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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三章

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括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

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居安思危的重要意义。于是为保身家性命,在军事上获得独立,便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生息相关。他们编结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荣辱得失,共同进退。以至整个晚清时期,朝廷有大的改革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裙带关系是中国人情感关系的特有体现,也是权力纠结的所在,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

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刘蓉主张为官之人应有宏济艰难之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是事前二人就与曾国藩声明:为你辛劳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但我们不会为官,更不需要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李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工E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正是由于军事团队的形分神统,联姻亲家的相助,使得曾国藩如鱼得水,在成就大业的基础上加固了自己的力量。

“借力使力,观势乘势”,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却蕴含了深刻的处事哲学。

要发展先动脑,再观察后动手,那么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

5.自剪羽翼,全身而退人生也罢,功业也罢,舍得之间渗透古老智慧。当两者不可兼得之时,主动舍小而保大才是明智之选。紧握双手什么都没有,放开双手分清伯仲必有所获。

“树大招风”、“高处畏寒”,功成名就之后的人多会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更会招来他人的妒忌和提防。

据文载在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这是在击败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迅速上升的声望和实力给当时皇帝带来的感慨。而从此后,咸丰皇帝一直严守祖训,再不肯把封疆治吏之权交给曾国藩,只给虚职,处处提防,使其在六七年中一直处于有名无实的带兵地位。

作为湘军首脑的曾国藩其境况如此,清朝皇帝对湘军中的其他人也怀有戒心,胡林翼作为湘军主要领导者出任湖北巡抚后,清廷就命满人官文为湖广总督对其实行监视。一旦发生不和与冲突,尽管也许只是私人恩怨,但在当时敏感的时刻却意味着湘军集团是否接受监督,清廷控制使用湘军的方针能否贯彻的问题。如果不和,湖北将会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将受到官文的控制。这样不仅使两湖难以成为湘军集团的地盘和战略后方,湘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湘军现有力量也会受到损害,进而危及两湖的安全。

所以,清政府为了削弱曾国藩的势力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如对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这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并告知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旬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问,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经过多方的分析得出此事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挑剔,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中大概是说曾国藩战功赫赫可以永保勋名,但他的部下不可以势胜而骄(点名曾国荃以下的),还让曾国藩自查屯银,详情上禀。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同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自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7月18日会见曾国藩,住在船上,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的猜疑,对湘军的防范,由此可见一斑。曾国藩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曾国藩更知道自己的位置,为了保身避祸不得不采取措施,降低朝廷对自己的疑虑。

曾国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决不为王,忠心始终。

军机处命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项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支撑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对抗清廷。据说有一晚上,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休,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来集大厅,请见大帅。曾国藩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放下笔,没说一句话就回房了。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联说: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曾国藩明知众将此来是想拥立他为王,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都不点破。

曾国藩避祸的第二个重要举措便是主动裁撤湘军。

最初有这想法是在金陵合围之后,当时胜局已定,曾国藩开始考虑善后的问题。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裁军之意,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察见二人裁军意图与构想。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乃自然之理。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经理。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没有本事还妒忌别人有才能,早已经把自己视为眼中钉,总在找机会扳倒自己。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虽然部下拥曾国藩为王的事被曾国藩压下来了,但是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是原因之一。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更是无人能敌。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己筹妥了。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曾国藩这种未雨绸缪、计划缜密的处事方法正是成大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湘军总数曾国藩心中有数,裁去多少合适他自有主张。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由水师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他裁军的根本目的是转移朝廷的注意力,减少统治者对他的戒心。

据说后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及裁军这件事时,颇为后悔,他承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

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自己又亲手减裁,寒了将帅的心,也伤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备受挫辱。后来李鸿章建的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学老师那样,自己伤自己,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曾国藩避祸的第三个举措,便是顺应清政府的想法,自己故意制造湘军内部将领之间不和的假象,藉此减少清王朝对自己的猜疑。

曾国藩与自己部下、弟子之间的情谊与信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同僚之谊。

在大局下,大家都知道荣辱一体,所以从某个角度讲,曾国藩与内部将领同属一部,即使在敏感时期也是可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

现实生活中,一旦自己招人嫉恨时,先不要手忙脚乱,要不怒不忿,清醒分析对方的心理,对症下药,切记万事以和为贵。

6.甘心吃亏,早有戒备得失盈亏心知肚明,常怀一颗戒备之心有益无害。有大志向的人心装天下事,也装己身危,学会保护自己才是发展的前提。

有人说:“吃亏是福”。此话不假,但要看吃的什么亏,如何吃的。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较为黑暗,认为“主动吃亏”之人多半别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这与他纵横官场,看尽尔虞我诈有密切关系。

一个人主动吃亏,是否有所求,这后面深藏的动机,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着正直、善良目的的吃亏应该鼓励,但是如果识别不慎,纵容了心怀不轨的人,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善良还是别有用心,分辨起来可不这么容易。

古语有云:“宁让人,勿使人让;宁容人,勿使人容;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去。”这种对人性的彻悟,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干,不过都是一种投资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不接受他人的好处。他对弟弟说:“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他认为不占别人便宜,身轻气爽,做事也不受羁绊。曾国藩不仅仅是自己不受人恩,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从未有什么人借任何理由给父亲送礼,每次收礼,都是给母亲贺寿送来的礼物。

他很明白,身处官场要小心主动吃亏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导致自己失节。一个主动吃亏的人,若是居心叵测,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扰乱朝纲,在现代也会是善设圈套之人,还是小心为妙。

古代自己主动吃亏的人不少,但是多数或别有目的或心术不正。易牙杀子蒸肉献帝王;竖刁阉己自贱以求官,看起来都是为他人舍弃自己,实质上都是别有图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子,更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能牺牲如此之多可见其心机之深。

从这些故事我们应看到,对于那些主动吃亏的人的真正用心,我们一定要慎重识别,更不能随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么说,都是便宜好占,可结果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曾国藩曾说:“君子知道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因此功勋、美誉两者都得到了。不争功的实际上是争到功劳,忍让敌手实际上是在战胜他,甘居人下的实际上处在人上,这些道理都是德行不够,道行不深的小人所不能体会的。君子若真能明白争执路上的险恶,独自行进到与世无争的玄深道路,就会容光焕发,德行声名与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位居高官,但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在北京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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