死亡般阴森的逼近的恐惧,正是人类无法逃脱的时代的魔咒。那一页页墨迹,排列成行,看不到鼓动人心的画面,也无助于现今这个时代进步的要求。

也许是察觉到了自己与这陌生的一切格格不入的心地,她迈着落落的步子来到上海附近的农村,写成了一部《秧歌》贡献于新时代、新社会。

政治的领地像红的旗帜铺陈的原野上的高坡,她在风中瑟瑟发抖,清凉的风吹乱了她的鬓发,撩拨着她凝重而平和的神情。她就站在这月朗见清、熹微初露的黎明时分的高岗上,目光迷离地凝视着前方,身后依旧是亘古苍茫的大地,和凉意浸润着的幽怨的人生。而时代的凌厉的风,却吹起一层层细小的涟漪,泛在她心里,便如点点离人之泪,只能使她肃然独伫,不知所衷。

一改往日风格的抉择,是否出于无奈,还是出于自愿,也许永远无法知晓。只是这文风突变的改写,并没有引来多少诗意的赞美和用心的揣摩。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是她这一时期写作的硬伤。

尽管她曾经走入农村体验生活,那毕竟与她自幼便被包容其中的成长经历大相径庭,不立足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一个作家就会陷入虚假的泥沼不能自拔。这是当然的。因为如果让张爱玲同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作家相比,她与他们根本就是曾经在两个世界中驻扎过的两个灵魂,两种基调。

她描摹繁华落幕的苍凉颓势,却无法写尽星火燎原的浩荡和雄浑。她只属于她自己,属于旧上海的一隅,属于她那个苍茫、浑浊而又见不到一点光影的人生剧场。

要求一个作家兼容并蓄,不是不可能或不可取,然而对多个风格的融会贯通,也许会在无形之中削弱任何一个风格的极致和细微。她是个天才的人儿,其锋芒并不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而愈发耀眼。相反,她的锐气一旦耗尽,被销蚀在一个异样的环境中随云雾飘散、蒸腾,便再也无处可觅,任你千丝万缕地寻它念它,也将无功而返,不免黯然神伤。

她早已看惯了风尘中的小人物,被时代的风潮吹熄了虚寒中的火焰,这是一个大破坏之后,另一个即将要来临前夕的梦境。

战争于她,并不是没有一丝瓜葛。香港的战争经历,使她久久沉湎于其中,被那隆隆的声响所恫吓,徘徊在记忆深处如阴霾一般终究无法弥散。于是,有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中那抛开一切的赤裸裸的人性的回归。

战争是一个背景,一个画面。战争中的天与地,是一只被顷刻闭合的硕大无比的箱子。一旦陷入黑暗的泥沼,人生的真切此刻便会俨然逼近彼此的内心,于是所有的人性的阻遏,沟通交流的障碍物都消失了,人们彼此的需要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须。

爱情只是你和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契约,足够彼此享受十年的相濡以沫。

战争改变了人的情感和生存状态。所以,战争之于张爱玲,正如战争之于任何普通民众一样,是一个宏观的轮廓,规定着人生的走向。它是一剂毒药,让你在虚浮中沉沦下坠。它又是一盏提灯,没有它,你便看不清人生和情感的本来面目。无论战争是狰狞也好,可怖也好,它至少代表了人类战胜兽性的理念的衰亡。而对于张爱玲及其笔下的人物而言,这个时代中的战争,只充当了他们情感的催化剂的角色。

爱玲是不甘就此落后于时代的步伐的,所以她写了《赤地之恋》、《小艾》等作品。同时代评论者的指摘,是源于对张爱玲不熟悉的题材的不自信。大多数专业评论者的眼光,都停留在自己先入为主的歧见之中,不能客观地审视张爱玲这一时期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突破方面的价值。

绵密悱恻的奢靡语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当代文学通用的语言和表述,可见张爱玲对语言的把握和习得,就如同一个颇具语言天赋的孩童初识墨香一般,很容易便谙熟于心,以至于朗朗上口。

