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出身名门——比如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或布什家族，否则，你不可能在人生起跑线上领先别人多少。大部分人都是从底层往上爬的。小时候，经济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送过冰、三明治和报纸，卖过杂志，割过草坪；为了糊口，还当过建筑工人、清洁工和地毯专洁员。厄休拉•伯恩斯——世界500强企业中第一位黑人女性执行总裁——开创施乐公司时，只是将其视为一次暑期实践。国家橄榄球联盟总裁罗格•古德尔曾是皮特•罗泽尔 的助理兼司机。麦当劳执行总裁吉姆•斯金纳一开始只是名餐厅见习经理。一九六〇年，杰克•韦尔奇刚到通用电气公司时只是名初级工程师。上述所有人都努力工作，在众多精英中脱颖而出，步步高升。

职场新人看见上级领导，总会认为他们得到现在的位置，不是因为走运，就是因为具备某些普通人没有的才能。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我认识的大部分成功人士，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当然，他们有才华，但也会努力工作，并向身边的人学习。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都在遵循某些规则，某些可能会引导新人或那些位居中层的人迈向高层的规则。

我的一个女儿上大四后，就工作问题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细细回想了一番，还是没想起来她是不是问过我这事儿，或者我有没有给出意见——也许二者都有可能吧。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她憧憬着自己会进入哪个行业，是否应该留在家乡芝加哥工作，还是去华盛顿或别的什么地方。我的看法是，她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哪儿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有幸与这个国家——或者应该说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共事。我看到、听到、学到了很多。那些经历不仅让我成长为一名更优秀的员工，也让我变成了一名更优秀的领导。一九五七年从海军退役时，我二十五岁，有妻子、有个孩子，却没钱、没人脉、没工作。我完全料想不到，之后的生活会那般精彩。

我曾靠奖学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离开海军后，我联系该校的就业办公室，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之后，来自俄亥俄州沃伦的众议员——戴维•丹尼森写信给学校，想找名行政助理。我向来对政治和政府工作感兴趣，于是便从芝加哥赶到华盛顿参加面试。

戴维•丹尼森完全符合我心目中众议员的形象。他非常正直，且为自己能成为家乡——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代表而深感荣幸。当他把助理一职给了我时，我真是高兴坏了。

然而，在国会山工作的兴奋感很快便被不知所措取代。我完全是个新手，之前从未做过办公室工作。大学毕业后，我便成了一名海军飞行员。对我来说，要适应如此繁杂的工作——追踪法案、处理选民来信、起草演讲稿、安排广播节目——几乎是不可能的。快节奏的工作，加上经验不足，我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都心乱如麻。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很多聪明老练的人都使我受益匪浅。比如，在为丹尼森工作之后，我曾为精力充沛的罗伯特•P. 格里芬—— 一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年轻众议员工作过。后来，他当选为美国参议院议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与格里芬的关系还促进了历史的改变。在我首次当选众议员，还未宣誓就职时，格里芬就邀我跟他一起反对老派共和党领导层。他支持他的朋友兼同事——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竞选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我与福特在一九六二年结下的友谊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改变了他的人生。的确，可以肯定地说，一九六四年，如果我们没有劝说福特竞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那么十一年后，理查德•尼克松也不可能选他做自己的副总统。

作为美国众议院科学、航天与技术委员会年轻的一员，我认识了德国火箭专家沃纳•冯•布劳恩。有“希特勒火箭专家”之称的冯•布劳恩博士是V-2火箭的设计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导弹夺去了数百名英国人的性命。战争结束后，虽然受到苏联的邀请，他还是来到美国，为美国太空计划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之所以对弹道导弹产生兴趣，离不开冯•布劳恩的影响。这种导弹带来了威胁，同样也带来了机会。数年后，我支持在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这些早年的经历也是原因之一。

一九六八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之后，敦促我放弃国会中的席位，加入他的政府。我拒绝了很多次，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约。事实证明，我在行政部门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我密切关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因为他总会说些有趣又深刻的话。我向诸如乔治•舒尔茨、阿瑟•伯恩斯、赫布•斯坦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类的经济学家学习，也向尼克松总统学习。总统深知，听取他的政府中这些专家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