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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人物传记 > 曹操雄才伟略的16字箴言 > 第 4 章 计——霸王蓄势,不畏强敌拓版图
第2节 第二章

3.北伐乌桓中原一体相信自己的眼光,重视自己看好的人,这也是对自己实力的一次检验。

霸业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但是霸业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专属。在建立之初,重视自己看好的人,同心协力地完成一份事业。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曹操想对乌桓用兵,左右有许多人反对,曹操一概不管。

乌桓属于东胡的一个种族,在秦汉之际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征服。此后,乌桓不曾有过统一的组织。传说,霍去病打下了匈奴的东部属地时,把乌桓各部落强迫迁移到长城的沿边地区。

光武帝刘秀的建武二十五年,辽西郡的乌桓领袖郝旦,率领了许多“大人”与酋长之流,来到洛阳朝觐,表示愿意归化,留住在中国境内。光武帝心软,封了他们之中的八十一名为王为侯,让他们与他们的部众搬到长城以南,与汉人杂居,借此也利用他们来抵抗不时侵扰的匈奴,或搜集有关匈奴内部的情报。他们也深感光武帝的恩德,经过了明帝、章帝、和帝三朝,一直不曾闹事。

到了安帝以后,汉朝内政不修,边疆的文武官员没有控制外族部落的能力,乌桓便时而恭顺、时而叛乱。灵帝即位之时,乌桓的力量已经足以威胁汉朝沿边各郡的安全。

在(易县一带与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的)上谷郡的乌桓领袖,名叫难楼,有九十多个部落听他指挥。在(河北北部)右北平郡的领袖,叫做乌延,有八百多个部落。在辽西郡的领袖叫做丘力居,有五千多个部落。在(辽宁省)辽东郡的领袖,叫做苏仆延,有一千多个部落。

献帝初平年间,丘力居的侄儿蹋顿成为辽西、辽东三个郡的乌桓的领袖,苏仆延与乌延和他一致行动,帮助袁绍打公孙瓒;袁绍“承制”以献帝的名义把他与苏仆延及乌延,都封为单于;也把上谷郡的难楼封为单于。

官渡之战后,袁尚和袁熙也在曹操的猛烈攻势下四处寻找生机,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他们来到乌桓,想借乌桓的力量与曹操对抗。

所以说,袁尚和袁熙在这样的时候投奔乌桓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曹操知道乌桓不好打,但也绝不退缩。正当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候,却引发了这场战争究竟该不该打的争议。持不打观点的人是担心大军出动,大营空虚恐会有人来袭。曹操对此也稍有顾忌,于是去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却认为敌兵不会来,而且还认为不但可以打而且胜算比较大。

郭嘉的一席话坚定了曹操进军乌桓的信心。因为路途遥远,大约半个月后大军才真正进入了乌桓境内。但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曹操及军士都感到极不适应,每天都是狂风卷起阵阵黄沙的情形,又加上道路崎岖,部队行进速度很慢,处处受阻,这让曹操开始萌生退意。他又来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此时因水土不服卧病在车中,但他依旧很坚定地建议曹操:“兵贵神速,有进无退。”与其步履维艰不如找个向导轻装抄小路快速奔袭。

就这样,曹军行至白狼山下时正遇乌桓兵,曹操见乌桓兵阵形不整,便派主力急攻,乌桓主将被曹军大将张辽所斩。乌桓兵见主将被杀纷纷下马投降。袁谭、袁熙见乌桓也不能帮到自己也投奔辽东去了。战事胜利了,多是因为曹操对于郭嘉智谋的信任,而谋士郭嘉这时却因水土不服而病故,曹操犹如痛失一臂。

郭嘉是曹操最欣赏的谋士。很多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认为他的智谋不在诸葛孔明之下,甚至在某些策略上更胜一筹。郭嘉对于战事的把握和预测能力无人能及。他不但料事如神,而且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的谋略新奇冒险却往往有效。

当然,有千里马更要有伯乐,不然千里马一样会当做一般的马来交易。所以,有好的计策还要有人相信并采纳。曹操的多疑是因为他认为此时此人不足为信才会多疑,而从他对郭嘉的信任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有着明确判断和王者气魄的人。在大战的关键时刻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是作为领袖最为重要的事。

要想力排众议,就要有敢于承担结果的准备。在别人都做出相反主张的时候,曹操选择支持郭嘉是对他最大的信任,也是对自己眼光的一种自信。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人敢说自己的点子每一次都会有效,但决策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众多点子中选中那个真正有效的。所以说,无论是哪个年代,谋士和将才只有真正结合在一起,才是最有价值的。

4.坐山观虎斗,破袁绍“利用”是一个中性词,但在生活中却经常被人误解为贬义。在事业上,朋友之间互相帮忙是很正常的事。那些“借朋友之力,合作之需”而达成自己目的的人是很聪明的。