以她从前对语言的精妙运用和探析,放在如今的这些作品里,只需稍稍简化成更平实的语句,便可使行文风格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她也许着意在模仿同时代的红色作家的写作风格,可是她对于小人物的关注,此刻被放置在农民身上。她对农民深切的同情,却没有被同时代的评论者意会。他们似乎没有看懂她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也许她只是想表现一下真实的情境。

于是她写出了农民的饥饿,写出了党的干部对政策的盲从,也写出了某些干部的世俗、浅薄,从而孕育出似乎同样的苍茫结局,确乎好人永远无法战胜现实、战胜环境。尽管那结局似是透出光明和希望的,其中却隐藏着时代的宿命套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

她完完全全从一个深宅大院的昏暗的静寂中走出来,踱着舒缓的步子,不得已放弃了那段萎谢的情缘。新时代给予她的,除了一丝惊诧、惶惑和陌生而外,并不是没有希冀、渴求和追索,可是她失望了。

掌声像批评的声音一样微弱和不足道,她已经不是旧日上海那朵引人注目的蔷薇花。素喜奇装异服的孤傲女子,等不得周遭全然换上标志性的深蓝、土黄或者铁灰,便又迈着匆忙的步履,登上了下一段人生旅途的列车,沿铁轨轰隆隆驶向隧道深处的另一个驿站。

她的写作生涯是在这样无奈的夹缝中承受着挤压和煎熬的,而她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又何尝不是这夹缝中的情愫的真切演绎。那是一本本女性之书,被搁置在案头散发着悠长的墨香,字里行间透出女性的真实、鄙俗、卑微、强势,抑或无可救药的堕落。

男性似乎只是一个陪衬,就像绒绒的青草地为雏菊铺陈的一抹底色,被调和成淡漠的背景,时而被忽略,时而被弱化。从这一点上来说,张爱玲在其作品中对女性情感的关注,还是远远超过其对男性的兴趣。男人们似乎失去了本该有的能力,退化成为烟雾中和女人掌心的蠕虫。

自由主义与女权色彩,并不是张爱玲头脑中和生活圈子里女人们的典型代表及其象征。女人是真实存在着的生灵,尽管被生活的压抑扭曲得变了形,直至滋生出恐怖和变态的灵魂,她们也还是如此真实,就像我们眼前的一切景物一样,让人不得不相信她们的永恒存在。

被女人们奉为圭臬的是爱情,是对极致幸福的追求,可是现实世界却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攫取了她们的存在的意义。一如林黛玉般临水照花的女人们,妩媚的长发随着柳枝的摇摆而曼妙地舞动,面庞被夕阳的霞影映衬得如梦如幻,只有爱情能让她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狭小的生活圈子,注定了爱情是她们生命传奇的最极致的表达。

像陈年老酒的一抹醇香,散发着溽热的浓稠的滋味,尽管女人们在张爱玲笔下,时常将爱情视作自己获得生存保障的跳板,可是女人终究是女人,一旦时机成熟,爱情恣情地绽放,仿佛妖艳的曼陀罗的花瓣,撩拨着她们的心情之时,女人们还是会用她们细腻敏感的体验,解读她们心中爱情的真谛,让爱情像酿酒的过程一般,虽缓慢却永恒。

爱情是女人心底的一个秘密,一道疤痕。爱情的幻影有时是虚伪的,被云雾笼罩的,裹挟着人性的卑微、渺小、自私,糅合着人性复杂的侧面。有人说现今是一个爱情死亡的年代,可是倒退几十年,昔日的旧上海,在这里爱情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能将爱情同各式各样的心机混杂在一起。也许这已不能被称为爱情,只能叫做一种情爱。情爱是社会和家庭寄生虫的唯一的情感模式,有时也会充当他们生存的工具。

虚伪自私的男人们,没有理由让女人们为之付出百分百的爱情。于是爱情的基调如调色板中的颜料一样鲜艳丰富,早已不是纯美的色泽,或是单调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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