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姚崇善度心之术“下智者御力，上智者御心”。度心术历来就是权利场中人们极为推崇的谋略。唐朝“救时宰相”姚崇无疑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在与政敌的斗争中，他往往能将对方的心理揣摩得一清二楚，进而胜之，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姚崇(650～721年)是唐玄宗时著名的贤相，他善于随机应变，谋定而后动。在其担任宰相期间，尽心辅佐唐玄宗，为“开元盛世”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涉及为人品德方面，他就不是那么老实厚道，让人起敬了。史书中批评他“权谲”，其实就是好弄权术，非常狡猾。这一点从其与政敌的斗争中就可以看个清楚。

在当时，魏知古也是一个名人，无论是功劳、地位、声望，都和姚崇不相上下。魏知古原为姚祟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就嫌他碍眼了，将他排挤到东都洛阳，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对此，魏知古一直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曾被自己的父亲提拔，就去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了长安，将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向玄宗作了报告。

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就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如何?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了玄宗话中有话，于是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到现在我都还没机会过问他们呢。”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但听姚崇道出真情后，非常高兴。玄宗又问姚崇：“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姚崇说：“魏知古社会地位还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

我的儿子比较愚蠢，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偏袒他们，庇佑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顿时觉得姚崇为人高尚，同时也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免魏知古的官职。姚崇又请求玄宗说：

“是我那小畜生惹了祸，犯了法，陛下赦免了他们的罪已是万幸。若是因此累及魏大人被罢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是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才这样做的，这样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姚崇这句话实是非常讨巧，一方面让玄宗赏识其识大体，一方面又更加厌恶魏知古。果然没过多久，魏知古就被降职为工部尚书。

姚崇曾与张说一起担任丞相，但二人之间的怨隙很深。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时任宰相的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允。张说不甘，随即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就丢掉了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去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抓住这件事，要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方便直接加以揭发。

一天，罢朝之后，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就好像有病的样子。玄宗看见，急忙叫住了他，问怎么回事。他说：“臣的脚扭了。”玄宗问：

“不是很痛吧?”姚崇笑道：“臣心里有个忧虑，脚倒是不怎么痛。”玄宗莫明，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宰相，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是有所谋划啊!我因此很担心。”就这样，张说的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刺史。事实上，在姚崇同时代的人物中，张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是勾心斗角。

姚崇在病危时郑重告诫自己的几个儿子说：“张说与我不和，但他这个人向来奢侈，尤其嗜好服饰、玩物之类的东西。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唁。你们把我一生所有的服饰玩物和宝带玉器都陈列出来，摆在帐前。假如张说不看，你们就没有活的希望了。假如他注意这些东西，那就是没事的征兆，你们赶紧记下他喜欢的玩物给他送去，趁机请他为我写篇墓志碑文，如果得到他写的文章就马上刻下来。先磨好石碑等候，拿到文章就镌刻，并把它送给皇上过目。张说考虑问题常比我慢，几天后一定要反悔。假如他派人来收回碑文，就告诉他皇帝已看过，并领他看刻好的石碑。”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唁。见到陈列的服饰、玩物接连看了三四遍。姚崇家人像姚崇告诫的那样，趁机请张说写祭文，张说痛快地答应了。

但没过几天，张说就后悔了，派人索要稿本，借口文辞不够周密，想要重新删改。姚崇的儿子们领来人看刻好的石碑，并告诉他已奏请皇帝过目了。来人回去后告诉了张说，张说非常悔恨，气愤至极，愤懑地抚着胸说：“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才能不如他呀!”

虽然他在做人方面“过于权谲，喜欢算计”，如果我们用正常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那么他确实不合格，但这也正是他能在官场中屹立不倒的法宝。

他通晓进退之道，懂得揣摩人心，所以能在宰相位上游刃有余。这是官场中的生存法则。

4．先封你王，再夺你命——武三思残害五大臣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封建官场的斗争向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对对手心慈手软，那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反之，如果能学会“心狠手辣”的本事，那么谋权、固权也就轻而易举了。

武三思(?～707年)是武则天的侄子，他凭着与武则天的关系，当上太子宾客，又谀媚武则天的男宠薜怀义、张氏兄弟等，故极得武则天信任，在朝中可谓如日中天。武三思靠武则天起家，可武则天丢失帝位后，他不仅未失势，反而更加得势，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与复位的中宗关系密切之外，也是由于张柬之等人在推翻武氏后过于手软，没能将其斩草除根的缘故。

张柬之是由狄仁杰所推举的一位贤相。狄仁杰死后，张柬之以秋官侍郎同平章事，拜为宰相，时年已八十。张柬之联络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崔玄晖、中台(尚书省)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已(这几人也是狄仁杰的推荐)及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等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的国号。

