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硬币与世界

我把世界地图从墙上揭下来时，如同把我的生命从鲜活的人生中抽了出去。死亡，对我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而是一隅花好月圆的景区。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朝那个景区坦然而去了，就像死亡朝我相向而来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下结束我生命的那个地点和时间。如同乡村的人选择黄昏时投井，都市的人选择落日时在郊外卧轨。我在我的写字台前，铺下那张有三平方米大小的世界地图，用抛硬巾或石子的方法，来选择我死亡的地点和时间。

窗外依然昏暗干燥，九月初的夏末秋端，北京本该是朗朗的天空，可因为它是新世时的北京，天空就久恒地呈着炊烟的灰暗，永永远远，洗不干净的抹布般。脏、污染和秩序掩盖着的混乱，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徽章似的标志。连续的三朝五日，即便无雨，也不见太阳，但又不是阴云雾漫的气候，在这个庞然偌大的都市，已经习常为秋来叶黄的必然。我朝窗外看了一眼，把地图铺在了我那张连天扯地的写字台前，又看着六色五颜的印刷世界，从墙壁上拖带的微粒尘灰，黑黑的迟缓下落消失后，屋里终于宁静只除了十二层楼下立交桥上车流的嗡嗡细音，余皆就是我已失去活着意义的隆重呼吸和心跳的轰然。

我已经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枚硬币。已经决定，如果抛起后它落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我就搭乘飞机到莫斯科，下机后直奔莫斯科红场的方尖碑，爬上去一头从方尖碑的顶端栽下来；如果落到美国的某处繁闹间，我就死在纽约或者华盛顿。落到了英国、法国或德国，我会选择泰晤士河、埃菲尔铁塔或者日耳曼民族没有推倒、留下作为念物的那段柏林墙。我幻想我以巨速冲刺的力量冲向游人如织的柏林墙时，不同肤色的人，会不约而同地用各自的语言发出各种怪异的尖叫后，他们共同看到的是一摊流液的血红和一具东方人的尸体，而后是长久的沉寂和惊愕。而我，苍白扭曲的脸上，呈现的是一个最根本的戛然而止和了然的解脱。

当然，从我心深之处说，我希望硬币落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里。非洲我去过肯尼亚和南非，拉美我去过阿根廷和巴西。非洲无边的沉寂，会让我的死显得安详而平静；拉美悠然自得的散漫和知足，会让我的死亡如叶落水流样自然和清寂。我希望我手里的硬币落到肯尼亚的原始森林里，让我死后成为马赛人的邻居或友人，成为动物世界的陪客和一员。希望落到拉美亚马逊河的岸边上，然后纵身一跃，消失在亚马逊的河流里或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的植物间。

我开始把我的手从口袋掏将出来了。

那枚五分钱的合金硬币在我手上沾满了黏黏的汗。

世界地图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我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时，为我准备的巨大的花床单，也让我想到我的老家陕西省，那儿的少女、少妇死去后，会在她们身上的白布下，让她们穿上她们生前最爱穿的花裙和花袄。现在，这由红黄绿蓝构成的地图，成了我生前最后的选择与去处。我的手从口袋出来时，有一股半灰半黑的凉意掠过了我的手心和手背。我站在地图的左边，非洲和拉美的绿色，混合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刺眼的蓝，让我的向往如风如云样朝那儿涌过去。我没有如电影、电视的情节中，轻生者有类似选择时，那些人就把眼睛做作装假地闭起来。

我紧盯着眼前这边非洲的南非和肯尼亚，也盯着地图那边蜿蜒如丝的亚马逊河，它从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缠过去，分岔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如遗落在秋天土地上的一根不肯着黄泛白的草棵和绿藤。

我终于把手从裤口袋处抬到了腰际。

我祈祷这枚硬币不要滚落到亚洲的哪个国家里，更不要落到中国这块鸡状的红黄里。我期望我能把生命结束在遥远世界的某一处，而不是亚洲的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的哪儿去。日本、韩国、泰国对我来说太过熟悉了，而印度那儿虽然是死亡的去处和选择，但充满宗教气息的恒河的流动，让我感到了死的繁忙和单调。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不想让我的死攀亲附高地和宗教扯在一块儿。当然说，我最担心的是，硬币会落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里。如果那样我就只能如我预想的--从天安门城楼或八达岭长城的那个最高的瞭望台上跳下去。那样儿，我的死就带有政治色彩了。可是事实上，我的死除了与我的命运相关外，它和政治、信仰、文化的关联就如同非洲大地上被太阳蒸腐的动物的死尸和北极冰雪的融化没有直切的关系样。

我的死只是我想死。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和归处。我已经把一封厚厚的遗书写好了，它就在我写字台的桌角上，开头是俨然而规整的一句话：“我的死是因为我想死，任何人不需要调查和疑问。”

现在，我又望了一眼桌子上装了我遗书的那个牛皮纸的灰信封，终于就把我手里的硬币抛在了半空里。三天两夜没息的吊灯光，似乎比往日更为炽白嘹亮了，乳色银泽的光亮里，抛起的硬币在半空打着旋儿越过我的头顶后，在天花板边闪几下，如同登山用尽了力气的人，由快至慢，最后在离地两米高的空处犹豫一下，停顿了水泡破裂那么一点一滴的工夫后，突然掉头从空中落下了。

上抛时硬币走的弧线，下落时它转而成为垂直了。而且速度由递减换成了递增加速度。

落在地图上的一瞬间，硬币先是响出了金属和纸的碰撞声，继而是金属和石材地板的撞击声。前者的声音中有空洞的竹木音，后者中有脆而颤动的闹钟声，只不过这两种声音的间隔仅有宣纸那么柔软的厚，几乎完全叠混一起了。可是我，还是从中捕捉分辨出了那种声音的丝差毫别。黄昏的宁静，让我可以辨别那声息，也让我听到朝我走来的死亡的足音，如云在飘动样，正从世界的哪个方向、国度朝我移过来。硬币是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脉上，由深向浅地朝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岛快速滚过去，轧过印度洋、穿越大西洋的一片岛屿后，最后拐个弯，由大西洋绕至地中海，上岸后在一个类似衣架上撑挂的三角裤头似的国度缓着滚动立下了。

倒下了--那是西班牙。

硬币当的一声，倒在了这个国家最中心的马德里和塞戈维亚的中间地段上。

西班牙，它令我熟悉得犹如我熟悉我的后脑勺，随时伸手都可摸到它。斗牛、足球和弗拉门戈舞，还有世人皆知的小说《堂·吉诃德》和《小赖子》，可它令我陌生得也如我的后脑勺，我终生都只可以摸它而无法直面它。它的肤色、发茬和后勺内的深度和深刻，我无法得知它，也不愿认识它。仿佛它的存在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我的生命结束在西班牙。

那是一个我似乎熟悉反倒陌生的国家和去处。硬币的选择让我觉得唐突和无奈。我站在地图的正边上，望着三角裤头般的那个国度的艳黄和热辣，想到我应该用三抛二胜的方式再选择我死亡的去处和归宿，而不应该就这样偶然地因为硬币的滚落就选择西班牙。

我没有弯腰去西班牙捡那枚硬币儿。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了两枚回形针。回形针是不会滚动的。我认定，它落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命运毫不犹豫的选择和确定。朝天空看了看，我把一枚回形针朝上一抛，在转瞬即逝的工夫里，它就落下了。可我明明抛的方向是拉美的天空，然在它落下时，却是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上，而且那两公分长的回形针，只是别在法国国土一点儿，有三分之二竟是别在西班牙北部韦斯卡的山脉和林地。

我有些惊奇我的命运对西班牙的钟爱了。

惘然地在那儿站一会儿，朝后退两步，把眼睛闭起来，将另一枚锃亮的回形针捏在手尖上，深深吸一口气，重又呼出来。我把这最后一抛用了双倍的力气迅速抛后撒开手。我听到了回形针撞着天花板的钝响和落在大理石地板上脆朗朗的音。我知道，这一抛因为我过度用力已经抛偏了，回形针并没有抛在地图的上空与顶端，而是抛在了办公室中央靠西的天花板上去，而地图是铺在靠东窗口我的写字台前的。

我把眼睛睁开来，朝地图上看了看，又去靠西宽阔的地板上找那最后落下的回形针，只见地板上除了纤尘不染的洁净外，就是我扔在那儿的报纸和杂志。

那儿压根没有那枚回形针。

把报纸、杂志收起来。把目光落在一边的茶几沙发上。再把沙发前的波斯地毯掀起抖一抖，最后趴在地上，让目光钻进沙发下。当我一无所获地站起回身后，我的眼睛上扎了一条光亮的刺。沿着那光亮走过去，再次站在世界地图前，锥心刺目地看到那枚我没找到的回形针，在靠西的大理石地板上着地后，没有朝茶几沙发那儿跳，而是弹跳回来再次落在了西班牙国土中间马德里和塞哥维亚之间的那枚硬币上。

竟然就落在那枚硬币上。

回形针的光亮和硬币的白色融在一块儿，如阳光和石灰的雪白融在一块样。因为回形针的长度大过硬币的直径一些儿，多余的部分便直指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

2. 死之念

关于我的人生与命运，死因与过去，我都点点滴滴地用黑色圆珠笔，写在了A4的打印稿纸上。密密麻麻的七八页，大约四千五百字。A4纸作为遗书被我装订起来后，像我公司装订整齐的策划合同书，现在它就以信封为棺材，躺在我的随身皮包里，又似一部人生纪实般，在我似睡似醒的头脑里，一页一页地翻动和修补着。

言简意赅地说，我出生于1965年。1972年读小学，1982年读中学，1985年考大学。落榜后复读两年才考到北京的工艺美院里。为考学我所付出的努力，只有天知道，地知道，我的心知道，连我的父母都无法体会一个乡村青年为命运所付出的心力交瘁。1987年的考学成功，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上去了，而是我用两年时间学美术，素描的那点幸运与天赋，把我一推再推地送到了那所坐落在北京东城的校区里。我不知道读大学的四年间，我的学习算努力还是算敷衍，在学校不显山露水的日日夜夜里，同学们谈得最多的不是画笔、色彩和创意，而是就业、工资、房子和女人。毕业后我在北京悠晃一年多，迫于就业和生计，回到了陕西渭南起坐在黄河古道的那个县城里。因为学美术，就进了县里文化馆，一个月四百余元的工资刚够我租房和吃饭。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吴霞碧。她是文化馆文物室的保管员。因为她可以提供我吃饭和住宿，我们认识了，也就结婚了，顺理成章如瓜熟则蒂落。然后呢，然后就是平淡无奇的婚姻和日子。就是那块沙漠贫地滋养我渴望富有的贪欲再次的发育和膨胀。

我们住的是文化馆的办公室，厨房用油毡和碎砖搭在门口房檐下。我们曾为谁家的客人来得多了打过架，也为在商店服务员多找我们十元钱夫妻笑得一天一夜合不拢嘴。就在这期间，1995年，县里发现了一座并不大的古墓葬，在城南荒野里，经所谓的县内的考古人员发掘后，那古墓里除了几根粉末腐骨外，还有几个铜镜、瓦罐和断剑。在陕西，任何一个县、乡和村落，发现了古墓文物都如在荒野地里挖掘出了砖块和石头。欧洲的文明大多在地面，让人一目了然，瞠目结舌，感叹历史原是可触可思的物。而中国，文明多埋在地下，历史刻埋在墓壁墓室内，腐气弥漫的盆盆罐罐的价值犹如欧洲文明史中的羊皮书。

那年的夏天里，吴碧霞掌管的五间库房的木架上，又多了几个瓦罐和青铜器，如农家秋收后的屋檐下多了几个葫芦南瓜样。可在三天后，那个库里新进的三个瓦罐和两个铜鼎不见了。警车和警察在令人心慌的笛声中，开进文化馆院内文物室的门前边，全县城的人就都知道文化馆的国家二级文物丢失了，都明白那些盆盆和罐罐，原是汉朝的历史和文明，是价值连城的器具与宝物。

吴碧霞被警察带走时，我正在房檐下的厨房做面条，看见她的脸上呈着惨白色，一缕被汗湿的头发挂在额门上。她最后看我时，眼睛里的光色阴郁而潮润。

就是这时候，我手里的菜碗落在了地面上，当啷啷碎裂的声音，让那年夏天文化馆院内的奇静有了许多诡异和不安。我目送着吴碧霞被两名警察架着胳膊推上警车时，其实院里所有的目光都在望着我。

