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折（一）

夏天过去了。

别人进入三夏大忙时，整个夏天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把程岗大队群众的力量从他们的血里骨里挖出来。

我们要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次和红梅在村口分手时，她说：“我们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说：“你放心，红梅，只要依靠群众，不要多久，就能把村里政权夺过来。”然后，我们就在村头分手了。我看着她走过程前街的井台旁，才绕道至程后街轻脚快步回了家。

我在家闭门不出思考了一夏天。这一夏天我成千上万遍地默念我们要依靠群众那句伟大而又深刻的七个字。那七个字使我意识到了程岗大队的领导层之所以水泼不进、针扎不透，如铁桶一般，除了因他们都是程家血缘这个腐朽的衣钵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没有在“敢”字上做文章，没有讲究政策和策略。

为发动群众，我必须想出一套计划来，制定出一套策略来。那个夏天，我闭门不出的成果，是我在我那牛皮笔记本上列了四点计划：

（１）迅速成立三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是我、红梅、程庆林或者程庆贤。

（２）广泛搜集报纸、广播和九都市及县城和左村右庄那些阻挠革命行动者必然没有好下场的事例和典型。

（３）把这些事例和典型印成传单，广泛散发到各家各户，散发到每个社员群众的手里，造成程岗政治空气空前的紧张和不安。

（４）在紧张不安的气氛里，发动群众，寻找革命的突破口。

第一条，秋天刚到，我和红梅去找了程庆林，说：“庆林，咱有话直说，你想进领导小组吗？推翻程岗大队党支部后，你就是程岗大队的副支书。”他想了和没想一样说：“想。只要能当村干部，你爱军让我干啥我干啥。”这就没有必要再去寻找程庆贤了。领导核心小组也就立马成立了。

第二条，我们在秘密行动中用了半月时间，搜集七十八条事例，从这些事例中选出了十五条典例，印了二百张传单。为了保密，我到一百八十里外的邻县我的战友那里打印了那些传单（我的那个战友在县委打字室工作）。这十五条典例分别是：

（1）地区九都的东城区，区委书记因不仅不支持革命小将们的造反行动，还和一个姑娘拉着手走在大街上，小将们把他吊在城门楼上用火活活烧死了。

（2）在城关红梅的母校里，一位老师偷看女厕所，学生们在他讲课时，把他捆在黑板架子上，把他的眼珠挖出来喂了狗。

（3）距程岗只有六里远的东大头儿大队，群众发现党支部书记把毛主席语录掉进茅厕里，他不仅没有立马捞出来，而且还用半截土坯放进茅池中，把飘着的语录压进了茅池底。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纸包不了火，土挡不了水。土坯泡成烂泥时，群众在抓革命、促生产挑粪灌地那一天，捞出了那本红语录，发现语录上写有村支书的名，不仅一声呐喊撤了这支书，还在呐喊声中打断了他的一条腿，让他自己把自己拉的大粪吃了一堆儿。

（4）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有个村落名为小溪村，要求所有过桥的人都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有个女社员不会背，守桥的青年问她说：“你知道毛主席是谁吗？”那人想了半天摇摇头，青年们就把她推到水下淹死了。

......

（13）省城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造反派，已经是省里的常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是全国因革命而被提拔的最年轻的省级领导干部。

（14）地区某工厂的工人赵霞秋，女，二十六岁，被领导接见之后，一夜之间成为该厂七千八百名工人拥戴的好厂长。

（15）距程岗镇二十二里路相邻的马家营子公社，有位年仅十八岁的回乡学生领导青年闹革命，在推翻了村党支部书记之后，组成了新的村支部；因革命有功，最近不仅成了公社书记，还有可能成为县委委员。

印成了传单的典例，看了不仅使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而且心旷神怡，灵愉神悦。在中国大地上，居然有人二十一岁就成了省委宣传部部长，居然有人二十六岁就成了有七千八百人国营厂的厂长，居然有人十八岁就当了村支书，又当了公社的一把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社会就是这样，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你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们不能不采取行动了。我们不能心慈手软了。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我们取得了胜利，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我们也一定要取得胜利。

