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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3.雕琢性情,锻造气质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常会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l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历练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万物放下,心无杂念,有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在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人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得到。

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也很清楚,他经常主动寻找快乐,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用诗歌和书法给自己带来快乐。

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有着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认可或推崇,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自己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有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则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的大概意思为: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缘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就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在官场中混最不易,很容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拥有良好的心境之后,即使境遇不好也能顺气自恰,更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4.少恼怒,平和为本凡惹人恼火之事多已成既定之实,追究只能徒增烦恼。用于阔的胸襟去面对可恼、可怒、可急、可躁之事,那么再难的事也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佛家教人不可含嗔发怒;道家教人清静中和;儒家教人要宽恕待人。

古人把惩忿窒欲作为养生的要诀。惩忿,就是要少恼怒;窒欲,知道节俭吝啬。因为好名、好强而过分用心也是属于欲。曾国藩的一生治学于儒,自然深知养生之道,因此能严于律己,立志戒怒。不仅如此,他还写信教育弟弟、子女按此养生之道进行修为,少愤怒,知节啬,以平和为本。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如此写道:“吾教尔弟不在多书,但在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又刻于安庆)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算学书切不可再看,读他书亦以半日为率。未刻以后,即宜歇游观。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切嘱!”

他教育兄弟要牢记圣贤在养生方面的训导格言,主张适当地养花草,游山水,丰富生活,舒适身心。看书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收获的多少,养生的要诀在于少生气、节俭自好,不逞强扮狠、不纵欲。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尽量少服用。

由此信的内容可知道,曾国藩对内在的要求很高,修身养性的方法之多,内外兼有,由思想性情到日常节制无一不有。这不禁让人想到,如今社会的养生之道也不过如此,尚不及其一半。养生贵在养心,其次养性,最后养身。

而今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只做表面功夫,殊不知,心灵的疲惫和衰老才是最要不得的。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时,由于性格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品德修养的高低,而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对志同道合的人,和气地对待就好;对荒废自身、毫无养身观念的人,可劝可念,唯不可怒。

对奢侈浪费、不知珍惜者亦同。

曾国藩在修为自身的过程中一向和气待人,不言人过,不怒不吓,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也是当代人需要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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