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民国的跨国恋中，蒋经国与蒋方良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他们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被世人赋予了“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色彩。

年轻时的蒋经国是个不折不扣的“愤青”，1925年5月，蒋经国因参加上海“五卅惨案”后的反帝运动被浦东中学开除，随后他到北京进入吴稚晖为国民党高干子女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以留学苏联为荣。在京学习期间，蒋经国又因加入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队伍被当局关了两周。10月25日，蒋经国终于登上了赴苏的轮船，这一去就是12年，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

蒋经国到苏联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成了同学，他思想进步、学习刻苦，一点也没有“官二代”的样子，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赞赏，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1930年5月，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前他成了苏联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按照蒋经国这样的表现，换成别人早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了，可惜他的父亲是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共的“反革命政变”后，远在苏联的蒋经国也受到了牵连，他当即在塔斯社发表《讨蒋声明》，批判蒋介石为“叛徒”，称“现在他是我的敌人”，这样的话固然有迫于形势而自保的嫌疑，但对于当时受“左倾”思想左右的蒋经国而言，未必不是肺腑之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的前途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30年，从红军军政学校毕业之后，他要求回国的申请被斯大林驳斥，按照蒋经国后来的话说，自己已经沦为“人质”，随后他申请加入红军担任军官也被拒绝。1931年2月，蒋经国被派到“狄拿马”电气工厂当学徒，后又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农村劳动，表现良好的他被选为集体农场的主席。1933年1月他又被调到阿尔泰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10月再调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马许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正是在这里，蒋经国结识了蒋方良。

那时的蒋方良当然不叫蒋方良，而叫芬娜。芬娜那年只有17岁，刚从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毕业，和其他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厂里工作。芬娜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与她相依为命。按照同事玛丽亚的形容，芬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尤其当她绽开笑容的时候，更是清纯而动人。芬娜的个头在俄罗斯女孩中并不算太高，但跟不高的蒋经国在一起，已经是超标准配置了。

蒋经国出生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这一年他23周岁，正是心理和生理都容易冲动的年龄。之前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他曾和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有过一段恋情，但因为对方“政治觉悟”太低而分手。这一次他对芬娜一见倾心，利用自己副厂长的身份“以权谋私”，经常为她大开方便之门，又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成天嘘寒问暖。果然，情窦初开而且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芬娜很快就被打动了，和蒋经国确立了恋人关系。

但如果我们将两人的爱情与婚姻“快进”到尾，再回首，的确苏联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浪漫的时光。蒋经国与芬娜在一起无话不谈，一起出去骑单车，一起到海边去游泳，一起在舞会上起舞，这样的雅兴，在蒋经国回国当上“太子爷”后将成为一种奢侈，而在苏联时却成了支撑蒋经国活下去的最大理由。

（二）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家带口，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四月中旬，一行抵达上海。

稍作停顿后，蒋经国一家启程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据说，蒋介石拖了两个星期才和儿子见面，有点杀威棒的意思，后来经人说合，父子才重归于好。这一次见面，除了重叙父子情外，洋媳妇见公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蒋经国之前已经给老蒋寄过照片，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确，老蒋乍一见芬娜还真有点不习惯，不过当他看到芬娜低眉顺目、端庄朴实，又看到孙子、孙女漂亮可爱，一时也就解颐了。

芬娜用中国话称蒋介石夫妇“阿伯”、“阿姆”，她衣着朴素，与旁边很洋气的婆婆宋美龄一比，这位真洋人倒显得土气十足，以至于他们告退时宋美龄悄悄塞给蒋经国一把钞票，让他给自己的老婆买几件新衣裳。在以后的岁月中，宋美龄跟蒋经国的“后党”与“太子党”一直是明争暗斗的，但宋美龄和这位儿媳倒是一直和睦相处。这要归功于洋媳妇的谦逊低调，终其一生，她从不和婆婆争风头，甚至不让别人称自己为“蒋夫人”，因为她觉得只要宋美龄在，“蒋夫人”就只能属于她，宋美龄要不在了，这个称呼也就“退役”了。

这次会面后，蒋介石很高兴地给芬娜取了个中文名字“芳娘”，后来因大家觉得“娘”不太好，又改为“方良”，寓意“贤良方正”，从蒋方良一生的行迹来看，这四个字当之无愧。

父子之会后，蒋经国奉父命带着妻儿到宁波溪口和生母毛福梅团聚。蒋经国还乡这一天成了溪口的大节日，当地男女老少齐出动，鞭炮喧天，锣鼓阵阵，蒋经国和毛太夫人见面时抱头痛哭，场面十分感人。对于儿子带来的这个洋媳妇，毛福梅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她还告诉别人，蒋方良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女人。这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已经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现在留俄12年的儿子奇迹般生还，她已经别无所求了，更何况还有一对那么可爱的宝贝孙子。

在毛氏的主持下，蒋经国和蒋方良补办了中国式婚礼，礼堂就在蒋家的“报本堂”。婚礼完全是老式风格：蒋经国身穿长袍马褂，头戴呢帽；蒋方良凤冠彩裙，宛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他们按照溪口乡俗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还让新娘献上“围巾布褴”。蒋家的大厨房炒上“谷花胖”，用预先准备的青松毛烧火、铁叉掀锅，使浓烟上冒，熏得新娘闭目难忍，一干亲友们则在旁边拍手大笑，让这位洋夫人体验到了在中国当新娘的滋味。接着蒋家大宴宾客，一连热闹了五六天才消停，而后才进入正常的生活轨道。

蒋经国一别12年，国学荒废大半，蒋介石又是个非常注重传统教育的人，便叫儿子专心在家从师读书，主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因为这是老蒋一生最崇拜的两人，定时还要把作业寄到南京让老蒋亲自检查。而蒋方良则穿起了旗袍，拿起了筷子，学做一个中国式媳妇。毛福梅还聘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专门教儿媳国语和溪口话，蒋方良语言天分很好，渐渐地就可以说一口宁波腔的普通话了。

在溪口老家，新婚的蒋氏夫妇跟着毛太夫人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天伦之乐。但中日战争已于这年的7月打响，国家动荡，正当壮年的蒋经国不可能一直当隐士，这同样也是老蒋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1938年春天，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赴江西任省保安处副处长，此为蒋经国之初出茅庐。1939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终于盼来了施展鸿鹄之志的时机。他提出了“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决心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目标，5年多时间里，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使得赣南出现了脱胎换骨的新气象，被美国记者称为“未来新中国的范例”，史称“赣南新政”。

“赣南新政”实际上广告胜于疗效，不过是老蒋为儿子放的一颗政治卫星，不过这一炮的确把蒋经国打红了，“蒋青天”和“青年政治家”的名头响遍中外。

丈夫大显身手的时候，蒋方良夫唱妇随，在赣南办起了孤儿院，生活忙碌又充实，然而，让她没有料到的是，婚姻的危机正悄悄地临近。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是男人如果成功了，他的面前同样会有一群美丽的女人，这个时候，受伤的总是背后那个伟大的女人。

蒋经国出轨了，对象是他行政专员公署的秘书章亚若。章亚若比蒋经国小三岁，长相甜美且多才多艺，能说、能写、能演、能唱，这样一位尤物级别的女秘书被一位正常男领导看上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而相对洋夫人来说，中国女性的温柔与体贴显然更胜一筹。偏偏蒋方良在情感上的觉悟比较低，章亚若会唱京戏，蒋方良便常邀请她来家里教自己唱京戏，她还不知道这是在引狼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