我们把那些散发着油墨黑香的传单散发出去了。我们站在村头，像真的患有魔症的病人，见人都给他或她的手里塞一张。问：“是啥？”答：“传单。”问：“上边写的啥？”答：“看看你就知道了。”说：“一字不识，咋看哩？”说：“请人念一念你就知道了。”那些收工回家的村人们，那些赶着牛、羊回家的村人们，那些背着书包，从学校出来回家吃午饭的学生们，他们拿着那些传单边走边看，有的还如在课堂朗诵一样，在街上走着大声读起来。那些不识字的村人们，凑到念传单人跟前，可他正听到来劲时，那念传单的人却突然不念了，脸色变白了。听的说：“赶快往下念呀。”念的把那传单收起来说：“怕要出事了，怕要发生塌天的事情哩。”说完就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赶去了，躲灾避难一样往家赶去了。

意外、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二百张传单，我们三人发出去三十多张时，那些在牌坊之战中被他们的父母、爷奶拉下战场的青年们大都又自觉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回到了革命的队伍里。程庆森、程庆石、程庆旺、程贤桩、程贤敏、程贤粉、程庆安、程贤翠、田壮壮、任齐柱、石大狗、石二狗、张小淑，他们看了传单，先是一脸惊色，及至把那些传单看完之后，都过来帮我们散发传单了。他们把剩下的一百多张传单每人分拿了十几张，分别到程前街、程后街、村头上、吃饭场、校门口如撒雪片一样把那些传单撒将出去了，贴在、挂在谁家门口和低矮的枣树、柿树上。

一时间，程岗村陷入惊慌了，家家户户都在议论那被火烧死的区委书记、被挖出眼珠的老师、被打断了腿的村支书。秋天的街道上，除了是玉蜀黍的生甜气息，就是半黑半白的恐怖在街上笼罩着。说：“真的把那人推到水里淹死了？”说：“东大头儿村的支书我认识，真的把他的腿给打断了吗？”村里有人和东大头儿村有亲戚，勤勤快快地跑去问了呢，果然情况属实，还说那支书家的儿子，听说他爹用土坯把语录压进了茅厕底，于是问他爹：“真的吗？”他爹低头不语，儿子起手就在他爹脸上打了一耳光，还跟着又在他爹的裆上踢一脚。

一场深刻的思想斗争如龙卷风一样在程岗的家家户户开始了，明眼的村人已经看到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洪流，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奔泻进了程岗镇。我知道，我必须借这股东风之势，迅速找到革命的突破口，找到置敌人于死地的喉结和心脏。

简言之，就是必须从村支书或者村长身上找到他们现行反革命的言论或行动，一举捣毁这个党支部。

当然，打倒了程天青，也就摧毁了党支部。当然，要把程天青置于死地而后快，则需要他反革命或曾经反过革命的铁的事实和证据。当然，找不到这些证据不要紧，只要能从他的直系亲属身上找到些，也是完全可以的。在革命紧要关口上，同样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同归就是这道理。

时令已经过了寒露，秋熟的季节来到了。玉蜀黍红烂烂的甜味，已经开始从田地里朝村落袭过来，你从程岗镇上走过去，由西向东，或由南偏北的风中会夹带着瞅得见、摸得着褐黄的秋味儿，如初春的柳絮杨花在街上飘荡着。这是最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季节了。在乡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忙总是要阻挠革命进程的。革命总是要必不可少地为农忙让出一条路，为农忙付出沉重代价的。我想应该在秋收到来之前，就找到革命的突破口，在秋收的忙乱中，趁热打铁，把程天青从程岗大队皇帝的位置上拉下来。

