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强调“未战而庙算胜”，即赢在开战前。日本敢于主动挑起甲午战争，是因为日本军方已经看到“未开战，清国已先露败象”。

人们往往对国家实力产生误解。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似乎不逊于日本：

1894 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60%，重工业还比较薄弱， 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 万日元，银行资本9000 万日元，年进口额1.7 亿日元，年出口额9000 万日元，年财政收入8000 万日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其他都低于中国。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出于岛国的本能，竭全国之力提升海军实力， 到1893 年，拥有军舰55 艘，排水量6.1 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水师相当( 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 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

以实力论，战败的不该是中国。

战争胜败如果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大清帝国何至于败得如此之惨？

一向被视为“倭奴”的日本人居然在海陆两路力挫大清王师，占领朝鲜半岛，一路打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并侵入台湾。

| 交战细节|

甲午之战中日双方交战过程中显示出的几个重要细节，最能看出两国真正的实力差距。

细节一

中日舰队海上遭遇，日军能提前一个小时进行备战，抢先占据了最佳攻击阵位。为何？

北洋军舰烧的是低品质动力煤，日军舰艇烧的是经过加工的无烟煤， 北洋舰队在己方目标暴露一个小时后，才发现日舰。中国煤化工技术输给日本，致使北洋舰队在开炮之前已十分被动。

其实，世界上最好的无烟煤是分布在宁夏北部贺兰山脉中的太西煤， 俗称“太西乌金”。至今，日本人仍在想尽一切办法，用各种甜头诱惑一些急功近利的煤企和地方官员，低价获取数目不菲的太西煤制品。日本人不怕当地厂商毁约、不怕政府节能减排调控政策，只要能获得太西煤制品，他们非常有耐心。日本企业将太西煤制品深加工后，所获利润是我们的几十倍。日本企业不怕加价、不怕推迟履行合同、不怕推迟发货，因为日本人知道中国企业没掌握深加工技术，他们有时间等待。

细节二

中日大东沟海战，日舰平均中弹11 发，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 发， 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1/9。为何？中国光学技术输给日本，北洋舰队的火炮射击，需要军舰桅杆上的观测员手持仪器进行观测测距，而日军新锐战舰已经使用改良的光学测距仪。

甲午战前，日本就从德国进口了大量光学仪器，诸如卡尔蔡司的双筒望远镜、光学测距仪等，而且派遣人员赴德国学习光学技术，力求仿制并改良。1945 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时，在交出手枪、指挥刀的同时，还被我方要求交出望远镜。望远镜是侵略军指挥权的象征，可见， 光学产业在日本的特殊重要性。当今世界上最顶尖的光学企业，除了德国的卡尔蔡司，基本上都属于“日系”，诸如尼康、佳能、奥林巴斯等。

细节三

激战中，“平远”舰发现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舰“西京丸” 号正在攻击已经搁浅的“扬威”舰，当即冲上去连连发炮，一枚260 毫米巨弹，准确命中“西京丸”号的船腹，但炮弹没有爆炸。

注意：全钢甲战舰“平远”号，由福建船政局制造，是“国产货”。就像现今中国制造的很多重型装备，标签是“中国制造”，但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要靠引进。

中国引进技术建立的仅是“组装形式的工业体系”，不具有设备制造能力，只能进口零部件来组装。关键时刻，“组装品”的战斗力能否正常发挥，还是一个未知数。

细节四

战舰和枪炮真正的杀伤力在弹药。日本在1891 年就能制造灵敏度极高、燃烧力极强的苦味酸炸药，相比北洋水师炮弹使用的黑火药（主要用于制造烟花爆竹），差距简直是划时代的。北洋军舰只要被这种炮弹击中，无论木铁，中炮之处随即燃烧，难以扑灭。

产业与技术的巨大差距，导致中日舰队实力的差距，双方尚未交火， 北洋舰队已经是必败之局，悬念只是能败到什么程度。

战前30 年，中国和日本一样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一样在模仿西式军队改革军事，中国经济规模和财政能力远非日本可比，可是到甲午年，为何日本工业能力和军事实力竟能高出中国那么多？

| 战争在另一个战场延续|

甲午战争之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兵战之后，中日两国将陷入旷日持久的经济战中。

中国在商战中也是兵败如山倒，连传统的优势产品茶叶、丝绸也开始竞争不过日本货，日本丝、日本茶替代中国货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直接打击了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江南地区的经济萧条。

中国经济已近乎山穷水尽，此时，民族工业反而逆势兴起。不是因为中国人实业意识的突然觉醒，而是步步紧逼的“日本威胁”刺激中国人奋发图强。

一战爆发之后，西方国家自顾不暇，日本货趁机猛烈地涌入中国， 占领中国市场。这期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

中国四分五裂、经济沦陷，使日本的野心迅速膨胀，竟意图吞并中国，又没耐心细嚼慢咽。1915 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 遭到国内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力求用国货替代流行的日货， 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

1911 年至1927 年间，由民间主导的工业化已初见成效，其间， 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超过10%。棉纱纺织品、面粉、火柴、卷烟等原先进口量大的轻工产品，已经逐步被国货替代，轻工产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从1912 年的55% 下降到1926 年的43%。

中国民族工业能逆势兴起，还有一大动力：庞大的本土市场。

中国的“市场力量”有多么重要，可以从一个历史细节中看出来：

到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政府逐渐把山东从日本手里收回，汉口、贵阳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并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当时，中国依然是内战不休、军阀割据、盗匪纵横，在这样内政混乱、国力不振的情况下，中国却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原因何在？

日本、美国、欧洲都担心自己国家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