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除了看重日本技术和资金，更看重“日本经验”。

日本人对于比自己优秀的国家（美国），会很爽快地认可，并彻底调查研究对方的强项，谦卑地进行学习。日本制造业，就是从“给美国当学徒”出发的。可是，美国也会面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局面。

打个比方：一个村子里只要有一个木匠就够了，一个木工的劳动效率就足以保证村里人所需的全部桌椅家具，现在又有一个徒弟跟着学。做木工活需要知识积累，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现在他跟你学，成本肯定比你自己摸索要低很多。学成之后，他的家具制造成本肯定比你低。他来做木匠，你就不要做了，就失业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必须去掌握新的知识，转行做别的，不然你就没活干了。

日本以前在知识积累方面远不如美国，制造业也比不上美国，电子、汽车等产品都是向美国进口。1985 年之前的30 年里，日本不断从美国那里低成本地获取知识。日本的成本低，学会以后开始做低端产品，低端产品美国就不要造了；而后日本学会制造电子产品了，电子产品美国也不要造了，只负责产品设计；后来，日本制造的汽车质量越来越好， 美国是不是连汽车也不要造了呢？

| 复制“日本经验”|

中国的产业崛起其实是在复制“日本经验”，先做好徒弟，学成以后再去和师傅抢饭碗。

中国为什么需要引进外资？并不是特别需要钱，而是需要外资背后带动的设备、带动的技术、带动的商业理念。中国追求整体和系统的技术进步，就得谦卑地进行学习，学习日本，学习美国。

那么，外资真能助力中国的产业崛起吗？

不妨看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穷人住在一起，他们都蓬头垢面，衣服没洗，鞋子又脏又破。三个人都想改善，但都坐在那里束手无策。有一天，甲的一个亲戚来了， 借给甲2 元钱，甲拿了钱很高兴，就拿着1 元钱对乙说：“我给你1 元钱， 你把我的头理好，洗干净。”接着，将另1 元钱给丙，说：“你把我的衣服洗干净。”这样，乙和丙就有事情做了，两人将甲的衣服、头发都洗干净，于是他们各自得到了1 元钱。这时，乙突然觉得自己太邋遢了， 就对丙说：“你也把我的衣服洗洗，我把这1 元钱给你。”事后，丙也跟乙商量：“你也帮我洗头，我也给你1 元钱。”这个钱就又交换了一次。后来，甲看到自己没钱了，就对乙和丙说：“你们各付我1 元钱， 我帮你们洗鞋。”到第二天，甲的亲戚过来，甲将2 元钱还给了这位亲戚。这位亲戚看到眼前三个人都光鲜亮丽了。

外资进入中国，触发劳动力全面释放。外资企业能创造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带动一部分人的收入提高，这对拉动消费、繁荣市场很有好处。

一个外资企业被引进中国，相关协作企业也随之过来投资。比如外国汽车厂商到中国建立工厂，变速箱企业、电子装备企业自不用说，就连座椅生产企业、弹簧制造企业以及模具企业也会跟着一起进来，不是跟风，而是不得不跟着进来。

市场就像一个球撞击另外一个球，境外资本起了相当大的“撞击效应”，与本土企业一起把经济“撞”活了。

我们把外资企业引进来的同时，知识流量也源源不断进来了，多个来源地的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我们不仅有学习，还有集成，集成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的产业应用，比如高铁，比如智能电网。

中国的产业崛起，迫切需要源源不断的知识增量，技术方面的、商业方面的、规则方面的，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工业强国相比， 还有知识总量的落差，所以，知识从外部流进来了，便能创造可观的经济增长。

同期日本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因为日本的知识积累水平和美国差不多了，落差已经消灭了。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增量来自何处。一定要靠原创。

日本不像美国，美国搞一个新产品出来，日本则是应用性的创新， 着眼于这个产品周围的技术服务。日本很少能想出新东西，缺乏原创。这个茶杯做出来以后，到了日本，日本人一定做得比你好。细节化的完善以及产品的精致，有两个国家全球是没得比的，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

| 从技术输血到产业反击|

当今中国在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准，仍比日本落后10 年左右，但已经从多年前的“望尘莫及”，跨越到现在的“望其项背”。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中国的工业能力和管理落后世界50 年以上， 当时香港记者描述的最典型的厂里情况是：三个工人抹墙壁，一个抹， 一个举灰，一个指挥。

日本记者当时参观武汉最好的钢厂，发现钢厂有水压机的铭牌上显示是1898 年日本产品，连忙问厂长是否错误，厂长回答：“没错，因为质量好还在用。”

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广州白天鹅酒店，建立之初，在内地找不到一个配件企业，连浴缸木塞子都要从香港进货。

中国人发展汽车工业，德国人来参观了一汽、二汽，回去报告里写： 上海使用的设备是希特勒时期的。

……

套用一个改革者的话：“回头看来，那是一个近乎绝望，看不到希望的年代。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差距是如此巨大，道路如此艰辛，我真怀疑还有没有追赶的勇气。”

那么，中国如何绝地反击？

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 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技术投资。

此后20 多年里，日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积极的参与者，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此外，日本也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智来源国”，1978 年至2002 年间，日方派往中国的技术专家超过12000 人。

中国制造业企业利用日本技术，生产的纽扣、衬衫、打火机、皮鞋、冰箱、空调、汽车，打上“made in China”标签，走向全球市场，赚取跨国企业产业链上的“最后1 元钱”。

尤其是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而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10 年磨炼，基本上完成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中国企业开始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对日资品牌展开全面反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 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夺取了领导性份额。

“中国制造”的大反攻，一直延伸到海外市场。

1978 年中国一国的GDP 总量，不及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当中任何一家财团一年的工业产值，而30 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韩国贸易协会在《2005 年世界出口占有率第一产品及变动原因调查》报告书中称：中国有958 个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德国（815 个）、美国（678 个）、意大利（304 个）和日本（280 个）。

英国《金融时报》对此发表评论：与当年的“日本奇迹”一样，中国的经济崛起由美国制造。

那么，美国因素、日本因素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国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