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道是日本国术，讲究使巧劲、四两拨千斤，以小胜大，与中国太极拳有点相似。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一个柔道高手，他曾经是圣彼得堡的柔道冠军。普京个子比较小，但意志坚强、战略老到，在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 他用了不少柔道的手法。

“经济战”与柔道运动在很多方面非常契合。柔道是以对手的力量打败对手，而不是硬碰硬。我不停地移动着，目的是打乱你事先对我的设想，你铆足了劲来攻我，但总是打不到我的要害，而我总能打到你意想不到的痛处。

| 日本的对美“暗战”|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植，除了“冷战”因素，也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考量。以纺织业为例，美国对日本棉纺织业的援建，是为了推销美国国内过剩的棉花——出口棉花到日本，加工成成品，再返销美国。日本可从中赚取外汇，偿还债务。

美国的扶植加之美国自身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消费国的优势，造成日本产业结构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日本怎么会坐视自己国家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日本采取的措施是：

一、极力扩大“重化工业”的设备投资。1956 年至1969 年间， 日本全部产业的设备投资总额是21.6 万亿日元，其中16.5 万亿日元， 占比超过75%，集中在钢铁、电力、造船、机械等传统的基础性重工业， 以及现代化学、汽车、石油精炼等新兴重化工业。

二、日本很大比例的外汇储备都用于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1950 年至1978 年间，日本共引进技术31738 项，其中价值很高的甲类技术21435 项，占到2/3 以上。

日本甚至动用大量“工业间谍”，费尽心机窃取欧美国家的核心科技。所有日本情报机构80% 的资源都用于美国和欧洲，集中于高科技领域； 而日本间谍收集到的情报中85% ～ 90% 是经济情报，其中绝大多数是专利技术。

日本在美国间谍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芯片产业。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和商界就瞄准了这一产业，日本间谍在这段时期搜集到美国芯片产业70% 的基线数据，到1988 年，在一兆字节存储器芯片市场上，日本占了85% 的份额，而美国的市场份额则锐减至8%。

1981 年，日立公司从一名前IBM 雇员手中，获得最新一代电脑308X 系列的部分设计资料，这是当时IBM 公司的最高机密。这个“20 世纪最大的经济间谍案件”，对美国硅谷的攻击，不亚于当年对珍珠港的偷袭。

战后的30 年里，日本仅用7 年时间，工业实力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仅用了25 年的时间，就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1000 万解甲归田的日本军人，大部分都进入企业，从热战转而投入“经济暗战”，很快把日本产品卖到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

| 美国已经失去耐心|

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曾在钢铁、化工、造船、汽车以及IT 制造业的发展中下过很大功夫。比如“新日铁”就是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撮合下，由“八藩”和“富士”这两个在日本排名第一、第二的大企业合并而成的。日本的钢铁企业由此跃居世界钢铁行业的前几位。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日本钢铁业迅速崛起，竞争力大为提高。1971 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制造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 和68%。日本在既没有铁矿石，也没有能源的情况下，反而将钢铁业扶持成优势产业。

1955 年以前，日本钢很少出口美国，1965 年，日本钢约占美国钢铁进口总量的44%，1968 年这一比例超过50%，1976 年，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总量由1974 年的470 万吨猛增至800 万吨。1963 年就有美国钢企指控日本“不正当竞争”，日本政府和钢铁企业“身段很柔软”，表示要对本国钢铁产品“自愿出口限制”。结果，日本越是“出口限制”，美国钢企丢掉的市场份额反而越多。

汽车业也是类似情况。1975 年，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 万辆。1980 年一年，日本车企就卖给美国人395 万辆汽车，只从美国购进汽车1.05 万辆。1981 年，日本政府和汽车厂商也说要对欧美市场“自愿出口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 万辆，同年， 汽车出口排名世界第二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 万辆。

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长达20 年的日美汽车摩擦。在贸易谈判中，日本人总是态度很好，再三鞠躬说，是我们不对，我们要检讨，要反省，我们回去一定要限制出口。不论日本怎么“自我限制”， 日本车大举攻占美国市场的局面，始终没有丝毫改变。

直到1985 年，美国完全对日本失去耐心，直接召集日本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最后签了个“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此时，日本车在美国和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

| 经济复兴中的压抑感|

日本人很想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崛起中，找回失落多年的民族自信。可是，美国的种种“压迫”使日本感到前景不妙。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全球工业品的定价权，日本经济还要仰赖美国庞大的本土市场。

长期受美国人的压制也不是个办法，到20 世纪70 年代，日本迫切希望到其他国家开辟市场，力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日本的工业品产能那么巨大，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提供那么大的消费市场？只有中国。

1971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 年，尼克松启程访华前几分钟， 才通知日本。这一切使日本十分恼火，称美国搞“越顶外交”。1972 年7 月，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于当年9 月访问中国，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是日本人对中国特有感情吗？都是利益使然。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市场潜力亟待挖掘。