那天的深夜里，吴碧霞从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回来了。天色黑得泼墨般。听见拿钥匙开门的响声时，我慌忙起身去把门打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缩在这个世界上，又被我们用苇席隔成了里外间。里外间的灯光都亮着，光亮宛若夏天黄昏的落日色，虽有红黄染在屋子里，却是亮堂到拉了距离也能看清吴碧霞脸上汗珠的晶莹和肤色的惨白与无力。她本来是那种瘦小的人，一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丑的通常脸，然在那时候，她的脸因为扭曲，丑到了可怕的境地里，如同人死后还没整形那一刻。进屋后，她锥刺刀剜地看了我一眼，挤着肩膀从我身边擦过去，有一股浓重如山的汗味从她后背落进屋子里，随后她就打开门里墙角的水龙头，咕咕咕地喝了一通生冷水。

我说：“桌子上有我给我放的凉白开。”

她没有看我，也没有搭理我，到里边坐在了床沿上。

我跟了进去站在她面前：“他们把你怎样了？”

她又一次抬头盯着我，像盯着一个不相识的人。

我拉过椅子坐在她面前：“他们打你骂你没？”

她把嘴唇咬一下，用轻而冷硬的声音逼着我：“是你偷了那些文物吧？”

我瞟了她一眼。

她把声音放得柔和些--

“我们是夫妻，你给我说实话。”

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把眼睛睁大看看我，默过一阵后，扭头看了一下哪儿：“你不打算把那文物交出来？”

我又点了一下头。

她说：“你要那些干什么？”

“我要做生意。”说过这一句，我从椅面朝地上滑一下，过去跪在她面前，声音变得颤抖如汽车开在搓衣板似的路面上。“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我要把那文物卖掉做生意，开公司。我要让你我过有新房有车的好日子。要让我们将来的孩子到贵族学校去读书。要让所有的人看见你我眼里都是羡慕的光。”

跌跌宕宕地说完这些话，我等着她的赞同或反对，附和或阻拦，可她只是看着我，把她额前的头发捋一下，说：“睡觉吧，天已经不早了。”

然后她就和衣倒在了她与我同床共枕了三年的床铺上。

至来日，她起床、洗脸、梳头，上街给我买回了豆浆和油条，然后，无言无语地离开家，走出文化馆，自己朝公安局的方向走去了。

这之后，她被判刑了。

在她三年有期徒刑居监劳改的日子里，我再次离开了那小城到北京去。我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开了一家所谓的广告公司后，认识了毕业于服装设计学院的顾婷婷。她端庄秀丽，读书期间设计的服装参加法国组织的国际服装节，在巴黎拿过二等奖。我们干柴烈火，一见钟情，相爱中关了广告公司，注册了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总公司。用我从那个小城偷运过来的泥罐和青铜器，变卖后在京郊租房买地，又开了服装加工厂，从此生意就如日中天，虽没有打造出如皮尔·卡丹那样的名牌来，但设计生产的童装和廉价女性时尚装，却也曾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地运往意大利、俄罗斯、美国及拉美的秘鲁和智利。

吴碧霞出狱后，我的钱就像溪流一般流进公司银行的账户里。和吴碧霞离婚的同一天，我和新妻顾婷婷的女儿降生了。在北京那座有两千万人口，三百五十万辆轿车的城市里，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算不得显赫和了得，和那些做房产、地产及证券股票的公司相比较，天马云裳只是三百五十万辆轿车中跑的一辆豪华车，但我王书平，到了这时候，我的人生之愿基本实现了。十年的拼打，让我有了两套别墅、三辆超豪华轿车和一个下有三百多人的公司和服装加工厂。有了我心满意足的妻子和女儿，有了可以让我的老师、同学见了备感意外的尊崇和敬重，有了家乡的县长、市长到了北京都常要登门拜访的荣耀和地位。我没有想过要做京城第一巨款人，但我和妻子念念不忘的，是想要让我们的服装卖到美国的大街小巷和欧洲男男女女身上去，想要中国那海洋般的服装市场里，无处不在地有着天马云裳制造的上衣、裤子、裙子和围巾。

我们把京郊的一个服装加工厂，用三年时间扩建为四个服装生产加工厂，还把这些厂子直接开办在离码头、港口较近的海边上。当这些厂房、机器、宿舍和工人都齐备开始生产时，当扩建生产的新装码满仓库等着往天津、大连、青岛的码头运输时，先是来自欧洲的所谓反倾销，再是云黑雨稠、房倒屋塌的经济危机如海啸般在一个星球上的滚动和漫延。那一世界蒸蒸日上的繁荣，一瞬间就烟消云散、林毁花落了。

原来，天马云裳服装设计制造公司也就是一片风雨林地中的一棵草，随着无数订单的退回，它就像人走屋空一样不得不关门倒闭了。

所有的工人在没有领到缺欠他们三个月或是半年的薪水后，他们把工厂的机器、窗户、桌子、电线和所有能变为钱财的物品扛着抬走后，我的妻子、女儿也风来雨到、恰到妙处地带上离婚证书和我们的全部财产弃我东去上海了。

她是上海人。

她说她在干燥肮脏的北方从来就没习惯过，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那个湿润的都市是她后半生的梦。天马云裳的垮亏给了她一次机遇，就像上苍在她命运中重新开了一扇门。

她跑马占地、云开日出地在上海很快有了新的公司和公寓。

也有了新的男人和爱情。

在此前，因为债务和来自法院的债务判决书，我们说好彼此到街道办事处来一次假离婚，把婚前、婚间可动和不可动的财产都移到她名下，也商定七岁的女儿相随财产跟着她，待公司从法律文书上确认倒闭后，我们再择时复婚过日子，再东山再起经商开公司。可当财产、女儿过户完毕了，离婚证书拿到了，她郑重地对我说：

“王书平，我是真心想和你离婚的，复婚的事情我求你以后别提了。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缘分上，什么时候你有困难我都会帮助你。”

离开那一天，她出现在我的办公室，站在我铺过世界地图的老板桌前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算我对不起你了。为了我，你知道的那个男人他人到中年还未婚，现在我不能不到他的身边了。给你一个机会吧--眼下，要么你把我掐死在你的办公室，要么你过来和我握一下手。”

我过去笑着和她握了手。

就在我和她握手告别的那一瞬间，死的念头冰冷狂躁地跳进我的脑海里，从此它就生根开花地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3. 飞机上

我的死亡之地确定在了西班牙的马德里。

既然命运这样安排了，我所做的只能是沿着命运的导引，迈着双腿向前就是了。我们有太多的能力和智慧来改变现实与世界，而唯一不可改变的，就是人生命运的预设和安排。

去西班牙的签证不是我拿着一封西班牙的邀请函和各种证明信到西班牙使馆排队去签的。我找到一家专门负责西班牙和法国旅行的签证公司后，将四张二寸白底的照片和两千块钱交出去，一周后他们把签证护照给我了。

十月十日法航的AF125航班在午后一点起飞时，我才知道航班并不直接到达马德里，而是途经巴黎转机先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再到马德里。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机票是签证公司帮我代购的。既然在世界地图上的三抛都落在西班牙，而且在一枚回形针和一枚硬币叠在一起落在马德里，毫无疑问说，马德里就是我命运的最后归宿了。我计划到那个陌生的都市里，选择一架高处或一条河流我就跳下去。也许我在马德里会安心的吃顿饭，在某条大街上转一转；也许下了飞机后，某辆出租车把我随意地拉到马德里的哪家宾馆内，只在宾馆的阳台上朝大街的景色望一眼，我就从那个阳台朝着大街上跳了。我不知道我会死在马德里的哪儿，但我知道我在西班牙，不出三日五朝就会把自己的生命断路截流掉。

可是，现在的飞机是要先到巴塞罗那了。

那就先到巴塞罗那吧。既然死心一定，早一天晚一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像一个人决定要登到生命的绝峰去，多走一步少走一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机票是公务舱，从天马云裳第一次有了国外的订单起，乘飞机我就不再走进经济舱里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去中国旅行归回的西班牙姑娘，她约一米七〇的身材和其欧洲人特有的硕胸与丰臀，让人想到那个国家的饮食和土地。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由二女三男组成的学者、作家代表团，男性皆中年，女性皆青女，是中国统称的一代八零后。如果在往日，我会对这个作家团略带有神秘和崇敬，毕竟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文科，虽学的是广告设计，可老师总在课堂上讲文学。毕业到现在，广告美术设计早就被我弃去了。奋斗了十年的钱、色和公司，让我看谁都如骗子的伪装和演戏。街头站在红绿灯下向司机伸手要钱的残疾人，你若知道他存折上的钱款数，你会吓得倒吸两口冷气说不出话；穿名牌有专用司机替自己开豪华轿车的人，也许正为逃债而四处奔波着。当官的为做不出亲民的样子而苦恼，百姓为在电视和生活中见不到暴乱而怨愤。中国就像把所有的动物赶在一个山坡猎养的圈兽场，除了相互撕咬和倾轧，剩下的就是争相的逃离和哀鸣。

现在，我终于在哀鸣之后逃离出来了，可以坦然自由地去命运给我安排的那个死亡之地了。不用为银行的巨额债务而接到法院的传票就心慌不止了；不用为因还不起那些贷款和逃税如我的前妻一样准备去居监劳改三年五年了；不用为妻子、女儿、爱情、婚变而苦恼痛心了；也不用想十二年前因把我的第一任妻子抛弃留在内心十二年的不安了。一切都已过去，如风吹云散般，我的头脑中除了死，余着的是干净素洁茫茫一片的雪。一切都已开始渐次地分手解脱了，犹如在树上累了一春一夏的叶，纷纷下落的轻松把我深深淹没在了公务舱的座椅上。从飞机离开北京首都停机坪的那一刻，我浑身都在弥漫着一种渴望死亡的轻松感，待把行李放入行李箱，把座椅调至可以半躺的沙发状，让身子陷下去，我就像一个精疲力竭者躺入了宽敞的棺材一样舒展和自在。身边的西班牙姑娘，把她除去拖运外的大包小包安顿好了后，到我身边朝我笑了笑，用英语说了你好又问我去哪儿，是旅行还是去经商。她的英语生硬如还未成熟的果，但却带着白金白银的脆响和吸引力，脸上的灿烂配着那令欧洲人自豪的金发与碧眼，还有一身随性而穿的大红上衣和放开却又在脚脖处缩紧的浅蓝的裤，让人无法猜测她的身世与经历，也难以判断她确切的年龄与性格。对于东方人，西方女人的年龄似乎总在模糊中，你以为她很大，她却还小在青春少女里。你以为她很小，她却说她已是两个、三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以礼貌的姿势欠起身子朝那女郎笑了笑，用更加生硬和酸涩的英语加表情，告诉她说我去西班牙。说我去西班牙不知做什么。

她要坐下的身子僵住了，脸上的表情如同一块板。

“你说……你去西班牙，不知自己做什么？”

我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怔怔，木板的表情松开了。

“幽默。你真会幽默的。”

她说着，也把自己陷在了坐椅里。

我郑郑重重地望望她，不置可否地朝她苦笑笑，又把身子仰躺回去了。以为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一对同机行程的人，可以一路说下很多的话，也可以彼此不言不语，沉默至生来与死去。更何况，我俩彼此间语言不通，双方使用的英语，都如不会种田的人操持人家的锄头犁耙般。可我没想到，飞机起飞后，她又突然扭过头来用生硬的英语问：

“你真的，不知你到西班牙要干什么吗？”

我有些郑重其事了：“我知道。”

“是不便……告诉我？”

“便。”我说，“我去死。我想死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她脸上淡红的好奇顿然消失了。回味了一会儿我的话，那淡红灿然如刚燃的火苗遇到了冰，双唇紧闭一下子，习惯地耸耸肩，双手心向上做个怪异摊开的姿势后，也把身子仰进座椅去。

事情就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着。

我的回答似乎让她沮丧而又有一种不祥感。接下去是喝水、吃饭，乘务员给大家发耳机。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每次乘务员对我的询问，我的回答都是木然地摆摆手。当我的木然到了让别人不可思议时，女郎听到我身后代表团里那位陈姓的学者用西班牙语和乘务员的讲话声，这勾起了她在中国旅行后言犹未尽的感受和兴趣，起身到我后边和学者知己知彼地攀谈起来了。他们彼此流畅的西班牙语音，如同交汇在一起的两股叮咚流淌的溪流或河水，时而潺潺，时而奔放，宛若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或亲人。而我，占有着她留下的安静与宽敞，终于把眼睛闭起来。

半个月，整整半个月，我因为对死亡的考虑和安排，没有真正踏实地睡过觉。现在，我可以在死前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公务舱里那些中国、外国的商人、官人和旅人，他们各种语言的事谈、扯闲都与我没有瓜葛和纠纷。我的生死去留也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联和纠缠。只是身后的那个作家代表团，他们在以虔诚认真的态度谈论文学时，让我感到是那样的不合时宜与别样，如在婚庆喜宴上，有人穿了一身孝白色，或如在一场丧白的葬仪里，有人故意穿了一身喜庆的大红样。

