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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封建家庭与新女性

张爱玲在其散文作品中,屡次提及姑姑张茂渊,甚至比对其母黄素琼的提及次数还要多。姑姑对张爱玲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此可见一斑。张爱玲曾描述过姑姑对自己的指摘,说母亲黄素琼身上的傲骨和雅韵不知怎地竟没有被爱玲继承,又说她似乎长了一副俗媚的骨头,意指她的言行举止多少沾染上了父亲和周遭环境的俗气。殊不知,正是这俗气,才造就出一代文学典范那贴近市井、贴近世俗人情的极致描绘。

无疑,母亲和姑姑是新时代的新女性。仿佛含苞待放的睡莲,悠悠然静卧在黛绿色的池水里,虽闲适却极不自在,因为它们的叶瓣,早就向往着和风细雨的滋润,和阳光的爱抚。天空中似交叠着两片不同色彩的云,一面是阴霾,一面是雨后彩虹映衬下的清丽脱俗的秀色。女人的呼吸伴随着芳草的馨香,渴望而焦急。封建世家大族的宅邸,仿佛一个氤氲密闭的暗室,怎能令人不萌发冲出去的热情和信念?

可叹的是,突破旧生活束缚的反叛者,女性似乎占了很大一部分。文艺作品中,也经常会以女性作为主人公,体现她们那甚至高于男性的纯然的觉悟和决然的反叛精神。可喜的是,在张爱玲的家庭中,就有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

世俗者眼中,嫂子跟小姑的相处,总有一丝不甚和谐的因子隐匿其中,仿佛簸箕里乳白色的大米掺杂着几粒异色的沙子,虽可以拣出来,却因碍眼而给人留下不快的印象。可是在这个家庭中,嫂子跟小姑之间,仿佛惺惺相惜般默契和共融,她们同样地难以忍受作为封建遗老遗少的张廷重的荒唐和自私自利。男人,俨然成了旧习俗、旧制度的顽固守卫者,而女人们,早已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日子。如果说嫂子黄素琼的出走,是因为家庭生活的极度不幸使然,那么小姑的出洋留学,不吝是一种彻底的反叛和同封建家庭决裂的勇气使然。

母亲黄素琼,在无法释怀的悲恸的泪水中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陪伴她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依稀斑驳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两个戴着眼镜的,文气十足的年轻女性,每人都用一只手拉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宛若布娃娃般快乐的神情,仿佛置身于幸福之海。妈妈和姑姑足以构成童年梦幻海洋中的远帆,带着梦想漂泊在绚丽的洋面。可是背叛意味着撇下家中富足安逸的生活,撇下幼小的子女,忍受亲情离散的孤苦和辛酸。于小姑张茂渊而言,这一切似乎会淡薄一些,仿佛迷雾遮挡下的苍莽的桦树林,隔着幽暗和朦胧,还能嗅到或触及远山的绵延起伏带给人的诗画般的希冀。可是对母亲黄素琼来说,这一切只是一个逃避的筹码,只是对极度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丈夫情感背叛的逃离和报复。

姑姑张茂渊,被后人称作极品剩女的,七十八岁嫁给自己二十几岁时的初恋对象的,传奇般的、谜一样的女子,是同张爱玲一起生活时间很长的一个亲戚。八十五岁高龄时的张茂渊,曾以书信的方式向宋淇索要张爱玲的地址。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对远在天涯的在世的唯一张姓亲人的眷恋和思念。她的内心犹如被岁月的风销蚀的沙漠中的巨大岩石一般,变得风化了,柔软细腻了。此刻的她,只有似曾相识的怀旧追忆萦绕在心头,而摒弃了青年时代那一种旁人难以揣摩的孤高个性。

旅欧时的张茂渊,结识初恋情人李开弟,也曾有过软语温存的瞬间,也曾有过海誓山盟的光阴,可是造物弄人,尘缘易逝,李开弟早已在家中定有婚约,仿佛贴了售罄标签的商品,纵然再好,无奈已有了主顾。时间的无涯的荒野,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那抹机缘,是不愿眷顾带着少女般憧憬的张茂渊的。秋风中披上的风衣,寂寞闲暇时诵读的诗歌,都仅止于是一片片回忆的云,镶嵌在记忆的匣里,时而打开,时而闭合,除了断断续续的幸福片段萦绕在屋梁之外,却不曾有过远方的信鸽随秋风寄过来的缠绵的痴语。

如果说初恋埋葬了张茂渊的信念,才使她守着几乎终身的孤寂而迟迟未嫁,难免有那么一丝牵强。因为宿命的根芽不可能只有一处根须在汲取赖以生长的雨露。可是,却为何偏偏在七十八岁时,再一次遇到梦里千回百转却佳音难觅的那段旷世情缘呢?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在张茂渊同爱人李开弟身上,似乎有着近乎完美的体现。就像一池子盛放的牡丹花,那种妖娆的、千姿百态的对永恒的诠释,确切地体现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曼妙和缠绵。

