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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贝死了。

去年冬天，季珊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一消息时，声音有点发涩。事情是这样的：那段时间他非常兴奋，一个原因是他写出了一批自己满意的新作，另一个原因便是又有一个诗人（爱尔兰的希内）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一个原因让许多人疑惑不解：这个爱尔兰老头得奖，与你古贝何干？但这就是古贝，他兴奋异常，往宝鸡跑了好几趟。与他一同曾作为杀人嫌疑犯被收审过的那位画家就住在宝鸡市，是他的头号“知音”。那几趟他俩都是在喝酒和通宵达旦的长谈中度过的。最后一次他去的时候，画家接到了一个从浙江打来的长途电话，是画家在温州的一位朋友打来的，此人名叫“伊加三”（事发后有人指出这是个多不吉利的名字），以前写过诗，后来下了海，现在是一家酒店的老板。伊加三通过画家读到过古贝的诗，对其推崇备至。画家接到电话后便跟伊加三聊了起来。伊加三热情地邀请古贝去温州玩，吃、住、行全包，他说他想和古贝好好聊聊诗。古贝更加兴奋，答应了，说过闰八月就上路（这是1995年，又一个闰八之年）。古贝上路的那天，那令人心慌的闰八已经过去了几日。连续地过度兴奋，再加上上路前的几日他又通宵达旦地赶写一首长诗，上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发烧。旅途中他感到不大舒服，有一种喘不上气的感觉，胸闷。到站后伊加三没有来，伊加三的老婆举着一块“接古贝”的牌子在出站口等他，她说伊正在酒店主持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法亲自来。上车之后，古贝说自己很难受，请她把车直接开到医院，并说可能是哮喘发作。她看他气喘不上来的样子，就挂了急诊。急诊室根据患者所述，便按哮喘突发来处理了，也未作全面的身体检查，就给他打了一针。据说这种进口的针剂只有在正常体温下才可使用，而当时古贝正在发高烧。注射之后，古贝的体温继续升高。6个小时之后便咽了气，死的时候，他的体温已高达42度……

“死于医疗事故？”

“他自己多嘴。如果先检查，再抢救，也许不会……他以前就发作过两三次，都挺过来了……”

接到季珊的电话，我想起几年前曾当着她的面说过古贝的一句话——我不是精通卜算的人，那实在是一句不该说的话。

当天下午我在钟楼附近转公共汽车，说起来真他妈巧！在公共汽车站，我看旁边的一个女的眼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几年前在古贝家见过的那位女棋士，她也认出了我。

“你好！”

“你好！”

“还在下棋吗？”

“当然，我刚升段。”

“那该祝贺你！”

“当然。”

“你那俩哥们儿也还在写？怎么我看着一个像骗子，一个像疯子。”

“我看你们下棋的全他妈像呆子！”

……

那些天我好像特别容易受刺激，也特别喜欢触景生情。当年小寨夜市那个被古贝称为“教授”的肥肥后来不烤肉了，他在外语学院后门开了一家快餐店，听说还专门去深圳学了一阵子之后才开的，生意继续地火，每次去学校上课都要在那儿吃套餐，常能见肥肥，他已经不用亲自动手了，一副有限的老板派头。古贝死后，有一次我问起肥肥：“有个人不知你记得不？你的一个老顾客，人特逗，说你是教授……”

“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

“干吗的？”

“写诗的。”

“写诗的？不记得了……”

……

后来我才听说古贝生前的的最后那段时间，还去外院找过我一次。我《饿死诗人》的出版，使他感到他的那路诗也有正式出版的可能。他是来问我有无出版社的熟人，他想自费出他的诗集……他所在单位——一个区一级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集资建楼，他还交出去了一万多元……

古贝的骨灰接回来了，由他的哥哥古月和芦苇从浙江抱回来的。起先一直瞒着古贝的父母，后来当两位老人得知真相却表现出大悲无泪的平静，古正老先生只是默默地写了一首诗《儿子！回来吧》，他的母亲则上北京会教友去了，说要召唤儿子的亡灵……