我决定召开一个革命骨干会。

会议的口头通知，由程庆林送给了十七个人，会议的地点选在人迹罕至的十三里河的河滩上（我和红梅约会的失约处）。为了在那个会上深刻地动员大家揭发程天青的错误和犯罪事实，我买了十七个笔记本、十七支圆珠笔、一盒红印油。我要大家在我动员之后，当即把程天青的错误言行写到笔记本儿上，再在那笔记本上按上自己的红手印。我希望通过这个秘密会议，能找到程天青有把毛主席语录掉进茅厕的事，或将毛主席三个字写错、写倒的事，或再一不小心说过啥貌似平淡无奇，分析之后则使人大惊失色的错话儿。这样的事情只稍有一点，革命的突破口也就出现了，程岗也许就有了曙光啦，程天青也就大祸临头了。正是午时候，天气热得很，村里人都在歇午觉，村街上热烫的宁静像烧干了水的锅。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也都在屋里睡着了。为了把那十七支圆珠笔芯做成能写字的圆珠笔，我在院里把我家的竹扫帚折开，用菜刀削出十七段细竹竿，用纳鞋的绳儿做着圆珠笔。这当儿桂枝推开大门回来了，手里提了一挂儿机器轧的细面条，半篮儿鸡蛋和鸭蛋。

她问：“你干啥？那是新扫帚。”

我说：“你听着，你我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从今往后你少问我干啥。”

她怔怔地立在那，脸上有了菜青色，似乎要发作，可她忍住了。我知道她有事情要求我。她每次有求于我时，就总是强压着火气不让自己爆起来。

她说：“今儿是农历几月初几你知道不知道？”

我没有抬头，仍在把笔芯往细竹竿里塞，

“几月初几碍我啥事儿？”

她说：“今儿是我爹六十大寿你知道不知道？”

我乜了她一眼，“他六十岁了？国家干部六十就必须退休了，他咋还占着这村支书的位置不下呀。”

桂枝脸上的青色加重了，“你今儿去不去给他祝寿？”

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没那个闲工夫。”

桂枝眼里有了泪，“高爱军，算我程桂枝求你行不行？”

我停了手里活儿，“程桂枝，半月前我娘生日，我让你擀一碗鸡蛋面条端到岗上给我娘，你咋不擀哩？你咋不端哩？今儿你求我了是不是？好哟，我也求求你，让你爹四年前说过让我接班当村支书的话兑现行不行？”

桂枝哑然了。她有些可怜地站在门口上，也许是她对我娘的不孝使她后悔了，也许她感到她爹说过的要让我当支书的话应该兑现，也许她面对政治和家庭的矛盾混在一起时，使她无力施展一个支书的闺女在一个普通百姓家庭中的威力和权力。她只知道她是程天青的闺女，在程岗大街上走过去，那些六十岁、七十岁，甚或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人见了她，老远都要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可她不知道，革命时期是政治压倒一切的，一点一滴的政治威力，都能打倒家庭的不平等、不平衡，无谓的权力和权势。她只念过几年学，从来不读书，是地道的农村家庭妇女哩，压根不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啥儿，不知道《红旗》杂志是啥儿。她注定在家庭矛盾中，总是毫无理由地占上风，注定家庭矛盾和政治、社会发生纠葛时，那些鸡毛蒜皮都染上红的颜色可以上纲上线时，使家庭矛盾陷入政治、社会的旋涡时，她束手无策，左右抬不起手。她注定是政治在家庭中的牺牲品，就像三仙姑必然成为二三十年前中国婚姻革命的牺牲品，小二黑和小芹必然成为那次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一模样。

我又在做我的能够口诛笔伐的土制笔杆圆珠笔了。

她在我面前站一会儿，然后就把面条、鸡蛋、鸭蛋放进灶房里，搬过一个凳子坐在上房和灶房交叉出的一块阴凉里。我不知道那时候她心里想了啥，不知道她那时候心里是一场生死之战还是一片空白儿。她就那么坐在我身后，距我两丈远，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在做那一把圆珠笔。日光就从她的目光中走过去，阴凉就从她眼前退到她身后，直到酷炎的日光照了她，她都没有灵醒。她被阳光照晕了，脸上流汗了。