由于同父亲的决裂,张爱玲曾投奔母亲和姑姑。姑姑倒是全然接受了她,却接受不了弟弟张子静。破碎家庭的男孩,往往比女孩更敏感和脆弱,张子静那水汪汪的似含着泪的大眼睛,似乎都没有打动姑姑的心弦,令她用一丝女性的同情心来抚慰侄子幼小的、受伤的心灵。张子静并没有责怪姑姑什么,多年以后还是想去看她,却不敢想,也不敢付诸行动。可见那份疏远和敬畏掺杂在一起的繁复心绪。姑姑何以对侄儿如此冷淡?难道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不顾亲情、趋炎附势的哥哥的影子么?当初哥哥张廷重和自己,是一个娘生的一奶同胞,但究其实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宛若父亲般的大哥。家道败落、父母亦已离世之后,家中资财是由这位长兄代为保管的。直到张廷重另立门户,娶了黄素琼之后,分家大战才就此展开。由于财产分配的不公,张廷重和张茂渊兄妹,曾和同父异母的大哥张志潜对簿公堂。怎奈张廷重中途倒戈,受继母拉拢而着实让妹妹张茂渊吃了一个大亏。张茂渊从此决意同哥哥疏离,并且表明自己“讨厌张家的人”。连亲哥哥尚且如此,何况别人?这个大家族,于她而言,已经不存多少人情味了。

有人说,张茂渊受到的伤害,远较《红楼梦》里的惜春为多。因为她对家庭、对兄长,原本是有千般眷念和依赖的,却在成年之后,承受这样的被亲情离弃的切肤之痛,俨然一个人性自私的受害者。哥哥的背信弃义,同哥哥的腐朽糜烂的生活状态一样,不值丝毫留恋忍耐、抑或同情。也许正因如此,她与侄儿便像凭空增添了几许隔膜一般,并不亲近。

她对张爱玲倒不至于此,可也似乎少了些热的气息,多了几分冷的味道。她的家,虽是张爱玲从1937到1952年一直的寓所,但却是完整得经不起张爱玲跌跌撞撞的“破坏”的场所。显然,这里没有家的亲切和熟悉感。自小伴着她长大的那些雕梁画栋,片瓦屋檐,只能被封锁在如雨丝般细长的记忆里,真真切切,却是再也回不去了。即使那个家就如同长在自己身上一般熟悉,父亲和继母的恶毒,实在是再陌生不过。如同一个赤裸裸的人站在天地之间,头顶挂着炫目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炙着荒凉的脊背、无意义的人生。姑姑的家,即使打破玻璃的代价是鲜血直流,终究这伤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换一块新的玻璃,以维持这个并不熟悉的家的完整无瑕。即使这样,又能作何选择?毕竟还是要在尘世的一隅固执地生活下去,偶尔听到姑姑在就寝前说上一句“视睡如归”之类颇具个性的辞令,或者瞥一眼她对文人的厌烦所留下的那微蹙的眉头,或者欣赏她把唯一的因过于不好而卖不出去才没被当掉的披霞搭在身上,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却仍然不知到底该如何搭配才穿得出去时的兴致。这一切都恍如一梦,在姑姑八十五岁高龄的时候,显得如此真切而细腻,耐人追寻。

如果说姑姑在张爱玲心目中,可以算作一个至亲却总有些疏离的影像的话,母亲对她而言,就更是蒙着一层幸福神秘,却也同样遥不可及的光环的普罗旺斯的圣女。母亲第一次出国归来,历时四年,同小爱玲已然疏远。一次过街,母亲拉了一下她的手,她就感到那种陌生的压迫感带来的一丝不舒服不自然的感觉。可是母亲是爱她的,精心为她修葺中西结合的童话般的城堡,为她争取受新式教育的权利而同父亲不惜吵得面红耳赤。这个女人无论如何得不到丈夫的一点理解和支持。这次归来,只是她婚姻噩梦的又一次无谓的延续。她头疼,也心疼,终于在给张爱玲办理入学手续时,以自己当时的心情的英文音译,把女儿的名字从张媖改为张爱玲。其实,真正代表她此时状态的,是那个英文单词“ailing”的中文释义, 她守着生病的,甚至处于瘫痪状态的破败的家,除了头疼而外,自己也被沾染上了一丝病态的气息。她的抑郁由张爱玲的名字便可见一斑。病是要彻底的病下去了,可是什么时候死还不能确定。因为尚有儿女,就难免平添一丝牵挂,所以即使再困厄,再身心疲惫,也只能硬着头皮支撑下去。那郁郁寡欢的愁肠,就一并化为剧烈的头痛,只因世间还有一些事情是她无论如何必须管下去的。比如,自幼聪慧无比的女儿的教育问题。

一个崇尚自由,热爱文学艺术的超凡的女子,就这样被埋葬在丈夫的寡情、自私、守旧和顽固的泥淖里。张爱玲幼年时开的沙龙不见了,母亲同女朋友弹着钢琴表演的谈恋爱的场景再也不能重现,不能让小爱玲欢悦之中在床头的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了。母亲财力不足,但并不至于不能接纳她,于是教她怎样煮饭,怎样洗衣服,怎样看别人脸色,照镜子揣摩面部表情,走路的姿势,凡此种种,无不在精心培养一个交际场上的新秀。奈何女儿并不是这样的人,她自有自己要追索的真相,是远在这些被设定的生活轨迹之外的。就像那部《传奇》中的人物一样,虽然是小人物,一样有他们光艳夺目的传奇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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