4. 巴塞罗那与斗牛

到巴塞罗那是夜里十点钟，时差六小时，而我真正转机、飞行用的时间是一天间的三分之二多。下了飞机后，所有的旅客，都如越狱样纷纷朝外逃，唯我独自着不慌不忙像一个人睡醒后并不急着起床般。

走出机场时，我又碰到作家团中那个叫劳马的作家在路边抢着时间抽他的烟，彼此点了头，想说什么没有说，我就朝出租车的方向走去了。和一个流浪者不需要思考自己的墓地在哪儿样，出租司机问我去哪儿，我在刚买的巴塞罗那旅行图上随手指一下，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神圣家族教堂边上的酒店里。那酒店说不上豪华，也说不贫寒，大堂里的雕塑和壁画，让人猛烈地感到你确实不在东方了。地上油黄的石材和墙上古朴素洁的纯白与各房门口挂的小品现代画，透出了西班牙人对艺术的热爱和品位。还有走廊上、电梯上、墙角处和客房的床头、帘侧、厕所，全都挂了大小不同的画框和艺术品，似乎让你觉得你不是走进了宾馆里，而是走进了用宾馆改建的美术馆。因为我曾经在北京工艺美院读过书，我对那些作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热情。因为到巴塞罗那不是为了游览和艺术，而是死前的绕道和驻足，这使我对那些现代小品画只是淡脚看了看，就倒在床上了。

把头歪在窗口那一边。

我看见窗外巴塞罗那十月的夜空蓝得跟假的一模一样，仿佛是有人在天空着下了水彩。清寂的大街上，有酒吧的音乐传过来。那音乐带着水润柔美的潮湿，轻缓轻缓犹如中国苏杭的绣绸飘在街巷里。如果不是为了死，我会沿着那音乐的方向，去到某个酒吧间，坐一会儿，喝一杯，用刚好可以让自己与人缓慢交谈的英语和谁说些啥。可是呢，因着为了死，我已经没有那些雅兴了。我只是从床上折起身，过去把窗子推开来，看看三层楼下那道依然灯火灿然的小巷子，看看远处的巴塞罗那城，建筑群中不息的灯光，点点滴滴，星罗棋布，让那个城市又平添了浪漫与青春，如因不会衰老而风韵永存的女性们，为自己的美而骄傲，才永远在自己的头上、身上挂满了珠宝首饰着。在飞机上，我看一本有关巴塞罗那的画册与文字，我知道这个城市的性格与中国的上海相近了，浪漫、细腻，无处不在地有着阴柔的美。可是，对上海我已经没有往日的情感了。顾婷婷在上海那个城市把我的心和情感当成一件过时废弃的衣服脱下来，一刀一剪剁碎绞成了布条布片儿，使我对上海二字连提也不愿提一下。因此，当我想到这个城市与上海的个性时，我有些厌恶地把窗子关上了。

我不打算把我的生命留在巴塞罗那这个城市里，就如同我不愿再踏进上海一步样，因此在巴塞罗那我没有多想我的生与死。似睡似醒的一夜后，缘于在大一的课堂上，到过西班牙的美术老师总是把西班牙称为美术的天堂园，而把高迪的现代建筑设计形容为：高迪每每动笔设计时，上帝总是站在他的身旁握着他的手，像一个父亲握着儿子的手教他写字画画样。因为既然把死地最终选在了马德里，确定在了三朝五日间，那么说，我是有时间到巴塞罗那的街上走动走动的。

我就首先去看了神圣家族大教堂。

在那教堂前，我只是觉得人的小。这小不小在人的身材个头上，而小在人心里。人心只是一粒可生可灭的肉，而教堂是一座永恒的人心归宿处。人心中装满了人生时，教堂是每个人人生烦恼满过生命的器物后，让你永远也装不满的生命烦恼的大库房。人心如果是世界，教堂就是宇宙了。人心如果是宇宙，那么教堂就是让人心永远生灵并博大的养生扩展器。只是在于我，因为心已经死过腐干了，教堂不便与没有血丝流液的心灵交往了。教堂虽然可以容纳任何死过的心，可死过的心却不愿与教堂交往了。

10月11日，落在西班牙天空中的日光透着诱人的金银色，叫人觉得这个国家和城市，是被黄金白银包围起来的。神圣家族教堂在阳光下呈着岁月的灰黑色，一柱一柱伸进天空的塔囱上，挂了日光炫目的亮，还挂有日光和塔囱顶尖的私语与秘谈，你仔细去听时，能听到它们对时间和生命的议论与评判。缓冉地绕着教堂走一圈儿，看那因为褪色反而更为庄重神秘的教堂外围的浮雕和色彩，你把自己当成游人时，直接感叹的不是那建筑的奇幻思想和对艺术天门洞开的高迪的悟，而是感叹东方建筑、东方艺术的不如人，想浩大的中国，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为何没有一个半个像高迪这样的人和半座、十分之一座神圣家族教廷这样的建筑物。而你不把自己当成游人看，而当成一个精神恍惚者，当成一个对生命的意义彻底沮丧或对其意义终于顿开升华者，你走在人群里，听不到一句游人的议论与感叹，你只能听到教堂与时间在反反复复地说：“人活着是因为教堂存在而活着。教堂存在是因为世界上有神圣家族这样的教堂而存在。”

可是我，虽然听到了教堂、时间和生命的对话声，却只是对那声音半嘲半讽地笑了笑，没有走进教堂的内部就走了。我不打算爬上教堂跳死在巴塞罗那这个城市里，也不打算让我的心和教堂有什么交流与对话。中国人不善把心门打开让上帝走进去，而更善把心门关起来，把神和上帝关在门外边。

我就属于那样的人。

我只在神圣家族教堂感受了高迪的现代设计对流动和金钱的贪求与欲望。高迪在建筑设计中，最大的愿望是想把水流直直地竖在天空里。其中对哥特式和伊斯兰风格、复兴和罗马式、拜占庭和巴洛克的借鉴，只不过都是他竖在天空的河流岸边的石头与沙灰。从神圣家族教堂到高迪设计的古埃尔宫和古埃尔公园，再到多曼尼克·伊·蒙达内尔和卡达法尔克的建筑处，用一天的时间，我终于听到了天空中流动着的建筑的水，而自己只是那竖起的流水下的一根腐木或柱子。随后再踏着黄昏的落日和虽秋依绿的街巷中的树影，打车到了哥特区，步行到位于兰布拉大街东部的哥特广场，穿过那些狭窄而曲折的街道和这个城市黄金时期留下的宏伟大厦和纪念碑，有意无意地绕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留下的场馆和纪念物，到海滩边上时，我看到了令人忧伤而动人的一幕了。

太阳就要落去时，在碧蓝辽远的海面上，海水如金汤般荡动起伏着，沙滩上闲散的游客横躺竖卧，仿佛所有的人共居在一张漫无边际的床铺上。那床铺上的巨大褥单是无瑕无污的沙滩的浅白浅黄色。在海滩的岸边上，连为一排的酒吧，把咖啡色的音乐和带着浓烈音乐韵味的咖啡香，排山倒海，又步步为营、有序有列地推到海滩和酒吧屋前长长的木条镶制的路道上，使那条宽敞悠长的木道，五线谱一样流动而诗意。就在这木道上，有一群孩子背着书包、戴着巴塞罗那的时尚风帽，踏着旱冰鞋，风驰电掣滑过来，又电驰风掣地滑过去。他们无忧无虑，旁若无人，从他们身上抖落的绛红色一团一堆的快乐，像在晨时迎着太阳起飞的鸟群和落日中翔动在海面的鸥。

我想起我那已经将近八岁的女儿了。

两个月前我还给她买过一双童用旱冰鞋，还曾带着她在公司门前教她滑旱冰。可现在，那双旱冰鞋被扔在我家那已经成为他人房舍的杂物间，像谁家不穿的鞋子扔在垃圾箱里样。望着那一群耳朵里塞着音乐耳机，脚踏旱冰鞋飞翔在海滩边的异国的男女孩子们，我很想去摸摸他们的头，摸摸他们的脸，问一问他们都听的是什么音乐，什么最流行，是不是像中国孩子们都共同崇拜一个台湾偶像歌手样，他们也崇拜一个西班牙或者欧洲的流行音乐家，永远把偶像的声音，视为是上帝对自己的耳语而不愿把耳塞从耳孔拿下来。

我真的想去摸摸他们脸。可我手在口袋摸到的是宾馆工作人员推销给我的一张去看斗牛的入场券。

我有很多理由不去看斗牛，哪怕那个塞给我斗牛票的印裔服务员连续三次说，到了西班牙，不看斗牛和弗拉门戈舞，就等于你没真正到过西班牙的夸张的推销语。可当我想到在死前空余的时间里，其实干什么和不干什么对我都是一样时，我把那张涨了价的门票接到手里了。因为斗牛是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萨拉戈萨小城里。因为萨拉戈萨正值他们的皮拉尔节--专门向圣母玛利亚的献花日。因为看到面前飞翔的孩子总让我想到我再也见不到的女儿时，我起身从一家酒吧屋里出来了。坐在不见忧愁的海滩边，品着咖啡望着无际的海面和情侣的生活，与我已经格格不入了。

我回了宾馆去。

在客房取出女儿的照片呆呆望了一会儿，因着时差我趴在沙发背上睡着了，醒来时，脸上竟挂有两行泪。剩余的夜时我不知该干什么，就在屋里百无聊赖到天亮，之后便退房到了巴塞罗那火车站，乘高速列车去往萨拉戈萨小城了。

两个小时后，那个小城如期而至到了我面前。走进小城里，迎面而来的是我对中国新疆的印记和留忆。也是那样辽阔无边的疆域和荒感，也是那样时时而起的风吹与透蓝的天。荒漠中的树都因风而成团圆状，建筑也都是土黄色。可这毕竟是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城，而不是中国新疆的边域里。新疆边域时时有风，那风里塞满了石粒、沙土和尖利的刺耳声。萨拉戈萨日日也有风，那风却清净无杂，如流过来的水。新疆干旱酷烈，而萨拉戈萨的城里却有一条巨大纯净的河。西班牙人认为这个小城缺水而干旱，而在我看来，这个小城的水源多到了可以让小城漂浮在一面人造大湖里。走进城里，空气是湿润的，人情是湿暖的，世界在怡静中如同中国乌托邦中的桃花源。事情如推销给我入场券的中年妇女的诚实一模样，城里果然在举行盛大欢狂的皮拉尔节。从乡村赶来参加节日的西班牙人，无论男女老幼，皆手持鲜花，穿着他们的舞裙或各式盛装。街头上到处是背着自酿酒囊的汉子和小伙儿，到处都是正在接吻拥抱的小伙儿和姑娘。你走在街的这一边，而那边接吻的艳响会鸟语花香的啁啁啾啾传过来。你在吻声四溢中走过去，让鲜花的香味水泄不通寺围着你，一扭头，便看到人群潮去的教堂广场上，巨大无比的鲜花堆，架起来似乎耸在云里边，仿佛圣母会到那鲜花高到山峰时，而踏花走进人间里，和人们谈话与歌唱，说闲与踏舞。

