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轰炸了（天津市）许多主要建筑物，包括南开大学、中央车站和位于东站和国际桥之间的保安警察队总部。城中顿时一片火海，火势绵延了几公里……在（日军轰炸机）执行任务的时候，惊恐的中国百姓纷纷从城市逃亡到租界特设安全区。这些城市很快就沦陷了。北平在7 月28 日沦陷，天津7 月30 日沦陷。蒋介石大为震惊。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 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对倭外交，始终强硬。”

蒋介石没有在华北地区部署其嫡系中央军。相反，他将此地的命运交到了实际掌控该地区的将领们手中，包括阎锡山和宋哲元。但蒋介石也确实将他本人的一位嫡系将军部署到这支军队中，他就是跟蒋介石一样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汤恩伯。但同时，蒋介石也给汤恩伯设置了障碍，他拒绝将精锐军队拨到汤恩伯麾下，而是留着它们，为即将到来的上海和长江流域的战争作打算。

因为优秀军队人数有限，这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做法。但这导致汤恩伯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日本关东军部署了超过9 万人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而且日方还有6 万后备军队，包括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的军队。带着处于弱势的部队，汤恩伯在河北南口艰难作战，2.6 万士兵阵亡。最终，即便在阎锡山的支持下，他也没能守住这座城市。虽然这一地区沦陷的事实很快就明朗化，但华北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8 月。

国共再携手

尽管有些冒险，但其实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可以收编其“宿敌”共产党。7 月13 日，他接待了几个特殊的访客，包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这在几个月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受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谈判问题上达成更加具体的协定，会见包括邵力子、张冲和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资深人士。而现在，卢沟桥事件使得这一任务变得更为紧迫。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资深同僚就发表了敦促蒋介石坚定抗日立场的声明，并承诺给予支持：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敬恳严令廿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不过，双方依然十分谨慎。蒋介石唯恐收编更多不完全听命于他的军队，而遭遇了国民党军队五次围剿之后的共产党，现在对蒋介石还心有余悸，不愿意失去对红军的控制权，这支军队是共产党从国民党围剿下逃脱后仅存的。共产党想要的是“合作”，而蒋介石更喜欢用“收编”这个词。蒋介石在7 月27 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同样，毛泽东告诉他派往牯岭的谈判者，不得做太多让步：“我已决定采用若蒋（介石）不妥协，则不做进一步谈判之策略。”最终，紧迫的形势促成双方达成了协定。蒋介石妥协了，他允许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事总部。毛泽东随之确认将在8 月15 日之前完成重组，并特别指出，共产党将提供3 个师4.5 万人的军队，并加上守卫在北方各主要关口的1 万地方军，其中也包括守卫在西北绥远省的军队。[38]8 月2 日，蒋介石正式承认红军的合法地位。

在蒋介石向共产党做出的所有让步中，最重要的是允许共产党建立独立武装。随后，共产党在西北根据地的军队被更名为“八路军”。在包括林彪和贺龙在内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指挥下，这支军队是中共保持武装力量独立控制权的核心所在。在南方，共产党还有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这支军队在1938 年夏天被命名为“新四军”。但是，它一开始还只是一支人数非常少的游击队，通过种种努力才达到官方宣布的1.2 万人。两年后，其人数已扩充至3 万。

此时，蒋介石已经回到南京并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是否要和日本开战。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三位主要领导人及红军统帅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冒着危险乘坐飞机，前往南京参加会议。毛泽东指示他们采取合作态度，但同时要谨言慎行。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所在的陕北地区，应该通过诸如河北张家口和山东青岛等城市形成第一防卫线，而让大同和保定等城市成为其第二防卫线。毛泽东还确立了在未来7 年内中共抗日的主要战术——游击战。他认为，“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地方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但在他的同僚前往“之前的敌人如今的盟友”的阵营之时，毛泽东还特意加上一句话，提醒他们谨慎行事：“其余由你们相继提出，不可过多，要捉住中心。”

接着，蒋介石打起了通过共产党搭上苏联的主意。多年来，蒋介石一直企图与苏联结成抗日联盟，即便是在他打击共产党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正确地估计到，相对于他的反共立场，斯大林会更在意他的反日立场。此时，蒋介石看到，他跟中共达成协议的同时，可以借此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扼制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否则，“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但蒋介石对与苏联签订公约也没有过分乐观：“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毛泽东和中共也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他们推迟了追求其革命梦想，跟一个老对手结成了同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公开声明反映了他和他的同僚们在这个冲突突然爆发之际所感受到的焦虑。毛泽东在1937 年8 月1 日的一次集会上这样宣布：“华北方面从一开始就诉诸扭曲的妥协方针，没有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他们也没有利用普遍的反日情绪做好宣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丢失了北平和天津！”很明显，他将矛头指向了像宋哲元这样的人物，但他也批评国民党。在华的外国人也感觉到了时局的动荡。他们担心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会给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冲击，但他们也看到了蒋介石被迫采取行动的原因。《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以尖锐的讽刺口吻表达了在华外国人的观点：

