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塔齐布的旧部由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干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粮饷，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旬，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 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度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更加不安。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

夜里竟然着急的睡不着，口干舌燥。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愈发着急，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但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恪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之外，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努力。

与此同时，胡林翼为了取得安庆会战的胜利，在皖北战场上也是倾其所能，并因此使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场纷争的战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

要战斗就会有牺牲，而关键在于这种牺牲是否值得。

有利的情况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与不能，成功与失败有时相差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必败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现实生活中，因困难而放弃者大有人在，过后多悔恨。想让自己不再品尝后悔的滋味，就要学会坚韧之道。这也许会痛，但没有人不是在痛中学会坚强，从而获得成功的。

8.“耐烦”二字练人意志“耐得于事烦!，收得一心清。”心烦意乱之时难做客观冷静之想，行事也会毫无章法，这样不可能获得成功。

麻烦谁都会遇到，但是耐烦却不是人人能做到。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能凑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做到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不要不耐烦，这样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可见，与人相处就先要懂得容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何况是人呢?什么人有什么德行，对志同道合者就真心结交；对膻腥奸诈之辈可以不予理睬，但也无须招惹。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干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俱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退去。

可见，耐下心来做人，与人交好，行事也会泰然自若。以耐烦的心统领军队，就能获得以静生智的效果。耐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性情，更是一种良好的品行，一种谋略的催生剂。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足够我好好琢磨的了。

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的时候更应该知道自己如何去做。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这都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了。”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耐烦、自强、有恒，这三者看似无关，实则有连。有恒之人必有耐烦之心，这也是自强的表现。除此之外，去私欲也是耐烦的表现之一。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干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

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1支’心，所以说‘人若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若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曾国藩认为：修养自身的德行，该得就得，不该得也不强求。抑郁愁闷的时候更要养耐烦的性情，困难危机的时刻要知道徐图自强。若越是棘手的时候越能耐得其烦，则可以心绪不乱。

“彼时颇怀郁郁，只此不耐烦之一念，遂至久无成效，至今歉然。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鉴仆之失，或可了仆所不能了也。

省三有过人之聪明，所虑者亦恐其棘手之际，或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