当时洛州长史薛季昶就劝张柬之、敬晖杀掉武三思，说道：“斩草不除根，必会后患无穷啊!”但张柬之却说道：“大事已定，他犹如砧板上的肉任我等宰割，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已经杀得很多了，没必要再增加。”朝邑尉刘幽求也劝桓彦范、敬晖杀掉武三思，说道：“武三思狼子野心，诡计多端，实乃当朝‘司马懿’啊，若不将其除掉，只怕你们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这两人也未听进心里去，没有对武三思下手。

此后，武三思又与中宗的皇后韦氏勾搭成奸。由于中宗懦弱，权政归于韦氏，武三思因此权势复振，张柬之等开始感到是一种威胁，这才多次劝中宗诛杀武三思，而中宗怎忍心杀掉爱女安乐公主的公公。即使中宗想诛杀武三思也不可能，因为当时朝政实权在韦后手中，中宗也作不了主，当然不可能听从张柬之等人的劝谏。张柬之见劝中宗诛杀武三思而不能，就退而求其次，想从权势上加以抑制，遂上书中宗说：“天后当权时，李氏宗室被诛杀将尽。现在幸赖天地之灵，陛下得以复位，而武氏子弟仍然保有王的封号，居显要的官职，与过去一样，这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情况。希望降低他们的官爵，以满足天下人的心愿。”张柬之想唤起中宗对过去的不幸回忆，从而削掉武氏的势力。然而中宗早将过去忘得一干二净，只安于现在的安乐，所以无动于衷。张柬之等无法，只好叹息愤慨，自怨自艾地说：“过去之所以未诛杀诸武，是希望皇上去诛杀，以彰天子的威风。今反如此，事势已去，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叫养虎为患。

武三思本来就有政治野心，武则天在位时就想被立为太子。与韦后勾搭上后，更是狼狈为奸。韦后本就是野心勃勃，欲作第二个“则天皇帝”，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帮手，又岂会容忍张柬之这班正直的人掌握朝政。因此便与武三思里应外合，时常在中宗面前败坏他们，力图加害。

张柬之等畏惧武三思的谗言，因见考功员外郎崔浞平时对武三思也有所愤慨，指责的言辞还颇为激烈，便引为知己，作为耳目，让他去暗中探听武三思的动静，以便采取相应对策。而这个崔浞却是个十足的小人，他见中宗对武三思非常青睐，便倒向武三思，将张柬之等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武三思，成了武三思的一条忠实走狗，并被武三思引荐为中书舍人，成了皇帝的近臣。

正在这时，原殿中侍御郑情因谄事张宗昌兄弟，被贬为宣州司事参军，在宣州又贪赃枉法，为躲避法办，逃入洛阳，投靠武三思。郑情拜见武三思，先大哭，既而又大笑。武三思甚感奇怪，问道：“你这是为什么?”郑情说：

“开始见大人而哭，是哀伤大人将遭诛杀而灭族。后来大笑，是高兴大人得到了我郑情。大人虽然得到了天子宠幸，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晖、袁恕已等五人把持着将相的大权，他们胆略过人，废掉太后尚且易如反掌，大人在权势上还能比得过太后吗?因此大人不除掉这五人，简直危如早晨的露水。可是大人还自以为安如泰山，我深为大人担忧啊。”武三思正与韦后相谋，除掉此五人，但因五人官位高，权力大，受到中宗的信任，在社会上又有重大的影响，正感到不知从何处下手。今听郑情之言，必知有计，心中大喜，便请郑情登楼，到密室，而后问道：“刚才你既然说到要除掉张柬之等五人，但是五人位高权重，我不知从何处着手?”郑情说：“在下有一妙计，可建议朝廷，以他们五人拥戴复位之功，册封为王，夺其实权。一旦他们手中失去权力，就可以任凭摆布了。”武三思深以为然，便引荐郑情为中书舍人，与崔浞一道，同为他的谋士。

武三思与韦后按照郑情所献之计，日夜在中宗面前巧舌如簧，诋毁张柬之等五人，向中宗说道：“这五个人自以拥戴有功，就居功自傲，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将对社稷不利。”由此中宗对五人起了疑心，不再信任。武三思与韦后二人便进一步向中宗建议：“不如封张柬之等五人为王，不让他们再参与朝政，这样在外表上是尊重功臣，避免他们的不服气及人们的议论，实际上又夺去他们的权力，不致再专权用事。”中宗这个人耳朵极软，对武三思、韦后之言更是言听计从，于是下诏书：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崔玄睥为博陵王，袁恕已为南阳王。同时免去他们“知政事”

