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诗圣”———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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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字子美，世称杜少陵，生于巩县，我国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并称“李杜”，人称“诗圣”。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他 ７岁学诗，１５岁扬名，却终生不得志。
杜甫 ３５岁以前过着读书与漫游的生活，先后游历了吴、越、齐、赵等地。天宝三载（７４４年），杜甫在洛阳遇上了李白，二人“或饮酒赋诗，或慷慨怀古”，当真是相见恨晚。他在《壮游》中自述这段生活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多描写自然景物，洋溢着少年的豪壮之气。《望岳》便诞生于这一时期，这首诗热情歌颂了泰山神奇壮丽的景色和雄伟磅礴的气象，既抒发了对锦绣山河的热爱之情，也表达了诗人不畏艰难、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
天宝五载（７４６年），杜甫来到长安，希望能通过科举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次年却因为奸相李林甫的破坏，致使应试不第。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多次向皇帝和贵族投诗献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凄凉生活，却始终未能引起重视。直到 ４１岁那年，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看守兵甲武器库府的卑微官职。１０年困居长安的生活，让他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却也让他对朝政和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这一时期所作，当时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至长安，但诗人沿途的见闻和感受，已经初现动乱的端倪。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７５５年 １２月 １６日），安史之乱正式爆发。玄宗仓皇奔蜀，太子李亨（即唐肃宗）在灵武（今属甘肃）即位。杜甫把家安置在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却落到了叛军手中，被押往长安。在长安，他亲眼目睹了混乱的现实以及叛军的残暴，又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难掩心中的悲愤，写下了《春望》《悲陈陶》《望江头》等爱国主义诗篇。
至德二年（７５７年），杜甫侥幸脱险，逃至当时肃宗朝廷所在地凤翔，被授予左拾遗一职。后由于忠言直谏，上疏救宰相房一事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并将这些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成了千古不朽的“三吏”“三别”。
乾元二年（７５９年）秋，杜甫弃官，携家逃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到达四川，一直住了 １０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成都西郊的草堂中，中间还曾投奔剑南节度使严武，担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尽管期间有几次迁居，但总体而言，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在艺术方面也不断追求词句的精工完美，对此，诗人自述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名作《秋兴》《登高》《蜀相》等均诞生于这一时期。但诗人心中一刻也没有忘怀祖国和人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通过描写对贫困生活的亲身感受，展现了诗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怀和忧国忧民的崇高境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将作者听到祖国统一在望时的无限喜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大历三年（７６８年），杜甫离开四川，又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最终病死在长沙到洛阳的一条小船上。
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始终贯串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杜诗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感情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揭露了朝廷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对百姓则寄予了诚挚的关怀和深切的同情，真实而深刻地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是当之无愧的一部“诗史”。
杜诗的艺术成就也极高。诗人善于选取典型场景进行高度提炼，能生动形象概括地反映现实。杜甫的诗歌意境开阔，感情深沉，具有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而且讲究锤炼字句，用语准确精练。
杜甫诸体兼精，尤其是律诗，在他手中达到了一个高峰。他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首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对中唐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杜甫的诗歌、精湛的诗艺，以及他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对后世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杜甫存诗有一千四百多首，收录在《杜工部集》中。杜诗注本很多，其中最为通行的是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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