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充满了悲哀和痛苦，没有人能摆脱悲哀和痛苦。命运残酷无情，人类孱弱可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内心富有的人才像圣诞节明亮温暖、充满幸福的房子一样。所以，谁拥有这种杰出而丰富的人格，谁就会获得幸福的命运。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19岁时对笛卡儿有过这样一次议论，当她从一篇文章中得知，笛卡儿在荷兰极其孤独地生活了20年后，她说，笛卡儿先生是一位最幸福的人，他的处境太令我妒忌了。要像笛卡儿这样，一个人还必须要有足够有利的外部条件，使自己能成为自己生活和幸福的主人，或像《传道书》里所说的：“智慧和遗产是美好的，对活着的人是有用的。”

在天性和命运中已赋予了智慧的人，最关注和渴望的是维护他固有的幸福的基础，为此，他必须能独立自主并享有闲暇，克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娱乐消遣。因为他的愉悦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局限在外部世界。所以，他不会因渴求加官进爵、牟取钱财、贪恋名声或同伙的赞誉而误入歧途，也不会为满足低俗的欲望和粗鄙的趣味而放纵自己。他会听从贺拉斯在给乌其纳斯的书笺中所做的劝告：舍弃其内而求诸于外，为荣华富贵而放弃心灵的平静及闲暇和独立，不啻为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即时而赞美牲畜的饱食，时而倾向阿拉伯人的富有悠闲和自然奔放。

人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在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一切快乐都以某种活动、某种能力的作用为先决条件，离开了这种活动或作用，就不可能有快乐。他认为，人的幸福在于自由地发挥他的最高能力。斯托包乌斯诠释逍遥派哲学时对这一思想也确切地阐述：“幸福意味着在所从事的事情上，行动具有魄力且富于成果。”他解释说，他用的“魄力”这个词，是指驾驭一切事物的能力。自然赋予人力量，最初的目的是使他有能力和那些全面困扰他的难题进行抗争，抗争一旦停止，那些没有被动用而得到发挥的力量就成为他的负担了。除了依靠这些力量来引起别的痛苦和烦恼的原因外，他使用这些能力根本没有任何目的。正是上层的富人们，才是受烦恼折磨最深的牺牲品。

很早前卢克莱修就最富有的人们的可怜样子做过描述，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他的描述蕴含着一个真理：那些厌倦于待在家里的人，常常离开自己的大厦而到外面去，然后又转回来，原来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他骑着马疾驰而去，疯狂地奔往自己的别墅，就像赶去帮忙救火一样。然而他双脚下一迈进门槛，就打起呵欠来，或昏昏沉沉的，寻求着把所有的事物都忘却，或者急急忙忙地再赶回城里。这种人年轻时体力过剩且精力充沛，那不同于心灵能力的力量并不能使充沛的活力长久得以维系。但到了晚年，他们在精神上的力量就荡然无存了，也不会再有想发挥这些能力的思想了，所以他们处境困窘，但却还有意志，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没有枯竭的力量。他们用容易使人激动的兴奋剂，来刺激他们的意志，诸如给靠运气取胜的游戏下大赌注，这是一种最堕落的恶习。 

也许有人会泛泛而论，认为一个人发觉自己无事可干，就会选择某种自己擅长的、合适的娱乐，如玩球、下棋、打猎、绘画、骑马、听音乐、打牌、写诗或研究哲学等。这些爱好可以还原为三种基本的能力或因素。首先是由于旺盛精力而产生的快乐，对于食物、美酒、休息和睡眠快乐。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快乐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其次是由于具有强健的体力而产生的快乐，如散步、跑步、跳舞、击剑、骑马及类似的休闲活动，有时这种需求采取运动的形式，有时则采取军事生活及战争的形式。最后是由敏感性引起的快乐，如观察、思想、感觉，或对于诗歌或文化的鉴赏力，音乐、学习、阅读、深思、发明、哲学和诸如此类的事物。对于每种快乐的意义，相对的价值及持续的时间，可以谈论许多，因为快乐总是包含着使用自己的能力，经常不断地快乐，才能构成幸福。在这一点上，敏感性的快乐比其他两种基本的快乐更为重要。因为这两种快乐也一样地存在于野兽中。精神的力量乃是敏感性的形式，所以敏感性的优势能使人获得与心灵相关的快乐，即所谓理智的快乐无比。敏感性越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就越会获得理智的快乐。寻常之辈只对能使他的意志激动起来的事物感兴趣，即对那种让他个人高兴的事物感兴趣，不断地刺激意志不是纯粹的美事。

——《论生命悲剧哲学》

叔本华的人生智慧

在爱情中，好的人格也会使我们感觉到真正的幸福与满足。弗洛姆曾说，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那么每种爱的努力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永远得不到满足。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塑造好的人格，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刻苦学习，丰富知识。积极交流，融入大集体。不骄不躁，不失望不气馁。面对困难，积极解决。发扬积极的人格特性，接受自己，容纳别人，以健全的人格去面对社会，心里就会晴空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