我没有随着献花的人群到那鲜花广场上。我沿着这小城的河流从城的这端到了那端去，吃了一些当地的烤肉后，又从那端踏着街巷到了斗牛场。建在教堂不远处的斗牛场，大约是完整无缺的上世纪的建筑物，据说可以容纳三万人。待我依时进去时，那些对斗牛热衷到疯狂的西班牙人和部分的游客观众们，已经急不可耐地焦虑在了席位上，如同一场足球决赛推迟了运动员的入场时，让观众纷纷地吹着口哨看手表。然而这场让人等待的斗牛是如期开始的，在下午三点整，观众们在黄亮的灯光中，也在斗牛场上铺满细碎黄沙的色泽映射里，待那鼓噪激越的斗牛音乐响起后，嘹亮的喧哗顿时消然了，安静如一场暴雨息后等着日出的乡村样。穿了裹身服饰的几个斗牛士的助手便首先走出来，做了他们惯例的动作和表演，红白色的斗牛就从入口处被赶进来了。不消说，斗牛不是中国的耕牛和奶牛，暴烈急躁是它的秉性。我们不知道斗牛为何会对红色那么警觉和厌恶，一见到红布就要冲过去，宛若一个真正的士兵见了血就会忘记生死样。它的忌讳和仇敌，就是偌大场地中四处飘舞的红。如果让一个陌生而善于思考的人去了解喂养斗牛的经过与缘由，我想一定会发现喂养斗牛的过程是充满着许多阴谋和算计，方才让一个无辜的牛犊变成了彪悍的斗牛的。它一出生就被安排了被斗牛士刺杀的命运和陷阱。主人对它一切的好，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的利益和斗牛场上观众的喝彩和笑声。而它的成长和驯悍，表面是为了对死的反抗和争斗，其实这一切，都被人类的恶习与阴谋笼罩着。斗牛士和观众达成的共识是并不给它一场真正的斗，而是给它斗的表演和假象，以满足人们意识中，本就好斗和对胜利渴望的恶念与虚荣。所以，从斗牛入场的那一刻，它就在用狂奔的方式沿着一条人类阴谋的道路向前冲去。让它在斗牛场上迎着红布的方向冲向东，冲向西，跑得气喘吁吁时，再无情地在它的背上刺上两支木柄剑，使它黏稠殷红的血浆汩汩地从剑口冒出来，流过背脊淌在沙地上。表面看，这是用血来激怒它的斗志和魂灵，使它更用生命的力气去战斗，而其实，是让它生命的力量从血口释放掉，待斗牛士出场时，它只还空有战斗的愿望而缺少战斗的意志与力量。

我们无从知道在斗牛的一生中，它要遭遇多少人类的阴谋与伎俩，但它至几岁的壮年时，待从郊外的牧场被汽车拉进城里的斗牛场，它每向前一步，都会必须、必然地踏进它的主人给它预设的陷阱里。这是一生都踏着陷阱向前的勇者和勇士。待它背上的鲜血梅花点点地在沙场洒下一线一遍时，那位着装华丽，以舞步为勇气的斗牛士终于出场了。

掌声雷雨般落在斗牛场。

他为那掌声而兴奋，为嗅到斗牛场斗牛的血气而激越和昂扬，仿佛在他的一生中，生来就是为了血腥而投入自己生命的。掌声里，他是用不易觉察的眼神观看了斗牛场上沙地的血浆多少的，用观众不可知的他的经验去看了斗牛背上的剑深的。他可以从斗牛场上血味的浓淡和斗牛背上剑伤的深度来判断斗牛耗去了多少生命和力气，可以从斗牛的眼神和跳起冲刺的牛蹄中获取斗牛灵魂的硬度和精神坚韧力，从而估算斗牛身上残存的力气与其秉性赋予它战斗力的大小与多少。待这一切估算都在他的表演中清晰后，被他导演的一场力量与伎俩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弯腰、闪跳、回身、快捷的移步和将红布在腰间、头顶的挥舞与展摆，似乎一切都是随机的，其实一切又都是有过训练的预演和编排。表面是生死一瞬间，实则是谁生谁死都已早就写进了剧情中。如同人总是牵着牛的鼻子样，只要剧本的因果逻辑不因过分的疏忽而松散和漏洞，戏的高潮总是在斗牛的伶俐愚笨中到来和表现。而那斗牛士，总是抓住斗牛瞬间直来直往的思维，以夸张的姿势，把自己扮演成身轻如燕的勇士和智者。一闪一躲间，斗牛从他的腰间扑空过去了，他从被人以为危在寸毫的生死边缘从容不迫地跳跃出来了。于是，从当年罗马斗兽场遗存而来的人类丑陋残酷的好斗性，以血为花的人性之恶，以文化、习俗的名誉得到了满足和延展，掌声从看台上如玫瑰般盛开和献出。斗牛士脸上傲慢的笑，以人类英勇的荣誉绽开并灿烂。数万观众的掌声，冲荡着灯光的亮色而波光潋滟，笑声四溅。看台上是飞舞的金发和响指。斗牛场里是绵密浓稠的血味和剑影。空气中的音乐节奏而欢快。音乐中的空气荡动而跳跃。而这混乱欢狂的到来，皆源于斗牛在血将尽、力已竭的那一刻，斗牛士以阴谋的红色让斗牛朝自己迎面冲来时，他箭步一跃，让手里的剑准确无误地从牛背前处的某条骨缝恰到好处地刺进牛的心脏里，十几分钟前还健壮的一条生命，在一瞬间倒地毙命了。

那雷雨狂欢的掌声，就是在一个生命沿着阴谋的方向，路尽而死后，突然炸响的，经久不息的。在那掌声中，斗牛士依据裁判对自己表演的评判领到了替代奖章、奖杯的一只牛耳朵。他举着牛耳得意地向观众鞠躬谢场时，如明星捧着鲜花谢幕一模一样。

一场斗牛是要有六个斗牛士刺杀六头斗牛作为完整的表演。表演的程序尽皆相同，但因每条斗牛的重量、力气、秉性、爆发力和耐力的不一样，斗牛士在斗牛场上的演出也发生着不同与变化。有的斗牛因其生理和血脉流向的不同，助手最初把带着木柄的长剑刺入牛背时，牛血会喷向天空，如一条血虹，在空中溅起再落下。而有的牛则刀进血出，不飞不溅汩汩潺潺，流个不停。

我坐在圆形看台正北的中间位置上，清晰地看到了第二头斗牛被第一剑刺中时，它皮肉的哆嗦和眼神里一瞬间的不安和不解；看到了第二剑刺进时，它目光中的哀伤如云如雾的缠绕与飘落；而那第三剑刺进时，红布在它眼前开始更加频繁的晃动了，它的哀伤变成了愤怒，开始追着红布奔袭腾挪了。恰恰就是这种奔袭与腾挪，让它的肌肉骨骼不断地活动与挤压，鲜血伴着生命便从那血洞流淌消耗了。

我希望斗牛一上场，第一剑刺中后，它就如一只小鸡样死去倒在沙地上，而不用拿自己生命的力量去换取斗牛士的傲慢和作为人的观众的喝彩与欢笑。

我希望斗牛既然可以在血流中战斗到最后一秒钟，那就在某次奔袭抵抗中，用自己头顶的双角，抵中作为人的斗牛士的腰，把他高高地抛起再摔在沙地上。

我希望观众在站起鼓掌时，会不慎跌倒滚进斗牛场，发生一场意外，让一场斗牛不欢而散，如一场演出因停电、大雨样不得不散场。

我希望我能如战争中的将军、和平时期的总统，可以任意地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强制通过一项西班牙的宪法修正案，让斗牛从此自人类的生活中消失掉，而把西班牙所有的斗牛场都改为剧场、体育场或者艺术展览宫。

我希望我能坐在斗牛场的第一排的贵宾席位上，而不是在遥遥远处的看台最中间，看到作为生命的健牛被人类的恶习戏谑时，而仅仅是双手捏汗，束手无策，就像一棵树望着飓风到来一样无奈和悲哀。我所有的希望在观看斗牛时，都如海潮般汹涌而来，又如海潮般的默默退去。望着西班牙人面对血迹和生命的狂欢，我无法把斗牛场内的西班牙人与斗牛场外手持鲜花向圣母献去的西班牙人联系在一起。我无法想象他们是同一国度、同一块土地、同一种历史和文化滋养起来的同一民族的人，更无法想象他们中间，有无数刚才还在向圣母献花鞠躬，而转眼就坐在斗牛场上，为一个生命的消失和血流飞溅而鼓掌。我在第三头牛背部连中四剑而血液只溢不溅时，看到斗牛士的助手要把第五剑刺下时，躁动不安地从席位上莫名地站起来，待身后的观众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呵斥着我坐下时，又泄气的皮球样，软软地坐在了席位上。然在第三位斗牛士最为精彩和掌声不断的表演中，以为他可以让斗牛一剑毙命而尽早结束这种丑恶时，他却失手连刺三剑都没有让那头红白相间的斗牛倒下去。

斗牛浑身颤抖而目光呆痴地站在斗牛场的一侧，斗牛士因连续失手有些羞愧成怒，恨不得以自己的目光代为利剑，准确无误地刺入斗牛的心脏里。就在这一刻，牛背上刀剑一片，叮当碰撞，沙地上红血浆浆，泥泞水水，空气中人的呼吸和血味缠绕纠结，场地里死亡和生命争争夺夺，吵嚷不息时，在斗牛士从助手手中接过第四剑要用毕生的力气与技巧刺入牛背的缝骨直抵它的心脏深处时，我再次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着看台下的斗牛场和斗牛士，狂乱地大唤着：

“你朝我的身上刺--让我替它死在这儿吧！”

“你朝我的身上刺--你让我死在这儿吧！”

我的唤声嘶哑而响亮，在斗牛士举剑用力的短暂寂静中，斗牛场的上空如因为寂静而引来了闪电和雷鸣，一瞬间把宽阔厚重的寂静撕破了，使所有台上台下的目光都朝我排山倒海地推过来。他们听不懂我的狂呼和叫唤，不明白在一个身处西班牙的中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转眼都从看台上旋而站起身，用以西班牙语为主的各种语言唤着和问着。这当儿，对我的唤叫声五颜六色，质疑声此起彼伏，斗牛场上仿佛戏到高潮处，有一枚炸弹轰然炸响了。我对这些质疑和唤问不管不顾，旁若无人地由看台中央跳到看台的过道间，再由看台的高处沿着台阶朝下跳跃与飞奔，撕心裂肺地对着斗牛士呼叫和请求。

“你把我刺死在这儿吧！”

“你把我刺死在这儿吧！！”

然后如运动员样冲破各种语言、语音的惊异尖叫的防线与不解，纵身一跳，跳过斗牛场高大坚实的观众隔离墙，跌倒后爬起来，面对十几米外斗牛士僵在半空的亮剑，把我的胸膛迎着冲去了。

这时候，似乎斗牛场上不同肤色的所有人，都已明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慌乱偌大的看台上，又轰轰隆隆安静下来了。世界如同彻底死去般，寂静再次伴着惨白惨黄的惊恐，铺天盖地地漫在斗牛场。在这死静中，我看到我的脚步，如雷一样炸在斗牛场的沙地上，看见我的呼吸急促而坦然地朝着剑锋卷过去，看见我这些时日朝思暮想的愿念终于要相遇死亡、迎向死亡了。我看到死亡沿着斗牛士的剑锋来伸手拉我那一刻，斗牛士本能地朝后退一步，把他已经挂着我上衣的剑尖朝下压一下，那剑峰就秋风擦着枯黄的树叶般，朝着地面调向退去了。

而我身边背伏四把木柄刀、三支钢锋剑的魁伟的斗牛，在我冲到剑前的那一刻，它望了我一眼，便如倒塌的一座山脉样，轰然地倒在地上死去了。

在它结束自己的呼吸前，它用最后的力气望望看台上座无虚席的三万多观众，眼睛上挂了两滴硕大浑浊的泪。

5. 生死马德里

10月14日，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在马德里结束我的生命了。

如在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一样，我在马德里的地图上，随手指一下，请出租车把我送到距那一指最近的酒店里。入住后的第一件事，不是习惯开着所有的吊灯、台灯和壁灯，查看一下房间设施的好与坏，而是从六楼爬到十二层的顶端去，看那楼顶是否适宜我在最宁静坦然的时候跳下去。因为那儿楼顶封闭，没有留下通往顶端的梯道，我从这家宾馆很快退房了。到了第二家，到了第三家，直到第四家位于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HOEEL TIROL典雅古旧的宾馆里，我看到第八层的楼顶开放而通畅，往前去是宽敞的平台和低矮的砖护栏，只要我把身子倾一下，就可以倒下去了，把生命结束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往后去，是一处用实木铺建的阳台和健身房，楼下是一条清澈的河流与林地，跳下去我会永远安静沉默在丝毫无人打搅的水边林木下。

我选择这家宾馆住下了。

我心满意足地选择好了我结束生命最后的期限、方式和地点。然后，我如一只流浪于天涯他乡的狗，白天沿着我对马德里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信步地走，平静而不慌不忙地品评着这个城市的街道、树木、建筑、花园和路上遇到的每一群人，最后我把这个世界上著名的城市感觉为，它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它不像巴黎和巴塞罗那样充满着成熟女人的浪漫与情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向行人抛着媚眼和飞吻。也不像希腊的雅典和意大利的罗马样，仿佛一个苍老的学者，高高地站在或坐在可以面向世界的讲坛上，闭目不言，却又道尽了人类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伦敦是一个饱经沧桑却又衣冠楚楚的中老年人，柏林是经过了无数战争并多处中弹却没有倒下的男子汉。而北京和纽约，则是在草窝宿了一夜的乞丐来日醒来时，双手却从梦中抓住了金条的暴发户。泰国的曼谷是个应招女，朝鲜的平壤是个无赖汉。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其实都是一个人。有的是长者，有的是孩童，有的是婊子，有的是嫖客，有的是盗贼，有的是被偷后无力还手的懦夫或只会哭泣的小姑娘。