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不是想挖就能挖出来的。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不能太差，如果陆路不通、航运不畅，怎么保障货物流通？这个国家的民众一定要有工作，而且不是低质量的工作。一亩地七八个人耕，一尺布两三个人织，这是不行的，生产率太低，民众的收入就很低，哪会有余钱消费？

挖掘中国市场，是在中国工业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获得提升的前提下进行的。

继20 世纪50 年代苏联援建的156 个大型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吸收技术扩散”的计划，启动于1973 年的“四三方案”。

1972 年，中美关系破冰，尼克松访华，美国解除长达20 年的对华经济封锁。中国抓住这一时机，准备在3 ～ 5 年内，引进43 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与钢铁制造的成套设备。

大量引进西方化肥设备和化纤技术，使中国农业产量因1973 年至1974 年化肥产量翻番而大幅增加。城市人口第一次有了“的确良”服装、尼龙丝袜和洗衣粉，然后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这新“三大件”消费品问世。

此时，中国最需要做两件事情：一、转向用美日等国的技术和投资改造工业结构，重塑制造业；二、公路、铁路、港口、隧道等基础设施作为“关键和根本工业”，要优先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铁路、海路运输条件欠佳，大连码头只能停靠5 万吨级船舶，加上工作效率低下，造成成本上升。大庆油田距离日本仅是中东与日本距离的1/10，但运费大体相同。

对于制造业来说，基础设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如果在哪里建设起新的基础设施，就有可能在哪里形成新的制造业据点。为何后来能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因为那里有着优良的港口设施，对于产品走海路出口海外，是很重要的有利之处。

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一定要有庞大且持续的资金支持，而直到1978 年，中国人均GDP 约为350 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 亿美元。

因为大规模引进西方工业项目和更为昂贵的技术服务，国家几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当时的国力储备，只能支持有限的、缓慢的工业化。

正是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日资财团开始筹划布局中国。

| 产业鳄人的中国布局|

1977 年筹建期间的上海宝钢，就是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引进技术设备，而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20% 以上的股权，与此同时， 三井财团的骨干企业东芝、石川岛播磨重工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但是，从此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

中国本土也产铁矿石，宝钢为何不用？日方的说法是，“日本制造” 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中国低品位的铁矿石。

其实，日本在20 世纪50 年代就开始和三大矿山（巴西淡水河谷、澳洲的力拓与必和必拓）签订长期贸易合同，相互持股和共同投资，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就为中国钢铁企业陷入2004 年之后原材料的价格困局——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埋下至关重要的伏笔。

1978 年，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 亿日元贷款（2.2 亿美元），从那以后，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 来自日本，总计约2248 亿元人民币，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等领域。

其中，宝山钢铁一号高炉，鞍山钢铁和武汉钢铁的连轧设备；京秦铁路、南昆铁路、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横跨长江的五座大桥（安徽铜陵大桥、重庆第二大桥、荆州长江公路大桥、黄石大桥、武汉长江二桥）的建设……都曾获得日本资金与技术的支持。

以上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是国家工业化的关键和根本。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印度。

印度的公路、桥梁、空港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并且难以供应可靠的电力和清洁的水。班加罗尔被称为“印度硅谷”，但因为公路质量低劣， Infosys（印度最强IT 企业）为解决雇员上下班问题，每年要额外花费500 万美元租赁专车。著名工业城市孟买每周要停电一天，难怪英特尔公司最终选择了越南而非印度，作为它新的亚洲芯片工厂所在地。至今， 印度的基础设施状况仍在恶化，近年来，印度多家本土企业巨头已经“倍感挫折”“不堪忍受”，决意将工厂迁往海外。

中国政府非常有远见，从1978 年开始，就将涌入的外资大量引导到交通、能源、通讯这三大基础建设上，为后来的产业崛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日本1978 年之后的对华援助非常及时。当时急需资金和技术的中国，很多大型项目得以启动。若非得益于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会迟缓很多。

可是日本不会无缘无故来中国搞慈善事业，人家是有意图的。

20 世纪80 年代初，全国人大曾就“宝钢问题”质询当时的冶金部长：中国发展钢铁产业为什么不自力更生，要向日本借钱？向日本借钱还不算，为什么要专门拿这个钱买日本的设备？买日本设备还不算，为什么钢厂建成后只能吃进口矿？

现在看来，日本当时的政策其实并无异常。日本借给中国的原本是政策性贷款，条件就是中国得买日本的设备。当时国内对日本的政策目标缺乏了解，把日本促进设备出口的政策，当成“友谊第一”。

日本协助中国建设宝钢厂房，但没有告诉中方地基存在问题，而要中国高价购买日本钢材，坚固地基。宝钢进口铁矿石，还要通过日本港口，用日本5 万吨船舶转运到上海。中国当时缺乏产业合作经验，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进口一些价格偏高或没必要的设备，仅宝钢购买新日铁公司技术的费用，就相当于日本战后最大的技术引进项目——东丽公司尼龙技术花费的100 倍。

日本对华的技术设备、基础设施出口，给日本国内的钢铁、机器制造等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利益。日本也因此以极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获得大量精煤、稀土等战略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