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感念，会从最初的某种疼痛开始，被时间抚平，直至淡然地忘怀；还有一种感念，会从一种悄然愕然而始，之后如同树叶飘逝一般，以为季节已经掩埋了那种飘逝。可是，随着一日一日走来过去的岁月，那种似乎淡泊忘怀的感念，反而变得清晰起来，有形有物，声声色色地活在了你的脑里，活在你内心某个敞亮的角落，如同当年飘逝的那片树叶，以为已经被黄土埋没，可在来年，或者来年的来年，却生出一片芽儿，被岁月和时间养着，终于成了你记忆中无法忽略的一棵树木，甚或，是记忆之林中的一棵大树。

他叫朱传雄，十九年前，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普通的编辑，四十几岁，我只和他见过一面，通过一次电话，有过一次有去无往的书信。那时候，八十年代末期，中国文学正值黄金时期的尾声，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别人说我是青年作家，其实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发过几个中篇，和三个两个的短篇，刚有了所谓的“瑶沟系列”。表面看，那些作品被各家选刊来回地选着，也被批评家们偶或说着评着，实则里，在当时繁闹的中国文坛，我的写作显得平静、传统，一如一条河流中漂浮的枝叶；或者，是浪花涛声中的一粒水滴。可是，在非常普通的一天里，我接了一个电话，朱编辑在那电话里作了自我介绍后，说要给我出一本书，让我把稿子整好送去或者寄去。我在那个电话中愕然半天，以为是一个硕大的烧饼，突然从天空落下，砸在了我头上。因为，那时候虽然文学热闹，出版书籍却是一桩难事，名家们的小说集，出版后能卖五千册，已经算是上好。因此，也就在周末的空闲时，把几个发表过的中篇，送到了朱编辑的办公室里，因着他要开会，和我说了几句客套话，也就匆匆去了。

事情也就这样，再无和他有着来往，也就从那学校毕业，从北京回到了河南开封的部队。可是，几个月后，收发室给我送去了一大包的书籍，打开一看，竟是我一生中从天而降的第一次出版，那部二十八万字、把六个“瑶沟系列”的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情感狱》。我惊喜，木然，独自在办公室中走来走去。最后，直到坐下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真诚和感谢的信件，特意跑几里路投进邮局的信箱，心情才算平静下来。然而，他没有给我回信。一周，一月，三个月过去，我没有接到他的回信。到那本《情感狱》油墨的香味都已散淡不在时，到以为一切都已过去时，在某一天的中午，我在办公室赶写我的小说时，我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的同学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朱传雄编辑不在了，癌，火化了，他刚从殡仪馆告别回来。

我错愕地在办公室握着耳机，望着窗外的天空，阳光明亮地刺着我的眼睛。窗外树枝上的落鸟，叽叽喳喳地叫着，透过那些叫声和夏天繁茂的树叶，远处的天空，寂静辽远，仿佛无边无际的空洞和不复存在的另外的世界。

事情也就这样，我一生中从天而降、给我送来第一本书的编辑，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见过一次面，有过一次有去无往的书信，然后他就去了。在他走后的将近二十年里，我没有认真计算过我写了多少小说，出版了几十本书，我的写作究竟有了何样的变化，可每次有人联系给我出书，或者接到新出版的书籍时，他就会豁然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的那种悄然默然的感念，一点一滴地渗透着走进我的内心、我的魂灵，使我不得不去注视着他，注视着我的出版和写作，就像空旷的原野，不得不去品味、注视这二十年来孤独地生长在它胸膛上的一棵树木。

2008年2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