即宰相参政的权力，赐金银绸缎及鞍马，只须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入宫朝拜一次。

张柬之等五人虽被夺去实权，不得参与朝政，但毕竟还有着王的尊号，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还能一月入宫朝拜两次，有机会和中宗接近，能对中宗进行劝谏或献策，所以武三思对他们留在京城仍然感到是一种威胁，于是报请朝廷，将他们调离京城，改任地方官。当时韦后当权，上官婉儿掌管草拟诏令，调令可以随便下。遂调任张柬之为襄州(现在湖北襄樊)刺史，敬晖为朗州(现在湖南常德)刺史，桓彦范为毫州(现在安徽毫县)刺史，崔玄晖为均州(现在湖北郧县境)刺史，袁恕已为郢州(现在湖北京山)刺史。

接着武三思又指使郑情诬张柬之等五人与王同皎同谋，欲废韦后，于是又将五人贬谪。张柬之贬为新州(现在广州新兴)司马，敬晖为崖州(现在海南岛北部)司马，桓彦范为泷州(现在广州罗定县境)司马，崔玄晖为白州(现在广西博白)司马，袁恕已为窦州(现在广州信宜)司马，都是贬在当时最为偏僻、最为荒凉的远恶之地。

最后，为置五人于死地，武三思暗中指使人书写韦后的污秽行为和请予废黜皇后的传单，张贴在洛阳的天津桥。武三思有意让人将情况报告中宗。

中宗听了这个消息，自然极为愤怒，便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追查其事。李承嘉也是武三思一党，他秉承武三思的意旨，捏造案情，诬陷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啤、袁恕已五人对贬谪不满，暗中指使人散布谣言，并报请中宗：“他们表面上是请求废黜皇后，实则是想阴谋篡逆，应该对他们五人全部诛杀。”大理丞(相当于现在的法院法官)李朝隐表示反对，奏称：“对张柬之等五人不经审问，就急忙诛杀，不合法律手续。”大理丞裴谈为讨好韦后及武三思，为之出谋，奏称：“对张柬之他们应该根据皇帝的诏令判处斩刑，诛杀全族，没收家产，这样可以不必经过审问，也是合乎法律手续的。”后来中宗考虑到曾向张柬之等颁发有不处死的丹书铁卷，不同意处死，改为流放。

于是将张柬之流放到泷州，敬晖流放到琼州，桓彦范流放到嚷州(现在广西上思县境)，崔玄唪流放到古州(现在广西永福县境)，袁恕已流放到环州(现在广西环江)。五家子弟十六岁以上的，皆流放到五岭以南。裴谈因讨好献媚，由大理承提升为刑部尚书，李朝隐因秉公持正则由大理丞贬为闻喜县令。真可谓是邪僻者升官，正直者遭贬。

崔浞又向武三思提出建议：“张柬之等五人若有朝一日被召回长安，必为后患，不如派遣使者，假传圣旨，将五人杀掉。”武三思高兴地说：“正合我的心意，但不知派哪一个去最为妥当?”崔浞便推荐他的表兄大理正周利贞。

武三思与韦后商议后，决定由上官婉儿草拟一道诏书，命令周利贞以代理右台御史的身分，带着上官婉儿发出的假圣旨前往岭南，去杀害张柬之等五人。

周利贞到达岭南，方知崔玄晖在前往白州贬所时，死于途中。张柬之年老体衰，忿恨成疾，也死于新州贬所。二人算是万幸，未遭受到周利贞的残酷折磨。

桓彦范被押往嚷州流放的途中，在贵州(现广西贵港市)遇到周利贞。

周利贞随即令人将桓彦范用绳索捆绑，在砍伐的竹桩上拖着走，肉被竹桩刮去，露出骨头。待到折磨得心满意足了，而后用棍棒打死，残忍至极。

敬晖被刀剔而死，残忍更胜一步。袁恕已被强灌野葛藤汁，腹内痛苦难受，倒在地上，以手抓土，指甲磨尽，鲜血淋漓，而后用竹板打死，残忍又胜一步。周利贞因残杀有功，回到京城，即升为御史中丞，血染珠顶红。

自此，武三思的“调虎离山”之计全告成功，彻底铲除了挡在自己眼前最大路障。

俗话说的好：“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就是说虎为山中之王，百兽之尊，只有在山中才能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它一旦离开了山林而落于平原，就会为犬狗所欺。调虎离山就是基于这个道理而引发出来的扳倒对手的高明策略，一旦将对手调离其势力所在的地方或其靠山所在的地方，就很可能轻而易举的将其击败。文中武三思就是这么做的，他深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位高权重，若贸然出手，很可能遭遇凌厉的反攻，不小心就可能反遭其害，于是就通过手段使其明升暗降，表面封其为王，却将其调离京城，剥其实权，这以后的一切自然就尽在他掌握之中了。在这里，我们一方面为忠臣的惨遭屠戮而大感痛惜；另一方面，也只能说他们是作茧自缚。试想，如果张柬之等人在推翻武氏政权后，若能听取良言，斩草除根，那又怎么会有以后的惨淡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