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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李开复:人生第一个重要决定——念小学

李开复

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已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放权”给我。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扬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能够早早地考上小学,其实和妈妈的教导不无关系。很小,我就躺在妈妈的怀里念《唐诗三百首》了,别人还不会简单的加减法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在让我背“九九乘法表”了。

妈妈很早就注意对我的教育和辅导,这使得小学考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小学时候的我,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恨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爱说话,爱传小纸条,总是被老师批评。有一次,老师一气之下把我的课桌挪到了第一排,以便随时盯着我。

一次,我上课又是说话,又是做鬼脸,老师警告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老师说,“今天我警告你三次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只能用胶布封你的嘴了。”说完。他真的掏出白色胶布,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的嘴封成一个十字。我还觉得好玩,正嘻嘻哈哈地笑,只听一个同学大喊一声:“李开复,你妈妈来啦!”

妈妈是来接我放学的。当时我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被封住了嘴,并排坐着。我赶紧低下头,把嘴埋在胳膊肘里,不让她看见,可在那种情况下,妈妈一眼就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批评我。

小学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老师挑刺,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五姐从小有英文家教,我也耳濡目染学了一些标准英文。因此,当台湾的英文老师念出蹩脚的英文时,我总是起身大胆纠正。比如英语老师把afternoon(下午)念成“啊福特奴恩”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站起来纠正,“老师,好像是念[a吧?”课堂上一片哄笑声。

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太调皮,还出现过小小的危机。小时候喜欢和同学吹牛,说自己练过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还有特异功能,可以吃纸。同学不信,我就马上把练习本上的一张纸撕下来吃掉,同学都看呆了,觉得李开复确实“很厉害”。有同学惊讶地问,“你还能吃什么啊?”我口出狂言,“我还能吃桌子!”同学们都将信将疑。

一般来说,每天中午在教室吃过午饭,同学们都会在桌上趴着午休。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睡午觉了,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趴在那里啃桌子,一个学期下来,课桌真的被我啃下来一个大洞。

同学们都觉得我可能真有特异功能。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对一个同学说自己还能吃铅笔芯。那位同学十分惊讶,连呼不可能。结果我二话不说,将一支铅笔芯吞进了肚子里。妈妈知道了,匆匆赶到学校,把我带到医院。医生严厉地警告我这是危险行为。还给我开了药,据妈妈后来说,其实那是象征性地开药来吓唬我,因为吃铅笔芯这个行为,实在太让人担心了。

现在想来,我从小就掩藏着一个“英雄”梦,不论在哪个方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杰出人物,有时候还有些惩恶扬善的梦想。

我甚至还给过班主任一个“下马威”。台湾教育十分严格,老师喜欢打学生的手心板,错误严重的,还要打手背,真的是痛到心里!

当时有位姓徐的班主任,规定上课讲话每人每次罚款两块,罚来的钱缴人班费。记得那时,母亲每天给我十块钱,可以买全套的营养午餐。但我上课爱讲话,常常一天被抓好几次,有时候只能吃白饭,最糟的时候甚至要饿肚子。因为徐老师的罚钱机制,让我午餐越吃越少,最后体重都开始下降。

我想,老师扣那么多午饭钱,班费肯定能增加不少。我计算了班上每个人被扣饭钱的总和,又跑去班长那里查账,发现很多钱没有被计入班费,很显然,那些款项进了班主任自己的腰包。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左手写一封长信,悄悄塞进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结果第二天,老师被叫去调查,回来以后情绪失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叫,“谁做的我心里清楚,你们这么做简直是无法无天!”同学们深感英雄藏于民间,很是高兴。从此以后,班费再也没有被克扣。

这场“正义之战”,让我很是得意。向不对的事情妥协,向来不是我的性格。我似乎总是沉浸在“武侠”梦里,觉得自己做很多事情都带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迈。当然,这么做是否合适,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现在每一次回台湾。我都回去探望母校。和姐姐们谈起我们这位共同的老师,我们还是会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也让我在报考大学期间,对“政治”“法律”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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