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至1937 年间，被称为“民国黄金十年”。从统计数据上看， 这期间民国政府的工业成就十分耀眼，兴建了很多农田水利设施，开发了很多矿业资源，修建铁路2 万多公里，公路增开8 万多公里……

宏观数据往往会造成一些繁荣假象。判断国家实力的强弱，要看一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钢铁工业，民国政府一直倾向于从国外进口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吃回扣，中国钢铁工业出现了严重倒退。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民国黄金十年”反而全不能造了。

1928 年之前的16 年里，中国正在缩短与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 年）、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 年）、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 年）、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 年）…… 皆出自民间企业。到蒋记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反而没什么科技成就了。为何会这样？

1928 年，蒋介石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江山一统，当然是以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名义。蒋介石在1947 年以前一直是“党总裁”而非国家元首。他很小心，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他不能叫；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只能叫总裁。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先有军权，后有党权，再有政权。

1928 年至1940 年间，民国进入“统制经济时代”，党国体制的一大核心内容就是“经济管控”。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国家资源委员会，当时广受热捧。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从德国和苏联学来“用行政力量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坚信“苏德模式”能避免市场的竞争消耗，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

统制经济不限于单纯的经济范畴，更是政治角力，党国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角力。

1931 年11 月，蒋介石与上海各界名流的一张合影，上面有很多银行家，如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还有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王云五、史量才、黄炎培……这些名流多属于“江浙财阀”，他们支配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控制了绝大多数的上海钱庄、织布厂和纺纱厂，以及主要的船运公司和大多数开设在上海的煤矿商号。站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史量才。这绝非偶然，在掌权者那里，从无偶然。权力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与政权之间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而非依附关系。史量才正因为不依附于国民党政府，才被军统暗杀在杭州到上海的路上， 那条路恰恰是史量才出钱修的。

这是党国时代非常阴暗和残酷的一面，工业界、金融界弥漫着不寻常的压抑感。

在蒋介石看来，没有强硬的中央集权，就不能扫平“内乱”，应对外部（日本）的战争威胁。

苏联和德国搞经济集权，是要集中力量提升本国的“极端制造”能力，超级战列舰、重型轰炸机、大型航空母舰等“极端装备”需要何等的国力才能造出来。

国民党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而民营企业往往是基础技术的创新主体（至今如此）。

1937 年前后，日本的技术实力仍落后西方10 年以上，但相比中国， 则要领先一个时代。

国民党政府在军重工业技术的研发上，根本没多少投入。国民党海军连一艘战列舰都没有，实力甚至远不如当年的北洋水师；国民党陆军几乎没什么远程火力，与日军交火，经常是日本兵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整团整师的部队就拼光了；国民党空军一开战就面临全军覆没。

苏联黄金十年几乎与民国“黄金十年”同期，与蒋介石相比，斯大林所接手的摊子并不算优越。

| 苏联的工业崛起|

20 世纪20 年代初，美国石油巨头阿曼德•哈默开始了在苏联的石棉矿承包冒险。哈默完全不能想象俄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落后到何种程度，他说：“我一生当中还从来没有见过用这样陈旧的办法来采矿的。工人们用笨拙的手，钻开凿矿石，通常需要三天才能钻出一个足以安放炸药的洞来。炸碎的矿石是装在筐里，用人背上高处台阶的，在那里工人们坐成一排一排的，用小锤将石头敲碎。矿石经过清洗后，就由农民用小车把它们运到10 里外的火车站。”原始的手工开矿，代表了当时苏联普遍的工业水平。

哈默不得不为这个石棉矿项目做一些计划外的投资。他首先是引进设备，从美国带来发电机、气动钻，用捣碎机取代小榔头，用电锯取代传统的木锯，几分钟就完成从前一整天才能完成的“伐树碎石”工作。哈默还引进了50 台福特公司生产的拖拉机，同时，找来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对俄国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拖拉机来抽水、锯木和耕地。

工业基础如此薄弱，是很难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立足的。

斯大林是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深知大国崛起的途径一定是工业崛起。当年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是错综复杂，敌友难辨，外部的战争威胁始终难以消除。斯大林急切地追求国家工业化，提出“苏联必须在10 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有大量德国专家的技术支持，苏联的工业崛起进展得很顺利。