古贝追悼会的前一天，我母亲因病住院，第二天的追悼会我没有参加。多名与会者向我讲述了追悼会的盛况——盛况空前，其规模超过了1992年的路遥追悼会，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据说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西方艾略特”——“中国这位爷”，横批：“一代诗魂”。一位与会者说：“参加这样的会，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追悼会之后还搞过一个“古贝作品研讨会”，在八一宾馆。那天我去了，刚迈进大堂就撞见了紫鸟，一通寒暄之后，我们一起上楼。在三楼的会议厅里，已经坐了一屋子人，看来我还是来晚了。有人叫我，是沈奇、李震、季珊，还有“教父”。季珊旁边有个空沙发，我便挤了过去。

季珊悄声对我说：“江湖人士今天全齐了。”

“那谁到了吗？你们常跟我提起的孟依。”

“当然到了，人家是组委会的。在那儿！”

顺着季珊的指点望过去，见一徐娘端坐于沙发之上，身板挺得笔直，目不斜视，纤纤细指夹着一根烟，青烟缭绕，什么叫风韵犹存？其实她颇丰满，不虚江湖上“俄罗斯贵妇之态”的传言……这就是本码头玩得最火的女人吗？几乎每个男人都以能与之上床为荣的女人？

“认识一下？”季珊问我。

“认识认识。”我是否有点一反常态？谁知我有着怎样的情怀？我跟着季珊走了过去。

季珊介绍我说：“这是伊沙，想认识你。”

“知道，知道。我读过你的诗，挺棒的！”她伸出了一只手，一瞬间我真不知该吻还是该握呢……

1983年“严打”时，一位大学女教师因犯流氓罪入狱三年，她的哲学是：“我满足一个男人，就可以减少一名强奸犯！”她的故事被写成了报告文学，当时作为一名中学生的我读到了这篇报告文学，我记住了她。我不会想到12年后这个女人就坐在我面前，带着一种富于沧桑感的笑容……我读过她的诗和小说，算不上好，但有一份独特，不是随便哪个女作家都能拥有的那份独特……

季珊说出她出狱后嫁过两次人，都离掉了，前几年她在广州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现在独身一人，居家写作，听说正在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

随着古正老先生拄着拐杖走进会议室，这个会就算开始了。主持人是个叫木于的人，字正腔圆，像文工团出身的。首先请古老先生讲话，他非要站起来给各位鞠一躬，对大家的到会表示感谢，提起追悼会的盛况，他感慨万千，白发人送黑发人，说他百年之后也不敢有此奢望，他只希望能像《沙家浜》里的胡司令当初开张时那样能有七八条枪，看来他的儿子不止有七八条枪，为此他感到无比自豪。他说他一直不承认不理解儿子的诗，直到昨天晚上他才突然从儿子的一首诗中悟出：尽管儿子的诗表面上是现代派的，西化的，但骨子里是现实主义的，中国的，民族的。儿子是热爱党的，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这块土地的。

第二位被主持人特邀发言的是美术院的教授，据说是位隐士，但实则是本码头的“舵爷”。据说当年“舵爷”如果看上了哪个女孩，弟子们就会蜂拥而上去追。孟依就是“舵爷”钦定的美人儿。“舵爷”在发言中称古贝为“一代诗魂”——这也是他早年的赐封。他说古贝的诗不是写给常人看的，非高人不能理解。他以名叫《Q》的一首诗为例。全诗只列了一个数学公式，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以为这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人提问：“为什么用《Q》作为诗题呢？”他说：“有阿Q之意。”