曹操是一个很高明的谋略家。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计策他也很擅长。

在此,最为典型的便是他在消灭袁绍余部时的情景。

官渡之战之后,袁绍大败,心中是恨曹操入骨。因为气大伤身,不久之后便吐血身亡。袁绍一死,他的几个儿子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袁绍一共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

袁绍的这三个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每个人都想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地盘,于是相互猜忌,怨恨。但是面对外敌压境的时候还是不得不联合在一起御敌。

终于,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春,曹操带着重兵来围剿袁绍余部。

不久便把黎阳外城团团围住。袁氏兄弟三人被迫出击迎敌却铩羽而归。军队已经溃不成军,被曹操逼到邺县。

此时,曹营里人人都很激动,大部分将领坚持乘胜追击。只有曹操的谋士郭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袁绍死后,其妻刘氏废嫡立庶,袁谭和袁尚之间是积怨已深,矛盾重重,即使我们不来攻,他们二人日后也必有一战。只是现在我军强势压境,二人才表现一心起来,一旦我们撤退,他们势必还会像以前一样相互攻伐。所以,我等不必着急,不如先暂时放弃冀州,待南下征服刘表之后再作打算。如若袁谭、袁尚二人发生火拼,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对我军有利的,到时我们再班师回来,岂不是胜券在握,损失更少?”

曹操听了郭嘉的一席话,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决定撤军南下讨伐刘表。

事实果然如郭嘉所预料,在曹军退去之后,袁谭和袁尚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曹军一直都在秘密关切这边的战况,他们审时度势,几乎是在坐等袁军溃败。这招“坐山观虎斗”果然高明,令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松夺取了袁绍的根据地,彻底解除了东北方的后顾之忧。

另外,从利益的角度出发,这个计策也是高明之至。学习这一点,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也可以坐收利益。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好事都是需要事前有一番筹划的。积极地创造得利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

《兵经百篇》中云:艰于力则借敌之力,难于诛则借敌之刃,乏于财则借敌之财,缺于物则借敌之物。借鸡下蛋,以蛋孵鸡;善借财势,巧妙经营,同样是企业成功的捷径。

巧干加实干是经商的秘诀。

一个犹太人出版商有一批滞销的图书,就在他正苦于销路的时候,一个想法出现在脑海:给总统送一本这个书,并坚持要其给出意见。他不仅这样想还真去做了。可是总统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去看呢?为了免于他的纠缠,便顺口说道:“这本书不错。”于是出版商像是看到了救命的稻草一般,四处为书做宣传打广告:“现在有总统喜爱的书出售。”于是,没有多久,滞销的图书全部卖光。

后来,书商又遇到了不好销的书,他依旧去找总统,总统这会留了个心眼,将书放在一旁不做回答。这次书商的广告内容是:“有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出来了。”依旧是短时间内就卖空。

由此可见,借助别人的力量达成自己的愿望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创新而大胆的想法往往是你成功的前提。借力办事,借的虽说是别人的力量,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自己的敢借、会借、善借的本事。如果你的敢于和借用可以给你带来成功的未来,开辟新的发展空间,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5.集思广益,得功者赏公私分明,心有清明。这样的人会使人心生敬佩。

奖励和惩罚是重要的激励手段,奖励会使下属增强自信心,惩罚会使下属产生对领导人的畏惧心理,惩罚得过多,就会造成上下级之间关系紧张,不利于开展工作。因此领导者在赏罚分明的同时,也要注意多奖慎罚。

曹操主张“得功者赏,不计贵贱”,具有非常明确的赏罚观,这是曹操领军打仗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他“以法治众”思想的一个延续。

曹操在奖赏人才方面,不分亲疏远近的领导原则非常突出。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几员大将,诸侯中无人能敌。这时,平原县令刘备手下马弓手关羽阶下请战。袁术知是一马弓手要去迎敌,竟要让人赶出关羽,曹操急忙出来制止,认为“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曹操亲自为关羽斟了一杯热酒,关羽说暂把酒放下,回来再喝。只片刻工夫,酒尚温,关羽已提华雄人头进帐,张飞鼓动诸侯乘势杀入关去,活捉董卓。袁术怒喝道:“俺大臣尚自谦让,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曹操仗义执言地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袁术以曹操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相要挟,终于还是将刘备、关羽、张飞三人逼回大寨,曹操暗使人送酒肉抚慰刘、关、张三人。在这里,曹操跟袁术形成了鲜明对比,袁术重视的是地位的高低,而非人才的优劣,只因关羽等三人官微位卑,竟然不愿意给予立功的机会,甚而立了大功又无好言相慰,而曹操的态度与此截然不同,他始终是仗义执言,即使在袁术相要挟的特殊情况下仍然以特殊的方法按功行赏。