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苏联当时正被西方冷落，德国也遭到英法等国的敌视，两国算是惺惺相惜。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军重工业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但德国可以通过“技术援助”苏联，躲过英法等国的监视。德国专家得以在苏联工厂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维持德国工业技术（尤其是军工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

1922 年至1927 年间，大批德国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随着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苏联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扩散的机遇，培养了一大批军重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

| 中国仍未能完成备战|

1933 年至1938 年间，蒋介石积极与纳粹德国展开交往，希特勒因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源”，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在中德关系的蜜月期，中德之间的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发展迅猛。1934 年至1938 年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 吨、4784 吨、5091 吨、8037 吨和8962 吨， 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 年占57.2%，至1937 年已达70.6%。除了钨砂，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那么，中国能从德国获得什么？

1936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德国对华军火出口金额达640.5 万马克，占德国军火出口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当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 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但是国民党政府未来得及借助德国技术，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础。1935 年， 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确定中德合作进行的10 大工业项目，有钨铁厂、钢铁厂、炼铜厂、炼油厂、中央机器厂（包括电机厂、机床厂）、中央电工厂（包括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德国方面除供应设备外，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

日军侵华彻底扰乱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中国未能积蓄足够的迎战实力。

1931 年，日军轻易攻占东北三省，憋到1937 年，抗日战争才全面爆发。八年抗战，打得好艰苦！日本是同时进犯东南亚，加上打美国、防苏联，硬是战了八年，最后因为挨了两颗原子弹才罢手。可见，当时中日两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有多大差距。

可是，从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 年“七七事变”开始， 天敌日本已经给了中国足够的“备战”时间。这42 年间，日本在发展， 中国也没有停滞不前。“中华民国”并没有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迅速崛起。要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只用了9 年时间，就完成脱胎换骨， 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们，只有他们欺负别人。而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到1937 年，哪怕其间经历了“黄金十年”，还是没出现质的腾飞，终于招来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一手举起“同文同种”，一手举起“大东亚共荣圈”，这两块政治招牌其实在显示日本对本国工业文明的优越感。

| 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

工业精神受到压抑，加剧“中华民国”的国力衰颓。而同期的日本， 财阀企业也没有多少技术创新。

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互为敌国，但对于战争结果，双方的观点高度一致：日本能源不安全甚至战败，主要原因是“技术失败”。

1945 年临近二战结束，美国本土已经具备每小时生产一架轰炸机的工业能力。此时，象征日本海军荣耀的65000 吨“大和”号战列舰只能用酒精充作动力燃料。

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被炸成废墟的日本东京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

20 世纪30 年代前后，日本军重工业在巨额军费的刺激下得到迅速发展，日本军舰、军机的技术水平迅速追上甚至超过欧美。比如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无论在续航距离、最高速度，还是上升性能、盘旋能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但是，为何日本最终在技术上败给了美国？

美国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发展了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制造工业，民间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积极开展技术革新，重视质量管理——通过发展强大的民生工业体系夺得全面的科技优势。

太平洋战争带给日本的最大教训是：一国的军事实力不只源于军重工业，民用工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美日交战之初，日本海军的技术水准甚至领先于美军，但美国以其全面的技术优势为后盾，通过实施科技资源从民用向军用的战略转移，武器规模、性能优势迅速在实战中显现。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不遗余力地进行技术追赶，尤其是20 世纪前20 年，日本采取对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为技术引进创造氛围。在此背景下，英美等国企业纷纷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比如美国通用电气与东芝、西屋与三菱电机、标准电气与住友电工等双双成立合资企业。大量高价值技术逐渐在日本工业领域扩散，日本国力得以快速提升。但是，军部独裁改变了这一势头。

日本军部势力“不顾自己国内原料的贫乏，竟在世界跋扈”，导致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结束，技术引进随之中断，本已缩小的日美技术差距又开始拉大。

财阀企业曾是推动日本技术革新的主力，此时受政治氛围影响，更倾向通过“公关手段”讨好军部，争到利润可观的武器订单，“只要是军事需要，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不像德国军方急切地追求“革命性军事技术”，日本军人更强调“武士道精神”，也使财阀企业完全没有技术创新的冲动，只知道一味追求数量指标。

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无视科技进步带来的军事思想和战术上的变化，他们仍坚持精神制胜的“非凡想法”——敌人的数量要靠我们的训练来抵挡，敌人的钢铁要靠我们的肉体去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