而我所匆匆认识的马德里，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拥抱时，而永恒在一起的一个结合体。那男人读过无数的书，那女人有过许多浪漫最后终于把心缩回在了最为优雅的平静里。那男人有过无数的跋涉与阅历，那女人贤淑大方，每天都把一个乡野的家园收拾得山清水秀，屯满仓流。那男人二十几岁，充满青春的朝气，随时都会告别和出发，而那位少女嫣然一笑，用她的深情指了指为小伙准备好上路的衣物、钱两和思念。

在马德里，男人是一棵树，女人是一片湖。

男人是一条游动的鱼，女人是一条奔流的溪。

男人是餐桌上的鱼和肉，女人是淳美的葡萄酒和橄榄油。

男人是一柄剑，女人是可以抵挡剑的鲜血和盾牌。

男人是哭泣的孩子，女人是抚喂孩子哭泣的母亲和姐姐。

男人和女人拥抱在一起时，时间停顿了，河水滞流了。他们结合在一起，看去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看去是一个人，却有各自跳动的心。这就是马德里的神力和魔力，是马德里与众不同的独有和深邃。

我去游览了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和皇宫，去品味了普拉多博物馆、索菲亚王后博物馆和市中心的雷蒂洛公园。在那些建筑并不出众的博物馆里，每一张价值菲薄的画都可以让一个中国的中型企业兴起或倒闭；每一张价值厚重的画，都可以提升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艺术高度和文化自豪度。马德里有权利为拥有那些油画而得意。马德里有权在拥有三个世界顶级博物馆后，而朝当今世界艺术蔑笑和讥嘲。也许他们拥有得太多了，反倒物极必反到每张价值连城的画都可以让观众轻视和抚摸，拍照和录像，甚至包括毕加索曾经寄存在美国的巨幅《格尔尼卡》（Guemica）。当年这位世界的怪才说，一日西班牙没有民主和自由，一日就不要把我的《格尔尼卡》送回我的国家里。这幅人类灾难的史诗画，宽三点五米，高七点八米，画面中是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对西班牙巴斯科重镇格尔尼卡狂轰滥炸的血凝与坟场。毕加索愤笔怒彩地描绘着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迫害与侵蚀，也因此，毕加索有了《格尔尼卡》等一批这样正义、愤怒的杰作而被后人不仅称为是伟大的画家，还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上帝有立场、有思想的儿子和我们人类有灵魂思考的代表者。1975年，西班牙获得了民主与自由，《格尔尼卡》心随人愿地从美国回来了，作为镇馆之宝挂在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的二楼六号大厅里。可是它因为回来了，它的国家除了对它拥有的骄傲，就不再像当年渴求它回来时那样珍重和爱惜。拥有者忘了画作作为一件物品也是会呼吸、要营养、知冷知热的生命物体，呵护与爱惜，会延长物品的生命力，会让画料和颜色在时间中细胞活跃，韧力强劲，不至于让我们过早地发现色料的衰退和腐蚀。

说起来，这也都是杞人忧天的事。

一个人拥有珠宝太多了，他必然会视珠宝如同沙砾样；也如同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必然会对生命的存在与死亡慎加考虑样。

还有普拉多的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了十六世纪埃尔·格尔柯大师活灵活现的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看到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和《腓力四世一家》。而在普拉多，真正令我最为忧伤和震颤的，是戈雅年轻时和他年衰以后画作的比对和参照。这种比对与参照，宛若把一个鲜活的青春肉体摆放在濒临死亡的老者身边样，一个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幼树立在肥沃的田野上，一个是根须枯竭的腐木倒在河流边。《穿衣的玛哈》和《裸体的玛哈》，以女性来自灵魂的美丽与诱惑，让观众内在的激情迅速冲出压抑与理性，张扬显露在眼中和脸上，让人想到当年某个贵族的夫人每天都把绯闻弄得马德里三月桃花、四月柳絮般，满城红粉飘舞，街巷花事纷纷。而到了戈雅的晚年时，在生命之灯将要耗尽的年月里，他的《黑色绘画》，表面是黑褐和扭曲，而实质却是死亡的笼罩和无奈。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理解同一个戈雅为何能画出判若两人两世的鲜活、欲望和完全不同的枯槁与死亡。但世界上一定有一种人理解和看到了《黑色绘画》中在无奈与死亡背后的言说与色彩，这种人在每天游人如织、每年游人海水汪洋的人群里，十年不会有一个，二十年也不会有一个，甚至三十年、五十年，《黑色绘画》和戈雅也不会碰到那样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看完绘画就决定死去的人。

他在死前，命运决定他去一趟西班牙。决定他去一趟马德里。决定他到戈雅的《黑色绘画》系列面前站一站。在普拉多博物馆，我像一枚飘叶在秋林中随风起落般，风行而行，风息而息，并不怎样的着急和热情，只是缓步地走着和看着。我的那些水浅水白的美术绘画的常识，仅仅是让我比一般的大众游人内行些，如同在陌生的城市，我大约可以分辨出西南与东北来。就是到了看到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也只不过内心有着零碎的冲动和欲念，然那粉淡的冲动和欲念，小到如同春来时，旷野上初发的一嫩黄芽儿，随便的一物一草，或者一点儿微寒和干旱，它都会退回土地去，死在旷野的某地里。可到了普拉多的三十五号厅，在昏暗幽黄的灯光下，戈雅满墙满壁的黑色绘画如同一堵黝黑的火车向我开过来，隆隆的灰暗，如飞沙走石的乌云朝我压下来，让我的周身本能地哆嗦几下，双脚咣当一下僵在了厅口处，仿佛一个人走在光明的大街上，转过一道胡同后，突然进了一道墓穴的洞门口。

《黑色绘画》展厅没有几个人。那几人鲜活的呼吸都被画面中枯干的老人和将死的孩子以及那单调的褐、灰、黑的颜色如旱沙吸水一样吸走了。剩下那微弱呼吸和不敢挪动的脚步，无疑是害怕打扰画面中可以看见的离人将去的魂灵的飘升而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

我相信，那几位游人观客，在《黑色绘画》面前，是已经感受到死亡和来自墓穴门口的冷风了。他们专注地眼望着画面，仅只是为了一种警觉和逃生，而脚下的轻微和谨慎，仅仅是为了不惊动《黑色绘画》上雾缠藤绕的垂危者魂灵的纷飞和张望。

他们就那样谨小慎微地瞟着满壁的黑色走过去，到出口的光亮处，每个人都望着窗外天空的明亮深深吸了一口气。

而我，这个准备把生命丢在马德里的人，看到戈雅的《黑色绘画》时，突然收住脚，片刻后又迅速朝着那些《黑色绘画》扑过去。我的呼吸声急促欢乐，脚步声颤抖动荡，手心里莫名地有了激烈的汗流和哆嗦。本来垂着的双手，在哆嗦中猛地抬到了腰际，就像见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人，要快步上前握手样，我朝那充满着死亡气息的绘画冲将过去时，又本能地把手向前伸了伸，有触有感，真真切切地触觉到了我伸出去的右手被一股冷气握紧了，如一只温暖热烫的手指被巨大冰块的寒气猛然吸住了。

就在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戈雅暮年这一大批关于死亡与无奈的《黑色绘画》了。

似乎在那画的后边，站着的老人戈雅，也终于等到了一个真正懂得他的暮年和死亡绘画的人。他从画后蹒跚着脚步走出来，紧而又紧地拥抱了我，在我的左脸吻一下，又在我的右脸吻一下，以颤抖兴奋的声音说：

“孩子，年轻人，你让我和我的画等你等了一百多年啊！”

然后我就默然地站在那些绘画前，盯着那些画，盯着画面飘移的死亡和灵魂，搀扶着一个绘画老人枯瘦如柴的手和因为死亡带给那手、胳膊、躯体和衣饰上的冷气与寒凉。从这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再从另一幅画走到下一幅画。穿越那画表面前所未有的灰黑的色调和技法，到那画后寻求每一幅真正的意蕴和内在，便看到了在每一幅的灰黑后，都隐含着洁白如纱、鲜活如血的一行字：

懂得活着，就先要死去。

我不太明白那话真正准确的意蕴是什么。我望着戈雅老人的脸，从他那深暗幽洞的眼神里，看见他的目光炽烈光亮，如西班牙这个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原野上无遮无拦的阳光样，和《黑色绘画》的色彩完全的两极两世界。在他已穿越过死亡之后明快的目光中，他用我从未见过的老人睿智的目光看看我，嘴角挂了一丝柔美的笑。

戈雅说：“真正的绘画都是梦，而且是恶梦。”

戈雅说：“真想要活着必先死，只有死去才会懂原生。”

戈雅说：“回去吧，东方人，年轻的孩子，你是一百年来听到《黑色绘画》隐秘声音的第二个人。”

我问他：“那第一个人是谁？”

戈雅说：“我自己。”

我从普拉多博物馆回来了。

因为时间还宽余，我没有坐出租车，没有拿地图，也不打算用我笨拙的英语去问路。我凭着我对马德里方位的直感朝我住的宾馆走回去。因为我已经和戈雅老人说好了，说黄昏到来时，我就从我住的宾馆八楼跳下去，以死来体会生，从死中察看生。我想象我从八楼纵身一跃时我会彻底顿悟《黑色绘画》的真正含意和戈雅老人给我说的两句话：

“真正的绘画都是梦，而且是恶梦。”

“真想要活着必先死，只有死去才会懂原生。”

我反复地咀嚼着这两句话，想着《黑色绘画》系列中那来自戈雅在恶梦里的感受、经历和画面，以为我一定会走错路，一定最后不得不从口袋中取出宾馆的名片地址问路，可我却鬼使神差般，没有走错一点儿路，来时从出租车上看到的街心花园我又看到了。路边鱼人的雕塑我也看到了。甚至在一个街角广场上全裸的行为艺术我也再次遇上了。

到宾馆门前时，刚好黄昏的落日在马德里西端的高楼上，像西城楼顶托着一颗画家鲜活、巨大、血淋淋的心。

我从容地望了落日后，不慌不忙地走进了宾馆内。

在大厅我和前台一个棕色肤色的中年女工作人员点了头，从容地踏上电梯上了六楼。

走进客房洗了一把脸，喝了一杯水，把所有的行李收拾好放在行李架子上，又把那装着我的护照、信用卡和零用欧元以及我详尽写着我死因的遗书的黑包放在我的黑色行李箱上，并且在要离开房间时，又打开那个小的黑包瞅了瞅，确信装着我遗书的牛皮纸中号信封还竖在皮包里，确信信用卡上写的取钱的密码还在卡面上，确信钱包中的欧元足够我在马德里的三天两夜结房费，然后，我最后在镜前照了一下我脸上的坦然和平静，便出门朝八楼走去了。

我上了八楼顶。

八楼顶后的实木平台上，有一只白鸽子，我来后它对我咕咕了几声就飞走了。它飞去的方向正是我要下跳的地方，那儿落日艳照，天空透明而宁静，有几丝白云绸带样挂在半空里。楼下河边的野草，腰深肩深的高，不算洁净的河水，呈着戈雅晚年绘画的黑灰和神秘。河对岸的林地里，从静谧中漫出的细碎的声响，如同羽毛在风中的舞动和碰撞。有一股清冽水润的草气、潮气和阳光的温暖，从楼下的河边升上来，飘过来，拉住了我的手。

我朝平台的边上不急不慢地走过去。

到平台的边上时，我想起一件事。想到我把生命结束在这家酒店后，清寂了然，无人所知，正是我求之思之的所去与归处，但我在客房留下的钱数与计划，是让酒店今天就发现我死的，今天就按我留下的钱款，去结完我的住宿款项的。我已经在桌角的一张纸上写好了我住宿的天数和留下的钱，当然也给西班牙人留下了处理我后事的费用和麻烦费。想到我希望就在今天，最迟明天请西班牙人把我的后事处理完毕时，我在后平台犹豫了片刻后，又到宾馆顶的前部平台了。

我担心死在楼后三日五日无人知，那样我就欠下宾馆房费了。

这边的平台上铺满了青色的地板砖。

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街巷、树木和人流，在落日中如它街头业余画家为生活所迫画的风光画，流动而默然，安静却热烈。阳光的余晖依旧红得如洒在街道上的血。风在这条街上吹着却如丝毫没有响动的水。我已经看好了，我应该从八楼下两棵树的中间落下去，落在宾馆大门左侧的人行道上去。我应该等着那一群不知来自哪儿的黑人由南向北过去再下跳，不至于跳下后，让警察把本就苦难的黑人带去问半天。