接着芦苇发言。这位《霸王别姬》、《活着》等名片的编剧在发言中说：“我觉着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毫无意义，古贝的诗是写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就让下个世纪的人去评说吧。”我当即发言提出异议：“这种说法你们电影界的田壮壮早就提出过，照目前的审美走势，他的电影到了下个世纪恐怕更没人看了。‘下个世纪’不是抽象的概念，还有五年不就到了吗？‘下个世纪的人’是指哪些？难道我们不是‘下个世纪的人’？”

紫鸟则一心一意地要把古贝塑造成“汪国真二世”，他先附和了芦苇“下个世纪”之说，然后又说大学校园到处都有古贝的读者和崇拜者（古贝的诗几乎都未发表，也不知他们从何种途径读到的），他还强调说尤其是女大学生爱读古贝的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紫鸟伙同古贝常去大学泡妞的事，知道的人还嫌少吗？他俩第一次去外院找我不就是因为盯上了法语系挺“飒”的一妞吗？

之后有几个“诗魂说”的附和者发言，都是不太懂行的主儿。古贝的朋友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真正弄诗的都不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总觉得他的这帮朋友对他的创作没起过什么好作用，让他觉得世界就这么大。听季珊说，古贝在他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已经认为自己的诗是“世界第一”了。T•S艾略特也想说类似的话，不过，他是把自己和叶芝、里尔克拉在一块儿说的，还加了一个表示时态的定语：20世纪。

午饭的时候，老江湖们坐一桌。我和季珊、沈奇、李震坐在另一桌。已经开吃了。“教父”又从老江湖的桌上转移过来，并悄声说：“那帮人真没劲！”沈奇说：“于明，你也算老江湖了，别来我们这桌屈尊。”“教父”一笑：“我早就退出江湖了。”我说：“别装隐者啊，真隐者在那桌呢！”大家哈哈一乐。

吃饭的时候，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人喊了一声：“古贝回来了！”大家抬头一瞧，古贝正穿过饭厅，朝这两个桌子走来，他只是稍显胖了些，还向我等举手示意……我惊呆了：“我操！”沈奇说：“见鬼了！”我们这个桌的都没见过古贝的哥哥古月，所以才有了这场虚惊……

下午的发言，明显要比上午有质量。少了些江湖气，多了些学院化的东西。沈奇谈到古贝最后的某些诗作已“略呈大师之象”；李震则指出古贝的诗中的“某些后现代因素”；“教父”首先声明自己是代表个人来的，称古贝为“启蒙时代的先驱者”；季珊则提出古贝被拒绝的问题：“为什么官方不接受他，而民间诗坛（所谓‘第二诗界’）也拒绝他？”我的发言是顺着“教父”的话题往下说的，我指出先驱者的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杂志存在：“正如一位西方汉学家对食指的批评，贵州的黄翔，咱们的古贝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位汉学家指出为什么在食指的诗中既能听到新的坚锐的声音，同时也能听到郭沫若、何其芳的声音。”我发现众人皆惊，便把话往回收了一下，将之归纳为时代造成的局限。气氛这才有所缓和，对我的发言表示赞赏的是季姗和“教父”，这是意料中的。我当时感觉还有一人对我的欣赏（这个感觉后来证明没错），从她的表情和眼神中看出来的，是孟依。

最后，主持人木于向大家通报了为出版古贝遗著进行募捐活动的进展情况，说除去前期活动的开支，还剩三万多元，将全部用于出版。他还宣布了一项组委会决定：由孟依负责诗稿的整理和抄清，由李震为诗集作序，由我负责封面封底扉页勒口上的文字创意，由沈奇前往桂林与漓江出版社洽谈诗集的出版事宜……

会开完了。

从八一宾馆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这是冬天。和季珊、沈奇、李震、“教父”道了别，我的方向是往北。

这天的故事好像还没完。我在路口打车的时候撞见了孟依，她也正在打车。这里靠近火车站，车辆不停地从我们身前开过去，车灯摇曳的光闪射在孟依苍白富于沧桑感的脸上，我觉得那是美的，和她在夜色中招手打车的身姿。