我做完了十七支圆珠笔站起来，伸伸懒腰，看见她还呆呆坐在日光下，心里便有些善意了（有时候，善良是革命者的天敌）。

“日头晒着你了，”我说，“给你爹说，见好就收吧，我当了支书，也不会让他吃啥儿亏。”

她往后退到阴凉处，脸上是被日光晒透了的黑红色。

“我爹病了，病了好几天啦。那天看了你们印的东西他就倒在床上啦。”她说，“高爱军，今儿我爹六十大寿，想摆两桌筵席高兴高兴哩，你趁这当儿去给他道个歉，赔声不是，我程桂枝以后对你好，对你娘好，把你娘从岗上接下来一起过日子。只要你对我爹好，我就一定对你娘好行不行？”

我盯着坐在那儿的程桂枝。她的脸那时候因为从来没有过的乞求呈现出了过夜猪肝的深紫色。我忽然就有了从未有过的恶心她，从未有过地瞧不起她和可怜她。我觉得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既丑又呆的女人结婚呢？怎么会和她生下一双儿女呢？她居然可以拿对我娘好来做条件，居然可以以本应存在却早已不存的孝心来谈革命中的大是大非呢？难道革命的问题是可以用家庭的手段解决的？难道阶级斗争是可以用搅面条的筷子调和吗？难道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一把小米、几颗豆子的恩赐吗？我在程桂枝的脸上盯一会儿，看看我手腕上的“海鸥”表，拿起那笔、本和印盒出门了。

“高爱军！”她突然站将起来把我叫住了。

我没有扭头站在大门里。

“我爹六十大寿你不去是不是？”

我冷冷“嗯”了一下说：“程桂枝，对你爹说，现在到处都在节约闹革命，工厂在节约一锨煤，城市在节约一滴水，全国上下，人人都在多、快、好、省地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毛主席说：‘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可你爹身为党员干部，几千口人的带头人，却在六十岁生日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这到底是啥意思哩？是为了过生日，还是别有用心呢？”

我走了。

说完这些我就出门去了。我听见程桂枝怒不可遏地在我身后跳着又一次叫了我的名，唤着说：“高爱军，我会让你后悔的！”那时候我不知道她这话的真正含义，顺手把大门关起来，大声回敬了一句话：“后悔的不是我，而是你爹程天青。”然后，我就扬长走去了。

午时的胡同如一条热布袋，知了的叫声仿佛炒过的沙粒一样从树上倒下来，从那空布袋里流过来，滚过去。谁家的狗吐着舌头，看见我懒懒地抬抬头，就又在树下睡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时刻，没有任何异样的时间里，程岗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了。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总是孕育在必然之中）。因为这个时间的平常，因为形势的瞬息万变，因为我对革命太过专心和用力，致使曙光从黑暗中突现那一刻，使我没有觉察它就降临了。

被我关上大门的高爱军家悄无声息。

被我的脚步丢在身后的程岗镇悄无声息。

我走出村子时，镇政府的旧北京吉普车不知从哪开了回来，我看见那个总是剃着平头的中年镇长坐在车里边，绕着程岗镇边上的村外公路，朝镇政府大院的方向开去了。我希望他能停车和我说句话，可那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知道他不会停车我和说话的。他不认识我，还不知道程岗镇上藏龙卧虎，正隐身着一个天才的革命家，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就是他这个中年镇长最得力的掘墓人。我望着那远去的吉普车，捡起一块石头朝着吉普车的方向砸过去，看着那石头撞在一个桐树上，把那棵桐树砸得皮破汁流，才朝十三里河那儿走去了。

红梅已经先一步到了十三里河滩上。她把她的闺女桃儿也领到了河滩上。桃儿正脱光双脚，坐在河边用白藕似的两个脚片在水里拍打着。红梅看见我好像有些对不住我的模样儿，瞅桃儿一眼说：“不让来，她就哭哭唤唤，没有法儿哩。”

我朝桃儿那边望望说：“来吧，没事儿，以后有机会再说。”