我朝楼下望了一会儿。

我又朝宾馆左侧移了两步远。

再最终朝平台前二尺高的栏樯靠了靠，让我的膝盖抵住了又潮又凉的砖栏墙。

整个的马德里，在我最后的目光中都成戈雅晚年的绘画色彩了。

我把身子朝前倾过去，如同用死念压下我抬着的头。我的膝盖把护栏的砖墙抵得更紧了，有一粒突出的砖棱硌着我的膝盖，像刀割着我膝盖上的肉，若不是裤子也许那刀会在我膝盖上割出血。

痛与不痛对我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流血不流血，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再次把身子更往前地倾了倾，就像要把自己悬起浮在半空中。就在我准备把双脚的脚跟用力向上一抬倾跳下去时，楼下酒店的门口忽然出现了几个人，他们的身影与声音，因为身在异国的西班牙，在眼前使我感到熟悉得如同是我的衣物从身上落在地上样。

我有些恍惚地朝楼下望过去。

他们竟是我来西班牙时同机的那个作家代表团，竟和我住在同一家宾馆里。

他们疲惫地从哪儿回来后，在门口遇到了和我同机并排的那个西班牙姑娘，彼此在酒店门口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话。从那西班牙姑娘焦急夸张的神态和流水叮当的语气里，我听出她似乎在反复地说着我的名字，像呼叫一个人丢失的人。因为她的夸张和急切，她把我名字的每一个字都由桃变成梨，又有梨变成石头或木头。除了我，能猜测到她在用她的母语叫着我的名字外，那几个同行的中国人，没有听出她在呼叫着我。再或者，他们听将出来了，只因和我素昧平生，下机分手后，各奔东西，他们已经不记得那班飞机上，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中国人。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们在楼下哇啦呱啦地说话，一字一句，急切硬朗，像向空中抛球或者扔的柴棒儿，真正到我面前能被我看见抓到的没有几句几个字。就那样听了、看了一会儿，那一瞬间里，我忘了我到楼顶要做什么了，像要把一样东西交出去的人，伸出手后又缩手把那东西拿将回来了。

慌忙忙朝八楼的电梯门口走过去。到一楼出了电梯后，急步到大厅，代表团的三男二女已经从门口回到了厅堂里。而那个西班牙姑娘，也已经离开他们朝别处去了。在前台碰到代表团的一行五人时，他们五个人看着我仿佛撞上了鬼，脸上同时出现的深灰的惊怔也如同戈雅的晚年画，有些扭曲，有些惊愕，完全如同碰到了他们曾经去送过葬的一个死者又站在他们面前了。随后在他们的集体惊怔里，那两个女作家快速跑出去，去唤那个西班牙姑娘时，她们在酒店门口，看到的已经是马德里黄昏中的落日，如同毕加索画中美妙女人的脸，一半像太阳，一半像月亮；一半是生，一半是死；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扭曲着，变异着，却也价值连城着，充满了无限的谜语猜测、神秘诡异和清晰可见的不可知。

而那个西班牙姑娘，在我临死的关口里，风一样来，又风一样走去了。

无踪无迹了。

6. 作家们

这个作家团的三男二女中，学者陈众议先生是个极为优雅的人，他研究、翻译拉美文学，西班牙语的流畅通达，如马德里从不拥堵的街巷与河流。然而，在我们坐进Café Gijon的咖啡屋里时，面对我堆积如山的沉郁，他有些语言被哽了。

一阵死寒后，他才方方正正、齐齐码码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德里是个让人愿意永远好好活着而不愿死去的地方呀，你对马德里太不熟悉了。”

作家劳马是东北人。东北人来自血液与土地的幽默被他带到了马德里：

“咳，你连死都不惧还惧活着吗？”

还有那两个才华、名声和胆怯都远远大于她们年龄的女作家，一个叫张悦然，一个叫周嘉宁，我们坐在咖啡厅的窗口，她们坐在大家身边靠里面的椅子上，似乎从初见的惊愕中挣脱出来了，望着我如望着她们的一个普通熟人般，在大家一阵谨慎的劝解后，她们对我笑着说：

“西班牙太传奇了，你就像阿尔莫多瓦电影中的一个四处寻求自杀的人物样。”

这个咖啡厅坐落在马德里的萨拉曼哈区中轴线卡斯特亚大街上，有一百二十多年的营业史。一百二十多年来，每天都营业二十四小时。因为当年毕加索曾一次又一次地到这儿喝咖啡，构思他的画，因为还有当代的许多画家、作家都到这儿思考和享受，讨论和闲扯，所以这家咖啡厅如深巷酿造的老酒样，悠久并且声誉好。居于马德里的大作家略萨常到这儿来，他在那印刷留言本上写了很普通的一句话，而另一位普通的作家却写了很不普通的一句话：

“走在大街上，我们是个普通人；坐在这里我们才是一个作家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那天黄昏最终要去时，作家们为了寻找一个说话的落座处，把我带到了这家咖啡厅。欧洲人对咖啡的热爱如他们的男人对女人的热爱样，从而使所有咖啡厅的暖香里，都有女人的脂粉味，都有男人的书卷味，更何况这家有一百多年营业史和无数名人光顾的咖啡厅，其实也正是马德里成千上万的咖啡屋被文化与浪漫情怀滋养起来的一部分，是西班牙人对生活酷情痴恋的写照与演绎。然而，在那充满慵懒、享乐和悠闲、淡静的落处里，由几个东方人坐下来，喝着咖啡，谈论生死，显得是那样的不伦不类、扭曲怪异，就像在幽静的图书馆中不卖茶水而专卖糊涂稀饭样，就像在声光现代的舞台上，演出最为民间的皮影戏，所以那个叫阎连科的小说家，他一直没开口，却隔桌给我塞了一张纸条儿。纸条上写了那样一句话：

和我们一道到西班牙的南部走走吧。就是我们离开西班牙后你重新留下来，哪怕你重新选择死，我们也算尽过同种同族之责了，不需要再背负中国人的道义之疚了。

7. 托雷多遐想

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最令你难忘的城市是哪儿，我会沉思一会儿，同跟我走过不少去处的双脚商量一阵子，很谨慎地回答说，应该是西班牙的托雷多。

从马德里向南开车几十分钟后，并不奇峻的山脉上，有一座古城出现了。建筑遇物赋形，依山势而立，风格依文化、历史而成，层层叠叠，此遮彼显，错落有致地叠拼成积木塔的物形和城貌。中国人说起重庆山城时，常常为重庆的依山而筑感到了个性与情趣，而与托雷多的依山而筑相比较，重庆就只是建筑上的无奈之举了。

重庆是一个城市沿着一个山面堆积叠高的。托雷多是从四面八方绕着一个山峰围叠而筑的。重庆的阳光常常躲在云雾间。托雷多的阳光从不自私、避闪和吝啬，从天空下射时，不是一光一柱地照，而是把光亮倾盆大雨般朝着城里倒。走在托雷多任何狭小的街巷里，太阳的浓度都让你趟不开，可又不是那种带有强烈紫外线的芒刺和炎烈。

它就是那么透透彻彻地亮。因为它的亮，人们走在城街上，会怀疑自己是否穿了衣服也会被人看到内里去。也经常为此产生一种天真的邪念，看到对面有亭亭玉立、又丰硕诱人的游人美女或西班牙的金发女郎走来了，企望借着那光亮，也能看到人家的内里去。

见到的文字介绍说，托雷多是作为一个帝国城市闻名于世的。那里曾经是古西班牙和罗马帝国的文化交汇地，集合了一座又一座的清真寺、犹太教会堂、教堂和博物馆。在那缓高慢低的街巷里，就是我们这样没有信仰的浅白者，也会得到来自宗教通过建筑给我们传递的清寂、善良、美好的人生信念和暗示，如同历史将中东地区与天主教的西班牙嫁接样，托雷多是这文化嫁接的一个历史口，狭斜上下的街道，被博物馆和清真寺、教堂围就的池形广场，以及各商家、住户、学校、机关清一色的内部庭院构成的城市迷宫，不禁让人想到在世界地理电视中，看到的大马士革的麦地那、开罗和摩洛哥。可是，那些地方又哪里是可以和托雷多相比相论哟。

那里，有了太多的人，缺少了古城应有的一份静寂和落寞。

古城，是不应该没有落寞的。

落寞，对古城是一种时间深刻的美。更何况，托雷多的中心还矗立着庄严的哥特式教堂和经了严酷风雨洗礼的阿尔卡萨尔古城堡。教堂和城堡，被时光剥蚀，却又顽强地透着无人问津的沉稳和抵抗，在那份无人问津的鲜明落寞中，有着托雷多古城的忧郁和沉默，可也有着我自如此的傲然和不管与不顾。

我只要立在这儿，就可以傲视群雄了。

我只要立在这儿，就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古城向我的独有表示一种尊敬和屈膝。

我只要把我的坦荡、尊严和不亢不卑的落败，不藏不躲的忧伤，一览无余地交出去，那么，我就是托雷多了。我就有了世界上所有古城不可替代的美和让你辨析不完的神秘忧伤了。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忧伤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没有忧伤的城市，就如同从未读过书的站街女。而恰在托雷多，它的一街一道、一石一砖和城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远离了现代又远离古代时期的偏远和孤独。那一种被古文明和近现代文明抛弃的落寞感，像是路边失去儿女和房舍的一个孤寡老人样，脸上的无奈和他对无奈的挣扎与抵抗，都以忧伤的叙述写在天空下，使人无论走在托雷多的哪儿，都想去它的残砖断垣上摸一把，如善良本能地要搀扶横过马路的老人家，都想让人在托雷多几无平坦的上坡下坡的石板古道上，以孝子之心伏下亲一口，并以跪拜表示对这座古城的敬重和尊崇。

尤其在那黄昏里，托雷多沐浴在疲惫的温暖间，不知从哪儿吹过来的十月的风，轻轻地掠过你的脸颊和发梢。白天的游人已经回了马德里，或赶车到了西班牙的下一胜景去，譬如是沿着从历史中堂·吉诃德的足迹新开设的风车与驿站，去感受西班牙旷野的诗意和胸怀。那么，你终于有幸留在了托雷多的清寂里，得到极致的静默境界，听到了风从十六世纪街巷古墙上吹过的呢喃与私语，如同夜里的草与月光的说话声。看见最后一抹日光从街道和古堡的墙壁抽去时，犹如绸纱从百岁老人干裂的手指中抽去的停顿声。还有那空无他人的一道斜街里，你独自坐下来，不知所思，心有所栖，而又觉得是在贪图享受着某种境界的净美时，有教堂的钟声脆缓缓地传过来。寻着那声音扭回头，却看到一个修女拿着一把自种的青菜和一本旧书从你身后走过来，你弄不明白青菜、书卷和修女结合在一起，具体的隐语是什么，但你看到她一袭漆黑的长裙和洁白如雪的脖领，是那样纯洁、纯正地搭配着，还有她人在中年却满脸都是老年读书人面对世界的平静和不惊不乍的稳妥，你就终于牢固地坚信了修女截然不是一般常人的判断了。加之她带有一些棕色人种的皮肤和走路不急不缓的诗韵，这是托雷多黄昏时随处可见的一个场景和日常。而在你，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到西班牙是为了死的人，便忽然臆想到，中国北京的故宫中空无他人了，毛毛细雨里，只有你和秋天来自碎砖缝中的荒草陪伴在一起，以为这就是一天、一生的结束时，荒草、古砖、清静中，忽然传来了千年古琴的弹奏声，使你不得不从一天的结束中扭回头，去听、去看那琴声和弹琴的人。

到这儿，你看着修女从你身边走进了一道石框古门时，就像古琴被收起来放入了紫檀的琴箱里。

一天和一天的黄昏就这样过去了。

月亮不是从托雷多的哪儿升将起来的，而是从托雷多的古堡、博物馆及教堂的半空缝中漫溢出来的。弯曲的街巷里，到处都是月光落地的细流的响。所有街巷的餐馆里，尽皆灯火通明，音乐欢愉，独属于西班牙的美食、酒香披着明亮，夹着乐奏，在巷子胡同里伴着月色四处地流。无处不在的酒吧间，白天也都开着张，但你却视而不见它。可现在，夜晚到来了，它们显山露水、出人头地了。托雷多似乎沉没在了酒吧和餐馆的美味中。为了饕餮古城黄昏后的美，你不用进酒吧，也不用进餐馆，你仍然独自在托雷多的街巷里转，一面感受着一个城市沧桑后的孤独和忧郁；又一面体会着它孤独中的热情和忠贞。就那么走，嗅着几百年前的墙壁和地面石头发出的淡淡温馨与忧愁，也嗅着四处流淌的浓烈的面包、烤肉和葡萄酒混在一起五颜六色的香，还有月光中的清水味，树木花果中的植物味，以及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的石墙砖缝中蛐蛐那银饰碰击的脆朗朗的叫。

