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与苏联要好的年代，交一个苏联的笔友，是一件时髦而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次，我无意中从一本俄国的杂志上看到一个名叫伊莎诺娃的女子，于是我立马把她设为写信的对象，还买了一本很贵的信纸薄。和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曾告诉过我如何才能打动女人的芳心。她说她喜欢看写在粉红色信纸上的信。所以我想应该用粉红色信纸写信给伊莎诺娃。“亲爱的笔友，”我写道，心情紧张得像第一次考试的小学生。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下笔非常缓慢，写完把信投入信箱时，觉得像是面对敌人射来的子弹。不料回信很快就从遥远的国度寄来了。她的信上说：“我不知道我的通信地址怎会列入贵国杂志的笔友栏，何况我并没有征求笔友。不过收到从未见过和听过的人的信实属幸事。反正你要以我为笔友，好，我就是了。”

我不知道我把那封短信看了多少次。它充满了生命的美妙音乐，我觉得飘飘欲仙！

我写给她的信极为谨慎，决不写那位不相识的俄国少女觉得唐突的话。俄文是她的母语，写来非常自然，对我来说却是外语，写来颇为费力。我在遣词用字方面颇具感情，并带羞怯，但在内心深处藏有我不敢流露的情意。伊莎诺娃用端正的笔法写长篇大论的信给我，却很少显露她自己。

从万余公里外寄来的，有大信封装着的书籍和杂志，也有一些小礼物。我相信伊莎诺娃是个富裕的俄国人，也和她寄来的礼品同样美丽。我们的文字友谊颇为成功。

不过我脑中总有个疑团。问少女的年岁是不礼貌的，但如果我问她要张相片，该不会碰钉子吧。所以我提出了这个要求，也终于得到她的答复。伊莎诺娃只是说她当时没有相片，将来可能寄一张给我。她又说，普通的俄国女人都比她漂亮得多。

这是玩躲避的把戏吗？唉，这些女人的花样！

岁月消逝。我和伊莎诺娃的通信不像当初那样令人兴奋。时断时续，却并未停止。我仍在她生病时寄信去祝她康复，也偶尔寄一点小礼物给她。同时我也渐渐老成，年事较长，有了职业，结了婚，有了子女。我把伊莎诺娃的信给我妻看。我和家人都一直希望能够见到她。

然而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包裹，上面的字是陌生的女人的笔迹。它是从伊莎诺娃的家乡用空邮寄来的。我打开包裹时心中在想，这个新笔友是谁？世上最大的乐事，无过于相互的情谊、关心和帮助。包裹中有几本杂志，还有一封短信。“我是你所熟知的伊莎诺娃的好友。我很难过地告诉你，她在上星期日从教堂出来，买了一些东西后回家时因车祸而身亡。她的年纪大了———七十八岁———没有看见疾驶而来的汽车。伊莎诺娃时常告诉我她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她是个孤独的人，对人极热心，见过面和没见过面的，在远处和近处的人，她都乐于相助。”

写信的人最后请我接受包裹中所附的伊莎诺娃的相片，伊莎诺娃说过要在她死后才能寄给我。

相片中是一张美丽而慈祥的脸，是一张纵使我是一个羞怯的大学生，而她已入老境时我也会珍爱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