曹操所欣赏的不是一个人后天拥有的条件,身份、出身、财富、背景关系,这些统统不在他首要考虑的条件内。他心中的乾坤和原则也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轻易发生改变。赏罚分明的根本,在于这个人是应该被赏或应该被罚的,而不是因为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使得曹操能够成为识人才的伯乐。

曹操注重人才,集思广议,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也给予一定赏赐,即使这些意见未被采纳。例如,曹操平定河北之后,准备继续乘胜追击乌桓,曹洪等人认为大军远征,恐后方敌人乘机袭许都,大军救应不及,建议回师不要追赶,但是曹操坚持西进追击。取得胜利之后,曹操重赏了提不同意见的众将,对他们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并且告诉他们不要因为这次意见未被采纳,以后提意见就感到为难。曹操的这种奖赏行为,使意见未被接纳的人心里减轻了负担,为下次再征询意见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相反意见的合理性给予充分肯定也有利于意见的征集,使决策更加科学。

曹操对下属的奖赏形式多样,而且很会把握奖励送出的时机。因为他十分清楚,人什么时候最需要奖赏最需要鼓励。这也是他洞察他人心理的高明之处。

当然,曹操对于下属的奖赏也不是没有规律和原则的。所有的赏赐都会事出有因,而且这个因足以让人信服。比如在邺郡庆赏铜雀台落成时进行的比武活动,采取的是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

此外,曹操亦重视精神奖励,如虎将许褚勇猛过人,在曹操移驾许都的途中,连斩李催部下二将,挫乱败兵,操抚许褚之背道:“子真吾之樊哙也!”

不得不说,这种把部下比做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名人的奖励方式,不仅达到了表扬对方的目的,也使得被称赞的人潜意识中认同这位名人,从而模仿名人的风格,增加了自信。

奖励及时也有助于增强激励的效果,关羽为曹操在白马战役中斩掉袁绍大将颜良后,操立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铸印相送,由于这种及时的奖励,使关羽不久又斩了袁绍大将文丑,退军后,曹操大宴众官,为关羽庆功,关羽在席间再度请战,欲赴汝南为曹操剿灭刘辟。及时的奖励就是这样及时地发掘出将士的潜在能力,激励他们不断立功进取。

按功劳等级进行奖赏,同样也能形成激励机制。曹操在潼关用反问计击败马超后闻知马超逃脱,于是传令诸将:“无分晓夜,务要赶上马儿。如得首级者,干金赏,万户侯;生获者封大将军。”众将得令,各要争功,追得马超狼狈不堪。这时曹操运用的就是明码标价的等级奖赏。

曹操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所以他从不吝惜奖励部下。同样,当有部下犯错的时候,也从不包庇。赏罚分明是他身上的又一特质。虽然惩罚大多严厉,但是做出惩罚之前却很严谨。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曹操的容人之量。最为典型的就是曹操难忘终生的官渡之战。

曹操大败袁绍,从绍军逃跑遗弃的物品中捡到许都及军中人士暗通袁绍的书信一束,操身旁的人建议按信逐一核对姓名,杀掉写信之人,曹操回答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于是下令将书信全部烧掉,不再追问。这一行为说明曹操能够对部下做到推己及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可能做不到的事,不会去强求别人做到。

要知道,私通敌方是多大的罪过。在这里,若果真逐一核对,则势必搞得自己内部人心惶惶,不利于以后的建设与恢复。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不罚比罚更能笼络人心,使部下产生真正的归属感。经历此事之后,他们只会对曹操更加钦佩和忠诚,绝不会再轻易生二心。

现实生活中,设想一下,职场之中有哪位下属不希望得到领导及他人的赞扬呢?谁不希望自己能在同辈中快速站稳脚跟?所以,一旦有人做了错事,就很可能被另一个人揭发。作为领导,当下属做出了成绩时,赞扬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当出现揭发之类的事情时,只有清醒地分析利害得失和当前局势才会做出最合适的决定。

所以说,一个领袖清晰的是非观和宽容的内心是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无限机遇的。这种优秀特质还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都是权力地位等硬件条件所不能及的。

艿。攻占阳平关运气不是成就事业的最关键因素,但却是足以对时局产生影响的环节。

在曹操经历的诸多战役中,大多数都有详实的史料记载,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对于攻占阳平关一役却非常不同。

关于天险阳平关的攻克过程,史书上有三种记载。

第一种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中:秋七月,公至阳平。张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能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解散。公乃密遣高祚等人乘险夜袭,大破之,斩其将杨任,进攻卫,卫等夜遁,鲁溃奔巴中。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宝。

《三国志·刘晔传》: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

便白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太祖日:“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