终于的，你发现你每走一步，鞋尖上都踢着一首诗。

终于的，你发现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中国的唐诗和宋词。

终于的，在你稍稍有些疲惫时，有一家酒吧如期而至，立在你面前。

也许西班牙人是因为酒吧才体会到人生意义的。没有酒吧的地方，一定是没有西班牙人的落脚处。他们国家的每一百个人中，就有八点六个酒吧屋，平均每十二个人就拥有一个酒吧呢，就像中国大多的乡村里，平均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超生的孩子样。而且你随便走进哪家酒吧都一样，温馨、浪漫的情调，和中国超生孩子单调乏味的生活成反比。

我被一家酒吧中带着鼓荡气息的音乐拽进了一道古旧的房门里。这家极不起眼酒吧闪在一条小街的丁字路口上，门口只有昏黄两盏灯，以为内里是一间两间小屋舍，然却走进去，别开洞天地有着二百多平米的一个大厅池。

原来这里竟是带有说唱表演的酒吧歌舞厅。

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对西班牙人来说，晚上十点是他们刚刚坐在晚饭的餐桌上没太久。而在这个时候里，表演已经开始了，舞台上俊男靓女的演出，没有一句我可以听得懂，但台下的座无虚席和到处都是拿着饮料、啤酒、火腿和面包站着的托雷多的居民们，他们边吃、边喝、边笑和时不时腾出双手的鼓掌，如足球现场上的氛围感染了一个并不热爱足球的观众样，我要了一杯啤酒，随意站在了人群里。在那有些混乱的热闹中，台上的歌舞是边跳边唱，边把自己身上一件一件的衣服脱下去，挑逗引诱地把自己渐到隐秘的地方半遮半掩地露出来。以为这是中国说的黄，而托雷多人说这是他们当地在寂寞中由历史、文化和民俗共同创造的滑稽剧，犹如中国东北的二人转，无非是语言和表演的人数、方式不同罢了。以为这些表演有些俗，可它却长期在托雷多最为脱俗的古城有无数的年年月月了。以为演出是和旅游经济混在一起的，可后来知道坐在台下的，绝多都是托雷多的老居民。

这让你感受西班牙人是为了生活而活着。

为夜而活着。

生活的快乐比生活中的其他都重要。金钱、地位、美女与俊男，荣誉与未来，一切都要服从生活快乐这条基本的人生准则与法绳。快乐是生活的核心，其余都是核心的扩散与枝叶。快乐是生活的根，其余都是根上的树干、枝丫与果实。

我在这个歌舞酒吧一直待到深夜时，虽然听不懂，却有一种关于生活与生命的感受会从人群漫过来，把我淹没在那些歌舞、音乐和托雷多人的笑声里。尤其台下中间坐的几位年届八十岁的男女老人们--我特意去问了售卖啤酒、饮料、火腿的胖姑娘，她说他们和她一样都是托雷多人，三十几年来每隔两天都要到这家酒吧喝酒、用餐、看歌舞。歌舞的演出几乎都是一个程式和惯性，先是唱与跳，后是唱、跳加笑闹，再到高潮时，就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扔在台上或者台下的观众中间。往台下扔去时，又一般都是扔给台下的老人。哪怕是舞女的小衬乳罩也朝老人身上扔。让我惊讶的，是那些古稀的老人，他们端着啤酒，喝着饮料，当艳丽的乳罩落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不闪不躲，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舞女高耸着乳房从台上跳到台下来，在那抖乳舞中颠颠狂狂，竟可以把自己的乳房抖在老婆婆面前几乎擦在她脸上，而那老婆婆，却为舞女可以把乳房抖得如风中的吊铃样，为舞女不停地喝彩与鼓掌。

观众们，也为老人的坦然、快乐而鼓掌。

我为这情景困惑了。

我被西班牙人的生活态度震撼了。

我觉得我虽来去匆匆，但似乎多少认识了托雷多古城和这古城的居民们，知道了有一种生活并不在于你的心有多么深刻和复杂，而在于你的态度有多么简单和鲜明。托雷多这座古城是忧伤的，而这儿的居民是快乐的。他们为古城而骄傲，古城为有这些深明人生与生活含义的居民而自豪。人类所有需要人们纠缠不清的思考，立在山脉上的古城都替人们完成了，因此间，古城最需要被它庇护的人，终于有了一种简略、明快，哪怕是有些慵懒、享乐的生活与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这，古城数百年来经历的那些战争、风雨和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谁比托雷多人更理解这座古城了。

也没有谁比西班牙人更理解他们快乐原则下的生活方式了。

我从酒吧独自出来时，托雷多古城里灯火点点，咖啡的香味混合着葡萄酒、烤面包、熏火腿和来自各个餐馆、酒吧的音乐，在寂深的古城小巷中弥漫与荡动。月亮已经从古城的前部到了后部去，婆娑的树影带动着风和星光在那些古石墙上摇。对于西班牙，对于托雷多，午夜是他们夜生活的初始端，午夜前的吃喝与欢乐，只是夜生活的序幕和前奏。

这是一个因懂得生活才为夜生活活着的国度和人们。而我们，我自己，独自走在托雷多深夜的深巷里，唯一想要感叹的，是可惜自己不是这个国度、不是托雷多的人。

8. 阿尔玛格罗的街思

把阿尔玛格罗看作一个市，不如把它看作一个镇。依中国人的理解，从这个小市的这端走到那端去，拄着拐杖慢行也就三十分钟吧。

阿尔玛格罗在西班牙、在欧洲的不可小觑，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戏剧演出场--十六世纪留下来的剧院。因此，这儿成了世界舞台剧的源头和圣地。我像一个卸不掉的嚢肿、瘿瘤样，被这个中国作家团，又拖着背着到了阿尔玛格罗。他们去世界最古老的剧院看演出，去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拍过电影的庭院看旧迹，而我就留在阿尔玛格罗幽静的街道里。

我喜欢那儿的街，是因为它和托雷多的街巷完全不一样。房子一律都是两层、三层的灰青瓦。墙壁都是一律的洁白色。各家的大门，又都各自别出心裁地绘制出不同的花样和图案。地上一律都是灰砖或石材板。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街道都宽到汽车行驶不需加设单行线，且笔直流畅，却又几乎没有行人与车。偶有停在谁家门口的私家车，在那儿似乎只是为了欧洲村镇的点缀和住宅有人的证明物。各家的藤蔓要么种在墙外边，让绿色四季不衰地爬在院墙或房墙上，或者是院内上百年的树，枝叶漫过院墙伸在、遮在街道里，把一个城市弄得随处都是诗意和韵味。

确真的，这个阿尔玛格罗，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

这里的每一处景色，你从任何角度望过去，都是一幅恰到好处的画。

这诗与画中的简略与洁净，让你忧心自己的脚会弄脏人家的街道、地面的韵律与格式。

我在这里走着时，西班牙首屈一指的女性汉学家、作家团的组织者、塔西安娜教授回来找我了。因为她工作在马德里的大学里，而家就在这个城市这样的街道内。她带着我又走了几条街道后，忽然对我说，我请你到我家里坐坐吧。

也就在一条洁净如洗的街道中间进了她们家。大门是可以开进汽车的双扇旧木门，门框两侧的墙柱是凸凹别致的抽象画和抽象实物垒砌起来的。有三百平米的院里铺了砖，而前后的楼房里，因为父亲已经不在了，只还有七十岁的母亲守在家里边，空阔中显出寂美的诗韵和这个城市、街道完全一致着。还有庭院里碧绿的树，墙壁上的藤，都让人觉得这个院落不仅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而且是这个城市掀开页码后的最深处。

我跟在塔西安娜的后边走，听她介绍这个院落的来历与她父亲生前对这个院落丝丝如扣的爱。再到院内楼里的一层去，看到到处都挂着她父亲生前画的画。她父亲是西班牙的建筑家，也是业余油画家。那些他死后留下的油画、素描和未完成的画作，无论是风光、人物或者实物画，都被她的母亲布置在房内和楼梯口，使她和母亲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父亲和她们永远在一起。

而看了后楼又到前楼的二楼时，我见到了一间屋，那屋里的布设，陈旧朴素，每一样、每一处都和今天生活的诗韵有些不一致，甚至有些地方凌乱芜杂，仿佛有无数年月房间里都没有进过人。仿佛这间屋是一张画作创作到心烦意乱时，画家拿起绘笔色刀随意胡乱地涂。

可那些东西却是干净的，尘灰不染的。

我们就站在门口上，看了一会儿后，闻到一股潮湿、霉腐的气息扑过来，在那气味中，塔西安娜说，这是她父亲生前的工作间，设计或绘画就在这屋里。说她父亲不在后，母亲把这屋子的原貌一丝不动地留下来。除了她和母亲外，母亲一般不让别人踏进这间屋子里。然后，在绵长无言的沉默中，我和塔西安娜从楼上走下来，站在她家空大的庭院内，她说父亲去世后，母亲已经在这开车要六个小时才到马德里的偏远地方独自生活了好多年。因为，父亲从这个院落去世了，母亲的全部也都随着父亲的死，而留在这个小城市的街道、院落和楼屋里。

塔西安娜说，母亲在这儿，总感到父亲还活着。

塔西安娜说，在这儿，她每次回来关于父亲的全部记忆就会涌上来。

塔西安娜说，我是西班牙人，虽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可我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国人的生死观。说人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了，为什么还要去寻找生和活着的意义呢，活着不就是意义吗？说比如门外那些洁净、宽敞的街道吧，你说它是干净、整洁才有意义呢，还是如中国北京的大街小巷样，到处都停满了汽车才更有意义呢？西班牙人觉得那停满汽车的街道虽然堵，可它蒸蒸日上、充满奔腾的活力啊；可中国人看西班牙小城的安静才有诗意、才像你们桃花源中的乌托邦。其实哦，她朝我笑了笑，给我端了一杯热咖啡，说你的生活、你的经历就像是北京的大街样，意义全在这繁华、闹乱中。而死是想从那闹乱的大街搬到西班牙幽静无人的街巷里。可是当真搬来了，你的生活就彻底失去意义了。

她说，听我的话，你还是和这个作家团回到你们北京的街道那边吧。我母亲守着她的记忆，活得和每天泡在酒吧的老人一模一样，而你为什么要把你的记忆抛弃呢？

9. 马拉加的剧情之爱

十月十八日到了科尔多瓦。

十月十九日，到了马拉加。

我们一路南行，终于到了西班牙的最南端。站在马拉加金黄的沙滩上，隔海相望，似乎可以望见摩洛哥。

科尔多瓦的记忆，是参观世界上最大还是第二、第三大的清真寺，那个正方形的巨形建筑，意义并不在清真寺中森林般的墙柱、彩绘和信徒在那儿留下的最为虔诚的滴血故事和记载，也不是说这个清真寺怀念着穆斯林在他们的聚集地，把它们的宗教信仰主导延续了八百年。至于大清真寺所体味吸收的流行于当年大马士革的建筑理念和经验，把拱门整建成叶形或者马蹄形，加之砖瓦装饰、文字和花卉的艳丽图案，繁复的泥灰粉饰，安宁平静的内院和钟乳石的天花板等等，都只是一种年代、历史、文化和风格。而位于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其根本的意义随着战乱和历史的更替，当穆斯林被犹太教或者基督位移替代时，而大清真寺没有被战乱和宗教争夺所破坏，而在大清真寺内辟设了教堂区，保留了伊斯兰的宗教存在和信仰，使不同信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和平、亲近地从一个门洞走进去，同时在一个不同信仰的大厅内，去跪拜各自不同的主和神。

大清真寺告诉我们，不同的宗教都共有一颗博大包容的心。没有这颗心，宗教的灵魂就没有那么大。

还有科尔多瓦的弗拉门戈舞，在半含着伊斯兰忧伤的音乐中，张扬的却是欢愉、幸福和快乐。舞者的踏脚之快和来之击掌震耳的音乐节奏，把听众、观者在火热激烈的情绪中，从一个城市送到了另一个城市去，让你目不暇接地感受西班牙的人文文化和内心。可在我，随着作家团最后行程的到来，关于死，关于生，关于生命的活着和快乐，忧伤、奋斗和堕落，沉闷、阴郁与选择，在我的内心黑黑白白、冷冷热热地混搅与翻腾，使我再次彻夜失眠，不知所措，人已经疲惫到连走路、视物的力气几乎都没了。

