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盛赞了小钟的第二个故事。真的，我打心眼里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故事，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好，因为更绝。即使是在当时我也不会愚蠢地以为绝事儿都让小钟碰上了，我相信那是因为他对生活有感觉，对生活有感觉的人是因为对艺术有感觉，所以他能够发现他的生活。

那天晚上小钟喝高了，在一连串猛烈地抨击了自己的卑贱、猥琐、虚荣、下作之后，他喝高了。小钟只在一种情况下会先我而高——那便是心情恶劣。上一次喝高是在和尹玲玲分手时，在我们宿舍。他没喝多少就往厕所冲，对着便池大吐不止。十多年前，小钟堕入的是一个丑男人乞丐式的爱情。是，他绝对算丑，在某女生宿舍私下进行的年级十大丑男的评选中，他有幸当选。丑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也是丑的，他也是这种心理，于是他要找长得还算不错的尹玲玲，于是所谓爱情就变成了乞求和勒索。他曾告诉我有一个晚上他在圆明园的月光下狂吻尹玲玲，他的一只手还抓在她的一只乳房上（是隔着衣服的——他们的关系到最后也仅限于此），不知过了多久，他偶一睁眼看到黑暗中的她杏眼圆睁，木然地望着天上的月亮。“我真是见了鬼了！”小钟说。见了鬼还不离开，这便构成了小钟无穷无尽的烦恼。说到底还是不敢正视那个对方不爱的事实。小钟的另一重病现在看来已经有点可笑了，但在那时却简直是命运的判决。因为高考时差了一些分数，他被弄成了定向委培生，毕业后要到山沟里的航天部基地去教书。令他感到前途暗淡。不去就得了呗！也许你会说。但对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这又谈何容易？那时我们还以为工作只能是国家给的呢。

那天晚上小钟真是喝高了，我把他架回去时发现他的两腿是软的，他让我把他架到女生宿舍去，他要把尹玲玲干了，他说你信不信我要把她就地干了。我说我信。他始终没干，不知为什么。也许干了尹玲玲就会爱上他，我这样想。

去年六月我到成都参加一个“电影与文学”的研讨会。那个会因为请到了陈凯歌、陈红夫妇，所以倍受当地媒体关注。一天晚饭后我刚回到房间，拿起一张当天的《成都商报》，报上整版都是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房间的电话响了。我想是会议的组织者在安排当晚的活动吧。

电话里的人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然后说：“是你吗？”

我说：“是。”

他说：“猜猜看我是谁？”

我支吾着，猜不出来。只是觉得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

他说：“操！你把老同学给忘了，我是宋光啊！”

宋光在报上得知我也参加了这个会，也是在报上得知我们所住的饭店，然后打电话到饭店的前台查到了我的名字和所住的房间，就这么找到了我。看来成心要找一个人的话并不难，哪怕十几年音讯皆无。

我请他来饭店，他说去饭店有什么意思。他让我立刻下楼出门打车到明清茶楼来，我就照办了。

司机听我说普通话就开着车使劲绕，南方人，咳！我作为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最烦南方人这一点，也最知道该如何对付。车子终于停在了明清茶楼的门口，我说：“师傅，你继续绕啊！我可以多欣赏一下成都的夜景。”

那个鸟人用四川话说：“同志啊，那条路塞车。我绕也是绕了一下下。”

我也用四川话说：“十五块你跑到三十三块也是一下下？我只给十五。”

扔下钱我就下车了。一进明清茶楼我就看见胖了一圈的宋光陷在一个高背的藤椅中，那副安逸舒适的样子大概就是成都男人标准的样子。中间隔了十多年，跟大学同学重新见面，我发现真还没有认不出来的，胖一圈几乎是所有男生共同的特征。

相认。击掌。落座。寒暄。宋光毕业后分在成都的一个邮政部门做秘书，现在也熬成了处长之类的，挺有油水的一个职位，所以这个原来的瘦子已经变成了一个胖子，娶妻，生子，升官，发财，都是这十年的大事。很快地我们就聊到了小钟，这也很正常，我和小钟关系好，他和小钟是四川老乡，我和他在上学时很少直接来往，小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聊小钟。

小钟毕业后真是沿着命运指定的方向到了四川的某山沟，在航天部一个基地的子弟中学里教书，宋光说那两年他有机会到成都的话总会来找他，一块喝喝酒发发牢骚什么的。九二年他实在呆不住了就去了广州，在报纸干过，后来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再后来他开始做期货——这是他真正擅长的项目，宋光说这家伙有赌徒素质，上学时就喜欢打牌赌个菜票什么的，他也确实因为炒期货而发了财，后来炒到北京的一家公司，那是九五年。他去北京的真正动力是为一个女孩，我们学校教育系的，他们是在出外搞社会调查时认识的，毕业后还保持通信来往，后来就开始谈恋爱。他在广州时每周末要飞到北京去谈恋爱，周一再飞回来。所以他要去北京。现在呢？宋光说：“现在他早和那女孩结婚了，目前还没孩子。”在山沟里那阵儿小钟和我有频繁的通信来往，那时他还在写诗，他初到广州干报纸时还来过一信，后来就断了联系。我听到的有关他的传说和宋光讲的出入不大，基本上就是如此。只是我听人说他不想和我联系的原因是因为他早已不搞写作了，怕无言以对，他的心态我理解，岂止是他啊，后来放弃了写作的不都是如此吗？所以当宋光拿出手机要拨他的号码时被我制止了。我说：“等一个自然的机会吧。”

宋光说我陷在藤椅中的样子很像一个成都男人，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因为你一脸享乐主义的表情。我说：“我就是成都人，三十三年前我生在成都。”

我说：“十二年前，小钟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其中还讲到你。”

宋光说：“有我？怎么会？什么故事？快讲讲。”

宋光好奇的样子给了我复述那个故事的欲望，我讲了。成都茶馆特有的氛围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慢，也讲得很仔细。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还没有完全讲完，宋光就叫了起来，“我只和他一起看过一场电影，但不是这一部，是《野鹅敢死队》，你想他怎么可能跟我去看苏联电影周，那应该是尹玲玲的专利啊！”

“真没有？”我说。

“我骗你干吗？尴尬的又不是我。《稻草人》我当时也看了，是和我们宿舍的人一起去的，老宿他们。”宋光说。

我忽然有点走神，说不清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奇怪的挫败感吗？还有一丝丝与神秘交织起来的恐怖。说不清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要说什么，在说什么：十二年前的那个晚上，小种还讲了一个故事，是和这个故事一块讲的。

然后我又复述了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一个没有上一个讲得那么有耐心，我的注意力好像一下子飘走了。

结果证明宋光是一个绝好的聆听者，他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听得非常认真（是做认真状），甚至还不时做出一些代表惊讶、会意、快乐之类的表情，但是，等我刚一讲完，这家伙又叫了起来：

“诗人啊！你可真是太好骗了，这是咱们上学那阵儿《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是个大学生写的，很多人都知道，你怎么就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