第一种记载,说明曹操看到阳平地形险要,强攻难以奏效,因此,先假装撤军,待守军防备松懈之时,秘密派遣部队发动夜袭,结果大破守军,斩杀守将杨任,敌军阳平总指挥张卫连夜逃走,阳平关才被攻克。而《刘晔传》则表明,曹操开始确实是打算撤军的,而且部队已经撤离了阳平关的攻击阵地,但是在刘晔的建议下,又最后做了一次特殊的进攻,而大获成功。

第二种,《魏名臣奏》载董昭表日:“武皇帝承凉州从事及武都降人之辞,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不可守也,信以为然。及往临履,不如所闻,乃叹日:‘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阳平山上诸屯,既不时拔,士卒伤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军截山而还,遣故大将军夏侯悖、将军许褚呼山上兵还。会前军未还,夜迷惑,误入贼营,贼便退散。侍中辛毗、刘晔等在兵后,语悖、褚,言‘官兵已据得贼要屯,贼已散走’。犹不信之。悖前自见,乃还白武皇帝,进兵定之,幸而克获。此近事,吏士所知。”

这一记载,说明曹操因强攻阳平不下,决定撤军,于是下令在山上攻关的部队撤回,但是前军在撤回的半路于夜里迷路,结果误入敌军营地,敌军败退、逃散。曹操依靠侥幸攻克了阳平关。

第三种,《魏名臣奏》载杨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张鲁,以十万之众,身亲临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麦以为军粮。张卫之守,盖不足言。地险守易,虽有精兵虎将,势不能施。对兵三日,欲抽军还,言‘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此计已定,天祚大魏,鲁守自坏,因以定之。”

《世语》日:鲁遣五官掾降,弟卫横山筑阳平城以拒,王师不得进。鲁走巴中。军粮尽,太祖将还。西曹掾东郡郭谌曰:“不可。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可攻。县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麇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

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

——这两种记载,则说是由于有数千只野麋在夜里冲入张卫的军营,把张卫的军营踏坏,导致张军大惊而发生混乱,曹军高祚等趁机虚张声势,鼓角齐鸣,张卫以为曹军主力已经攻占各军营,只好投降。

这几种记载,《三国志·武帝纪》是说曹操依靠主动策划的假撤退再夜袭,攻取了阳平关,《魏名臣奏》则说是曹军撤退迷路误入敌军营垒,而《世语》等则认为是很偶然的大批野麋夜里闯入敌营,导致敌军崩溃,是敌军的防御自己完蛋了。但是综合以上记载,我们经过分析,可以发现真正的情况只能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的综合结果。

这是因为第二种说法,有一个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错误,那就是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落后,将领指挥多要依靠旗帜,因此,部队除非情况危急,是不会夜晚行动的,因为夜晚的能见度很低,旗帜基本无法发挥作用,而烟火又太引人耳目了。而当时曹操并没有遭到张鲁部队的紧逼,所以完全没有被迫进行夜间活动的必要。因此,这个说法是不大现实的。

当然,也不是说其余的两种说法就无懈可击。《世语》的说法,也有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野糜为什么会在夜里突然冲入张鲁军的营垒?

在夜晚会在营垒四周燃烧许多的篝火以及火把,而且张鲁的防御阵地绵延十余里,这个阵势是很明显的。而野糜是一种胆小、警觉的食草型动物,因为害怕火光所以不会轻易靠近军营,更谈不上冲进去了。因此,这个原因不免引人猜疑。是因为曹军的夜袭,这些野糜无意中正好处于夜袭的曹军和张卫的营垒之间的吗?

再来看看《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曹操布置了先假装撤军,待敌防御松懈后,发动夜袭。曹操派出的是将军高祚的部队,这批部队,在夜里向阳平关行进,半路上却被胆小而又警觉的野糜发现,于是野糜只好向着曹军行进的方向奔跑。结果在跑到阳平关前时,遇到了绵延十余里的张鲁军营垒,野糜一时间无路可逃,只好不顾一切地冲过营垒。这才造成了敌军营垒的损坏。

《世语》记载,“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我认为有错误,这里的部队并不是“误与卫众遇”,而是主动进行的夜袭作战。因为一般情况下,部队夜里是不会行动的。由于高祚的夜袭部队不可能是大部队,因此,只能“多鸣鼓角”,以造成兵力强大的声势。但是高祚部队夜里突然出现在张鲁营垒前,则与《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正好吻合。

因此,曹军攻克阳平关,固然有野糜突然冲坏张军营垒的偶然因素,但是我们应看到,这个情况也是夜袭部队导致的。野糜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主动冲击营垒。而且,即使没有野糜突然冲坏张军营垒,夜袭的曹军也很有可能一举突破张军的防备已经松懈的营垒。野糜的冲击,只是省去了曹军攻打的麻烦。

其实,不管事实究竟如何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运气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却足以对时局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些偶然遇到的人和之事,不要不以为然,也许,成功就孕育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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