然而，如同大家说的没有偶然和戏剧性，就没有人和人类的历史一模一样，从科尔多瓦到了马拉加，我在西班牙求死求生的剧情在看似偶然的情节里，有了意外的转折和演进。

作家团从马拉加起飞返回中国的机票里，他们也替我订了一席座。

他们说，我们只能这样了。你的生与死，都不能再由我们决定了。我们只是希望你同我们回到中国去。

就在我似乎只有跟着他们回去活着或者留下死去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西班牙这个充满戏剧与浪漫的国家，让我在马拉加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剧情与发展。

这段剧情给了我新的选择和可能。

我随着作家团去参观了毕加索的博物馆。在毕加索的故乡看到了毕加索生平的许多用物和我未曾见过的一张画--那张毕加索在十二岁时画的差不多和他同龄的小姑娘。她朴素、天真，满脸都是一个儿童对美好的向往和渴望。小姑娘的头发带着田野的风声和草气，脸上的粉淡如同正在阳光下欲开欲绽的花。戈雅的画是让我从他年轻的欲望看到他年衰的绝望，这正是一个正常的生死逻辑和不可更改的命运。而毕加索的画，我从巴塞罗那看到马德里，从马德里又看到马拉加，却是让我从他的老年看到童年的，这一线路和毕加索画史的颠倒，让我心中有着蠕动的曙暖和柔美，这也似乎预示着我人生剧情虽为庸俗却充满人间烟火的好。

参观完毕加索的博物馆，是下午四点多，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对我有那么的巧合与偶然，只是想着毕加索十二岁的美好与纯净，然在走出博物馆的那一刻，那一偶然、意外的剧情到来了。一个故事或剧本进展到了新的一章或一幕。它的背景如果是在中国或东方的任何国家里，就都显出了虚假与做作。

可它发生在了西班牙。

发生在了西班牙最南部的马拉加。

从博物馆里出来时，在飞机上和我并排邻座的那个亭亭玉立的西班牙姑娘站在大门口。下午西去的落日，在她满是光亮的脸上仿佛油彩般。她就立在博物馆的正门前，穿一身更为火红的裙子和平跟鞋，如机场、车站接人那样盯着从博物馆出来的每一个人。看见我们后，她风吹火起地飘过来，脸上的惊喜和灿然，仿佛她导演的一部戏剧在掌声中终于拉开了幕，而后她笑着登场了，到了台前介绍这部戏的创作经过。

她依着中国礼节在惊讶中和大家一一握了手。对作家团也好似对我声惊语异地大声说，她自马德里碰到同机的作家团但是没有找到我，她就相信她一定可以在马拉加的毕加索博物馆或者老城旧居的“一线天”胡同碰到这个最终要到马拉加的作家团。她说她相信，作家团会把我从马德里的哪儿带到马拉加。所以，她连续几天都在马拉加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和游人必去的那些马拉加最独特的一线天的胡同口。

她说她终于等到了我和这个作家代表团。

说她在飞机上，看见我神色忧郁，拿出很厚的一封信看着竟然掉了泪，然后见我把信慢慢放在她起身去和作家团聊天后留下的空位上，自己擦了泪，躺在那儿闭上了眼。说她聊天回来后，我已经睡着了，她是跨过我的双腿回到自己靠窗那个座位的。说为了不把我惊醒来，她把她座位上我的信件收起来，把她的书报和她到中国游览时胡乱写在纸上的感受日记也一一收起来。把她的放到了面前椅背后的物夹中，把我的放到了两座之间的那块扶手上的几台上，然后她也闭眼睡去了。

再后就是睡醒下飞机。不记得彼此说过什么话。可是待她到了巴塞多她姨妈家里那一夜，收拾自己东西时，她发现我看着流泪不止的那封信，竟然夹在她的一本时尚杂志里，而她胡乱写的那几页中国旅行感受的日记却不知哪儿去了。说赶巧她的表弟是因爱好而学习中文的，便从那封信上看出了惊疑和愕然。又把那信拿到学校给他的中文老师看，才知道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人要死在西班牙的前因与后果。

是一个要死在马德里的中国人写给生活的最后一封信。

说她为了找到我，她找遍了马德里中、高档的宾馆和酒店，而在近乎绝望时，在马德里阿尔古埃区的HOEEL TIROL酒店门前碰到了作家代表团。她说她家住在马拉加的城中心。回到了马拉加，她总有一种预感觉得我不会把生命结束在马德里。说西班牙的城市、文化、饮食、男女和红酒与咖啡，是最不适宜一个人死前享用的，因为那些东西看了经受了，人就不想死，而只愿意生。所以她相信我不会把生命结束在马德里，而是会从马德里向北经过塞哥维亚、巴利亚多利德、莱昂，再到奥伦塞和圣地亚哥城；或者向南经过托雷多、科尔多瓦再到马拉加。说中国人从马德里选择南北旅行时，一般都会选择向南经过托雷多，最终到达马拉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西班牙的南部靠海气候好，更重要的是，这儿是伊斯兰文化走向西班牙的登陆处。还有一点--说到这儿她笑了。笑得洁净、爽朗，宛若天空的日光与雪白的云。笑后她停顿一下子，将目光望着作家团里的男性们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西班牙的美女在南部，美女中的美女在我们马拉加。

又看看大伙儿，她最后把目光停留在了我身上。说我知道，你们这个中国作家团的最后一站是我们马拉加，可我没想到，你会和作家团重逢一起来。我想到你们不会不看马拉加的毕加索博物馆，可没想到你们一到马拉加，就来参观博物馆。说她在飞机上阴差阳错地拿错了信，我想这不是我的错，一定是上帝有意这样让我错了的。既然上帝这样安排了，我想我就应该在马拉加等你来，带上你走遍马拉加，让你体会西班牙的快乐和文化，体会西班牙人的生活观、享乐观和生命观。

说无数的人都说西班牙人是为了享乐活着的，可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在西班牙任何一个大城小镇的街道上，你随便从哪儿来，随便朝哪去，你看到的都是艺术、激情和西班牙人面对人生的欢乐和愉快。说西班牙大街小巷的房屋、楼舍、墙壁、窗户、门框、人行道和南来北往的车流与行人，那些都不是植物、动物与游人，都是历史、哲学和文化。

说西班牙的生活就是活着的哲学和世界观。

说西班牙的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他们对生活与生命哲学的理解超越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人种与人群。西班牙人每一个都是激情艺术家，他们的日常细碎、吃喝拉撒中弥漫的无与伦比的艺术，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相形见绌、自愧弗如，仿佛一株小草被栽进了西班牙漫无边界的绿色中。

西班牙人的滔滔不绝、热情奔放，在面前这位叫索菲凯玛亚的马拉加姑娘身上得到了见证。她一字一句快捷的叙述，在组织作家团到来并一路担任翻译的北京小姐郭宇时紧随不舍的翻译中，让人感到她不仅是一个马拉加的美丽天使，还是马拉加或西班牙哪个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我们大家在毕加索博物馆门前空地的阳光下，围在索菲凯玛亚姑娘身边，听着马拉加情节的转换与叙述，听着郭宇时小姐声音如乐的翻译和赞叹，到了最后说代表团的下一个计划是去和马拉加的作家与诗人同桌座谈后，再回到毕加索博物馆，与从法国赶来参加一次画展揭幕的毕加索的孙子面见论谈时，索菲凯玛亚望着作家团和组织者，笑着请求说，如果王先生愿意，我能在这段时间单独带他到马拉加的街上走走吗？

她说我是马拉加神学院的一位年轻老师，神让我在这儿等着一个准备死在西班牙的人，我等到了他，就应该把神让我转告给他的话在合适的时候全部告诉他。

终于的，我像一个瘿瘤一样被索菲凯玛亚从作家团的精神上摘除下来了。为了让神的话一字不落准确无误地从索菲凯玛亚嘴里传递到我的心里去，翻译郭宇时小姐也陪同我们离开了作家团。

离开作家团时，我看见那个姓阎的小说家和八零后的女作家，都因某种摆脱而长长出了一口气，而那位学者陈众议和作家劳马脸上倒是会意亲切的笑。

她们带着我由西向东走，坐了出租车，穿过一个教堂、一个广场和一段步行街，大约十五分钟后到了马拉加游人必至的老城区。那儿就是世人和中国人说的马拉加名胜一线天的胡同街景区。楼房尽皆为两个世纪前的旧建筑，不断修复整理的窗棂和墙壁，皆是岁月的灰黑和剥落脱离的潮润泥灰味。空气中有来自海边的淡腥淡鲜的生香和藻气。地面上是与建筑同生共荣的碎石板，流水系统不像东方那样都在路两边，而是设在路中央，是那路面在缓平中呈着浅浅的槽。一线天的胡同多则五尺宽，窄处不过一米宽，而其绝妙处不在这胡同的宽窄与长短，而在马拉加人因为对生活和生命的爱，在因为胡同只有“一线”无法种植花草时，他们都把盆景花草种植在半空的墙壁上--各家各户临了胡同的门窗和墙壁上，都一盆挨一盆地吊着、镶着花盆和景罐，种了各样的花草、植物和意蕴，有的生长向上开着大大小小红的、蓝的和艳黄的花，有的向下蔓藤结着圆的、长的小果物。无论三层楼或是两层屋，那些墙壁在一人高处都空荡下来供着行人的走，而在行人的头顶处，尽皆为一盆挤一盆的景物和镶嵌。墙壁有多高，物景就疏密有致地从一人高处悬到楼顶最高处。为了不使浇水时流在那素洁的墙面上，每一盆花景的后边都用木塞把花盆和墙壁分开来，使观众抬头仰花时，仿佛两面倒地的花圃从地面直竖起来把人的目光约束挤捆在了中间一线的空间里。就从这一线的窄处望出去，天空蔚蓝时，它便愈发的蓝到不可思议；天空灰暗时，它的灰暗里有着隐含不住的透亮与光色，如我们见到的夜光石，或如从暗处望那远方亮处的光带间突然出现的流星尾巴般。倘是一线天处刚好夹裹有一朵一朵的云，那云就已不再是云，而是天空中缀着的一粒一粒珠宝的扣。从那一线天的绝景处，你被这奇异迷惑了，疑虑自已是站在现实还是梦里时，会有花瓣从天空落下来，香味像女孩秀美的手绢撩在你的鼻尖上。你终于长长吸了一口气，捕捉着把那香味贪婪地吸进肚里去，想借此证明自己的身处是梦境还是现实时，却越发怀疑自己是在梦里而非现实之中了。想更进一步地设法弄明这些真伪时，索菲凯玛亚却在召唤你跟着她朝着前边走，示意说这胡同的绝景刚开始，还未到真正的盛处和绝处。于是间，你恋恋不舍地跟着走，惊愕中，从三三两两的行人里，看到的却是在胡同拐弯处的一棵说不出名的蓬绿树冠下，有两个乞食的西班牙中年人和老年人，一个四十岁或者五十岁；另一个，一定是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他们面前是由你的心情与心灵决定赐或不赐的收钱的陶碗和一块红色的布，而他们本人，则远远地闪在一边儿，老人坐在一把旧式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本极烂极旧的西班牙语的《圣经》书；另一个中年人，他没有捧《圣经》，却是手里拿了一个不太时新的音乐机，耳塞堵在耳眼里，慢慢地在那儿踱步听音乐。

我被这奇异的一幕人生场景惊住了。

望了望那陶碗和红布上已经不少的欧元硬币和纸币，又望望那边各自沉没其中的中年和老年的两位乞食者，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望与品味。而我身边的索菲凯玛亚和郭宇时，彼此说了几句什么话，郭宇时扭头对我翻译说，我问她神让她向我转告一些什么话，她说神说见了我你什么也别说，只领着他在西班牙走走看看就行了，用无言告诉他一切。

于是，我就跟着索菲凯玛亚继续朝前走，在那一线天的胡同里，如走在中国的八卦迷阵里，除了抬头望天外，永远被困在那香味四溢的幽静和热情中。直到有些走累了，索菲凯玛亚才扭回头来透过翻译问到我，你愿意明天退掉机票让我陪你从马拉加到塞维利亚，再到萨拉曼卡，最后到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圣塞瓦斯蒂安和比利牛斯山脉吗？你在西班牙这短短的十天间，其实什么都还没看到，至多是把深埋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和民间的关于生活、人生、命运与生命的哲学典籍刚刚打开了封面和第一页，只看到了目录、大纲和简要，要真正了解这些和西班牙，你就退掉机票跟我走，按照命运和神的旨意跟我一直走下去。

跟着我一直走下去。

2009年12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