一辆夏利停下了，我请她先走。她不肯，退让了两下之后，她说：“一起走吧，反正你也是向北。”车在夜色中开着，先是穿过了一截地下通道，然后沿着古城墙向西开去，然后从正开过一列火车的天桥下面穿过，向北拐去……我们再谈今天的会，她说：“你的发言很棒！像你的诗。”

车开进了一片住宅小区，孟依对司机说：“师傅请停一下！”然后对我说：“到了！上来坐坐吧。”

楼道很黑，装的那种需要你击掌或跺脚才亮的灯，记不清上到几层。她开了门，开了灯，三居室的屋子装修得很漂亮，厅很小，换了拖鞋，进了最大的那间屋子。

她说：“你先坐，我去弄点吃的。”

我说：“不用，还不饿……”

墙壁上的镜框里是张放大的彩照，已经有点发黄了，我认出了几个人：古贝，芦苇，韩东，“教父”、丁当，和被他们簇拥在中间的光彩照人的孟依……我想那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峥嵘岁月……

“那时都很年轻。”

“那时1983年，12年了，那时你在哪儿？”

“中学生，初中刚毕业……”

“是吗？”

孟依笑了，非常开心的样子。端来了吃的：罐装啤酒、肉肠和色拉，她已经把头发扎了上去，挺像个干练的主妇。

吃完了，接着喝咖啡。孟依一直在讲他们过去的事情，我也在讲听来的有关他们的传说，遇到有出入的地方便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呢？

故事开始变得庸俗了，或者说这早就是庸俗的故事，注定是。

“这两年我一直过得很安静，今天晚上不想这样了……”

这声音非常遥远，但十分清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这是一个让男人在干最庸俗的勾当时也会感到光明正大的女人。来吧！

做爱时想起罗兰•巴尔特会是什么感觉？我想起了他的《零度写作》，我力图使眼下正在进行的活动还原到零度。当我把住对方硕大而松垮的乳房时竟想到了：正式这对乳房，哺育了无数男人的乳房也哺育了一代先驱者！我是在跟一具象征体做爱吗？或者一个隐喻？

这天晚上，在不多的睡眠中我竟还遭遇了一个梦：杀声震天。我随着攻城的队伍向前冲去。我爬到云梯的最上端，纵身跃上了城墙。城墙上却没有守兵，甚至不见一个人。我持剑乱舞了一阵，仍没有人从某个角落跳出来应战。城墙下有人喊出我的名字，说下来快下来，城墙下仍是杀声震天。满身铠甲的感觉捆得我难受。我自城头一跃而下，开始滑，当我落地站稳之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战事之外……我醒了，有点纳闷：据生理学家说睡眠状态是没有声音的，为什么我总听到杀声震天？

我醒了，看到了她。我想起了季珊非常喜欢的我的那首《旅馆》：

我醒来的时候/我的香烟/在她手上/姿势优美的燃着

她笑了，说：“你很棒！”一天来她已经是第三次用这个词了，她总是用这个词吗？对那些先驱者？我说：“我该走了，去上班。”这是在撒谎，我是个不用坐班的闲人。此时此地，我想逃离。

我从那幢楼里逃出来，感觉是从那张放大的褪色彩照上逃了下来，在扑面而来的清晨的寒风中，我想起了我那首诗的后一段：

这个早晨/我醒过来又睡去/仿佛战场上的幸存者/那么幸福……

拐了半天，我才从那片安静的住宅小区走出来。要了两根油条和一碗糊辣汤，在我低头闷吃的时刻，脑中迅速闪出了这样的句子：“先驱者……是一帮男人，和一个……最早学会口交的女人。”我拿不准改把他写成一篇文章还是一首诗。

在这天的早晨，仍然裙装在身的少女或是沸滚的油锅边正在炸油条的老头，她或他一定看到了那个吃早点的男人怎么一脸的坏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