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在皇城正北的平昌县，离市里最少有50公里路，坐落在一脉山下的田野里，如同荒郊野外的监狱样。因为病人都有精神病，害怕闹出事端来，就在那旷野上围了很高的墙，墙上还架了铁丝网。围墙一律是红砖，红砖墙上一律写着--给我一个糊涂，还你一个清醒和医人治病，救死扶伤--那样的标语和口号。门口的保安年轻力壮。门里的花草柔美飘香。走过花草后，医院里的前排是一栋现代化的六层门诊楼，后排是甲区、乙区和丙区的三类病号的病房和治疗区，其余的空地上，都是塔松和冬青树，花池和草地。整个医院和花园一模样，鸟语花香得让人麻痹和心寒。无论你此前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走进那几亩地大的花园里，过了门岗你就是精神病的患者了，就必须接受人家的检查和治疗。而且那检查是从你走入大门开始的，不是从挂号、就诊、坐在医生的对面桌前，问东问西开始的。

我到那医院时是上午11点，郊外的日光明亮灿烂，六月天晒到皮肤上，有一股青绿的凉爽沿着你的毛孔朝着你的血管里浸。城里从没有过的绿晃晃的风，带着灌浆的小麦香，在田野上肆意地飘荡和挥洒，把救护车的车窗打开来，望着外边漫无边际的田野，和送你的校医们说着话。说着说着医院就到了。

大门口有两男一女的医生和护士，在按点按分地等着我。待学校的救护车停在大门口，他们过来和学校的门诊医生握了手，进行了互相交接和签字，我就像一件东西样，被校方交给精神病院了。剩下的是精神病院的两个中年男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他们相互看一眼，又都把目光落在我脸上，怀疑地瞟我一会儿，然后提着我的行李，带着我朝医院里边走。穿过医院门诊楼前几十米的空地时，我说我是来这儿疗养的，他们都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可一点病儿都没有。

他们又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是清燕大学的教授，我是一位专家，是一位名教授，学校没有向你们介绍我？

他们朝我点一下头，又相互看着抿嘴笑了一会儿，就到了门诊大厅里。大厅内空荡无人，只有推着药车的一个护士穿过大厅走过去。她穿着白大褂，在四面洁白的墙壁下，如同大厅里不慌不忙地飘着一个白色的幽灵般。然后也就到了电梯旁，女护士去按电梯的开门键儿时，那个高个的医生忽然拦住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用疑怀的口气问--

你真的没有病？

点了一下头，我说你们这儿倒干净。

那医生指着电梯上行的三角键儿说，按这个键电梯是向上还是向下啊？

我说，上。

又指着向下的键儿问，这个呢？

我说，下。

他又从口袋取出印在两片塑料膜上和电梯键一模一样的红色三角形，往电梯上行键和下行键的左边贴一个，右边贴一个，使那两个等边三角形各有一角指着左，一角指向右，然后他指着向左的三角说，按向上的键电梯就向上，按向下的键电梯就向下，那现在我们按这个指向左边的键，电梯向哪儿走？

我说，左。

他指着向右的键，再按这个呢？

我说，右。

他便揭掉了指向左右的两个三角儿，和那些医生、护士看了看，把我带上电梯，带进了四楼的一个专家坐诊室，又带到A病区里住下来。

A区是精神病院的高级病房区，楼上楼下的病房都和宾馆样，有床、有桌、有电视，房里还有卫生间。需要什么了，按一下床头的红色按钮，护士立马飞风就到了。还有热水器。还有坐便器。还有蓝窗帘。还有苍蝇拍和熏蚊器。还有白光、蓝风、黑空气和一把黄椅子。负责我的医生说他姓张，就是到大门口接我入院的大个子。负责我的护士我想让她姓赵，因为我妻子茹萍姓赵，我就在心里让她姓赵了。我住在六号病房里，医生、护士每次给我送药诊断时，都会对我说同样一句话--没事了就在自己屋里待着不要动，不要到别的病房去串门。

我就在屋里待着没有动。

我一待就待了80天（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将近三个月，我足不出户，言不多语，除了每天傍晚参加必须参加的医院病号的散步活动外，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屋里看电视、看报纸，逐字逐句地推敲《风雅之颂》中的一些字句和段落，或在默读暗背《诗经》的305首诗。在这段儿漫长短暂的时间里，我过得充实而宁静，意外地觉得在精神病院如同回到了家。直到八月下旬的一天，护士通知我到医生办公室里去一下，我才恍恍惚惚想起来，我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80天，从入院的初夏住到盛夏了。我不知道季节发生变化了，不知道事情发生变化了，也不知道医院里有谁出院、有谁入院了。

季节变化了，我的情况也不再一样了。

我不仅会背《风》中的160首诗，还差不多能背下《雅》中的105首。可在这一天，我想背《大雅》中的《民劳》18时，护士通知我说茹萍来医院看我了，让我到医生值班室里去一趟。我便怔一下，似乎早就忘了茹萍她是我妻子，忘了赵茹萍三个字该是怎样写；忘了她长得什么样，穿戴什么样，只好默着想了许久后，才慢慢想起她的名字和模样，才从病房朝医生的值班室里去。

这是茹萍第三次来看我。她尽职尽责，敷衍了事，大约每月来一次，准确得如她的月经一模儿样。第一次来看我，她把我要的书和《风雅之颂》书稿放进我的病房里，在我病房屋里转着看了看。第二次来看我，她没舍得走进我的病房里，只在门口站了站。可这第三次，她连我的病房门口都没去，径直到了医生值班室，前后和我见了三分钟。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不说，那三分钟里如萍和我说了啥，没人知道在她走了后，我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暴躁和不安，会在要吃饭的时候摔了碗，要吃药的时候摔了盛水的杯，量体温的时候把体温计从窗口扔到了窗外边。我把一本《<诗经>全译》从屋里撕到病房过道里，天女散花般，把那些诗歌扔在5号病房门口和7号病房里，让那些诗句像蚊子、苍蝇、死老鼠样落在这儿和那儿，然后把走廊上的垃圾桶和痰盂一脚踢翻，让白痰黄水在诗句上江河汪洋，然后就站在门口上，咯咯哈哈地笑上一阵子，再把头仰到半空中，连天扯地地把自己的嗓子扯成一片儿一段地吼--

我操你妈呀清燕大学！

--我操你妈呀清燕大学！

--我操你妈呀树！

--我操你妈呀风！

--我操你妈呀沙尘暴！

--我操你妈呀这皇城！

--我操你妈呀天！

--我操你妈呀地！

--我操你妈呀这国家！

--我操你妈呀护士和医生！

--我操你妈呀操！

--我操你妈呀操操操！

我大唤大叫、蹦蹦跳跳时，A区所有的病号都从臆症中醒过来，不是远远地躲在哪儿看着我，就是把自己锁在屋里用被子蒙着头。也就在这时候，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从四面八方朝我涌来了。男医生们手忙脚乱，女护士们脸色苍白。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就把我按倒在地上，把我的胳膊拧在了背后边（这是他们治疗病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后又提着我的后衣领子，抓小鸡般把我提在了半空里，把目光朝着门诊的那边望过去。

院长（那个入院那天签字让我住到A区的胖老头）急慌慌地从哪儿滚过来，他脸色惨白，充满愤怒，从挤着的人群中站到我面前，看看我，又看看拧着我胳膊的年轻医生和保安（竟然是保安！），轻声地问怎么了？

--人疯了。

--值班医生呢？

--他娘死了回家了。

--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