我俩都知道有机会了再说啥儿话，再做啥儿事。我们相对坐在一排柳树下的树荫里，她穿了一件那时镇上很少有人敢穿的布裙子（城里已经十分流行了，这该死的城乡差别哟），露出的玉白的双腿和假的一样动人心神儿。我看见她小腿上的细绒毛，稀稀的在柳树枝叶间偶尔漏落的日光里，闪着一丝一线金黄的光泽。她知道我在看着她。我们有很长日子没有单独待在一块了。我们都极想有机会单独待在一块儿。好像那当儿她知道我心里想了啥，她把微偏的身子转了转往前挪了挪，和我坐得更为正面些，更为贴近些。然后，她把她穿的方口平绒步鞋脱掉了，露出了她的十粒鲜红的脚趾甲，又把她的裙子朝上拉了拉，露出半截丰嫩的大腿来。

我有些口干舌燥了，咽了一口唾液儿。

河滩上静静悄悄，流水哗哗，日光下的白色水鸟在那条河坝聚起的水面上起起落落。小桃儿在那大声地唤：“妈——妈——鱼儿——”（程岗的孩子都管母亲叫“娘”，只有桃儿才叫妈）。红梅回过头去大声说：“桃儿，自个耍吧，妈和你伯说说话。”桃儿就卷着裤腿在河边捉鱼了。红梅看着我，让目光翻过我的肩头，又看了看通往村里的渠堤路。

我问：“来人没？”

她说：“没有。”又问：“要么……我们去那边树林一会儿？”

没有谁比红梅更知道那时我需要啥儿了。我爱她，死了都爱她。问完那句话，她做出了要起身走去为我牺牲的架势儿，我知道，到那儿，只要我点一下头，她就会不顾一切地为我把衣服脱下来。可我摇摇头：“非常时期，大局就是一切。”

她深明大义地点了头，把脚放在了我的大腿上，让那十粒红趾甲在我面前闪着红彤彤的光。这时候，程庆林来了，红梅若无其事地站起来，起身去给程庆林发了一支笔、一个笔记本。

后来每到一个，她都去发一支笔、一个本。她边发边和他们说些啥，使人们很快都随她陷入了一片神秘的革命情景中。我坐在河滩高处的一个篮儿似的石头上，看着大家拿着那笔、那本望着我。我说：“还有谁没来？”红梅、程庆林都说：“到齐了。”不消说会议可以开始了，可以直奔主题说我要说的事情了。

可我说：

“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把那些传单发出去以后，不到三天，副支书程天水——就是庆贤他叔。”我望着坐在自己一只鞋上的庆贤道：“他在昨晚找我了，说他有一次不小心往地上坐着时，毛主席语录从他的裤口袋里掉出来，他一屁股坐在了毛主席语录本儿上。他说他压根不知道犯了大错误，他不配当这个副支书，他甘愿把副支书的这个位置让给咱们其中的哪一个，甘愿做一个普通群众受教育，甘愿做一个被别人领导的老百姓。”话到这儿我歇了口，扫了一眼大伙儿，看见大伙的目光里都有噼啪的火苗跳动着。我说：“还有村里的电工也找我交代了，说他有一次想试试毛主席语录的皮儿绝缘不绝缘，没想到电线短路把那语录皮烧焦了，把毛主席像烧坏了。他说他不配做电工，随时都愿把电工的权力交出来。还有大队会计说他曾经把毛主席像章掉在一堆猪屎上。妇女主任说她有一次把孩娃的作文里的句子当成了毛主席的话，如此等等，这说明了啥儿呢？”我的嗓门抬高了，不断把手中的竹竿圆珠笔儿在空中舞动着，“说明我们初战告捷了，说明我们胜利在望了，说明那些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在我们面前、在革命大潮来临之前发抖了，退缩了。还说明啥儿呢？说明了对革命的运动，一切党派、一切同志都将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和弃绝，都将受到考核和评判。我们不怕他们犯错误，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可对那些犯了错误又不愿改正，不愿老实交代，甚至企图蒙混过关的人该怎样去处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再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地、彻底地被发动起来了，那些犯有错误并想蒙混过关的就水落石出了。就图穷匕首见，大白于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