你很难保持对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已经如此习惯于无法无天，不受拘束。他们的军队可以制定法律，采取行动。以至于现在蒋介石委员长所确立的任何温和的主张，都成了对他们而言极为严重的挑衅。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说言语还有什么分量的话，委员长丝毫没有夸大中国的大众舆论。世界舆论同情中国一方。它们知道，武装抵抗的选择并不是中国主动做出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的结果。这样的外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允许它以任何名义，不受约束地横行霸道，肆意践踏本国公民的个体自由。

随后，另一篇社论也质疑了日本的所谓“合理化解释”。近卫文麿对国会解释说日军远征中国是为了确保能够“合作推动东亚文化发展”，这一说法遭到了上海西方报刊的一阵嘲笑。中国政府拒绝合作，无视“东亚文化的发扬无疑将被东京方面认为是中国缺乏‘诚意’的另一个例证”。报刊上类似这样的情绪表露可能让蒋介石相信，外国人会团结在他周围一道反对日本，开战这步棋是明智之举。

8 月7 日，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励志社所在地召开了一次机密的国防联席会议。这一会址深具象征意义，它提醒在场的所有人：共和国来之不易，以及如果国家被日本打败将出现怎样的危难。与会的人物代表了国民党10 多年来的喧嚣历史，其中包括汪精卫、前财政部长宋子文、山西军事领导人阎锡山等。

军政部长何应钦对卢沟桥事件作了必要的总结。会议的主要内容当然是蒋介石的讲话，他强烈主战，毫不妥协。蒋介石表示，这是一场决定全体中国人命运的斗争。他对与会者宣称：“如果这场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中日战争，假如中国失败，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可以复兴的。”他客观地指出，日本的军事能力要强于中国，但其经济非常困难。“当下英美在道义和精神上给我们提供相当的支持，但在物质上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外方，意大利的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指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没能阻止法西斯意大利在1935 年入侵埃塞俄比亚。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50 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地划个疆界，使之不致再遭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

但蒋介石告诫说，那些想要用这些临时之计来解决问题的人都不得要领。领导人必须明白他们不能信任日本，东京方面想要的是“中国在国际上名誉扫地，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野心”。

蒋介石还特别批评了主张进一步妥协的学者。虽然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他脑子里想的必定是胡适和蒋梦麟。他们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劝告蒋介石“忍痛求和”。从7 月底到8 月初，胡适一直试图规劝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的附庸地位。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一做法赢得更多回旋余地，并等待日本想“做大买卖”的战争狂热因素自行消退，以便避开冲突；这也将为蒋介石赢得加强中央军实力的时间，使之坚不可摧。胡适认为，现在退一步可保中国50 年太平。蒋介石就此警告说：“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注定侵略者会失败。日本人只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介石都将抗日战争看成是一种精神上的、神圣的信念，是以孙中山为象征的1911 年辛亥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一信念激励着他，所以他一再宣称战争可以造就一个新中国。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面对不断的诱惑，他始终拒绝向日本屈服。

蒋介石随后将难以回避的挑战交给了与会人员：“各位同志, 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是不是不打仗失地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恢复？”蒋介石的目光或许落到了下一个发言者汪精卫身上，但后者没有表明他的主和倾向。尽管亲日的名声在外，但汪精卫自始至终都倡导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

此时，无论是出于压力，还是出于个人判断，他都支持战争。汪精卫赞同说：“目前中国的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汪精卫随后提出要加速军事生产，以回应蒋介石对中日实力悬殊的担心。他说：“物质的损坏不足惜，只有精神的贯彻才能永久存在。”汪精卫之后是张溥泉发表讲话，他的意见是战争表面是破坏，接着的必是新的局面。

蒋介石获得了他想要的支持，但还不够。此时，他进一步告诉与会人员他们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以及他们的劣势有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对于国防上作战的准备与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没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没有。 一般的国民本也难怪着慌……各个高级将领、地方长官都要特别重视职责，对得起职责才是。

蒋介石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官方报告称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飞机上往下一看，事实是十个里有九个还暴露在外，极易遭到空袭。他批评道：“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他的事情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公务人员在护送眷属撤离时没有注意维持社会秩序，车站人满为患，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他认为，这些领导人应该多向他们的敌人取取经，看看日本人的纪律性在其备战过程中提供了何种帮助。另外就是执行的问题。动员百姓去搬运防御沙袋、建设防御墙是件好事，但是否有足够的财力供应这些防御材料呢？为此，蒋介石使用了一个以后与中共两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语——实事求是。他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将注意力放在务实的事情上，而不是发布无意义的命令或者埋首于案头文书工作，这样才能打赢这场战争。然后，蒋介石说了一句“完了”，就此结束了他的评论。

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主战人士被请求起立，以表示立场。这些人中包括了四川省的军政长官刘湘，几个月之后，他的管辖区域将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刘湘从他的老家四川省派出军队，宣称将会在2 年时间内征兵500 万；另一个站起来的是阎锡山，他是蒋介石的另一位死对头，但现在他也接受了“非战不可”的观点；随后还有汪精卫，这个曾经长期致力于避免中国跟日本发生冲突的人，也投下了主战票。事实上，受到强烈的主战气氛影响，与会的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军事准备变得异常忙乱，蒋介石最终放弃了任何将冲突控制在华北并恢复和平的希望。他的精锐军队驻扎在中国的中部地区，由南京政府掌控。是时候向日本开战了，地点将由蒋介石亲自选定——伟大的港口城市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