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时期丧尽廉耻，堕落扭曲；还有人因为非凡的文艺复兴成就而记住了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说来也怪，所有这些联想都是对的，都反映了相当准确的一部分历史事实。

即便在今天，人们提到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如同一场罗夏克墨迹测验 。有人会立刻联想到政治瘫痪和社会混乱，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街头短兵相接；有人会回忆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将人们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成千上万个殷实的中产家庭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时期丧尽廉耻，堕落扭曲；还有人因为非凡的文艺复兴成就而记住了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而原因就在于，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让一切都成为可能。

说来也怪，所有这些联想都是对的，都反映了相当准确的一部分历史事实。

“一战”余波过后，柏林成了主要的政治战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动乱横扫整个德国，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那样充满了火药味。1919年2月，新选举出的国民议会选择在魏玛召开会议起草新的宪法，就是因为柏林的环境太过动荡。然而魏玛共和国的诞生却遭到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的一致激烈反对，他们似乎都盼着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和他们所做的议会民主的尝试快点垮台。形形色色的煽动者们也在此时招兵买马，拉拢那些还深陷战败耻辱，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凡尔赛和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而忿忿不平的人民。

政治混乱催生经济低迷。随着马克的大幅贬值，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开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大幅下降。日常采购——比如一片面包——动辄需要花费数千、数百万，甚至数亿、数万亿马克。现金一文不值的尴尬从一家城市剧院售票处的招牌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正厅前座：半磅黄油的价格；正厅后座：两个鸡蛋。”当然在普遍贫困之下，也有人趁机大捞一笔，过起了穷奢极侈的生活。

这种奢华放纵在性观念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的描写，在他参加的诸多派对中，有一回派对上端送饮料的年轻姑娘们全身仅着一条“绣着一片银色树叶遮掩私处的透明内裤”——和美国俱乐部里的“兔女郎”不同，这些女孩“不要钱就听凭人们上下其手”，因为一晚上的开销里就包含了这些小福利。墙上的标语宣称：“所谓爱情，不过是愚蠢地高估了两个性对象之间那微不足道的差异。”

这种全民式的性自由体验是充满好奇的外国人被吸引到柏林的原因之一，不过最大的诱惑还在于柏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这个城市颇以拥有贝尔托•布莱希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琳•黛德丽以及乔治•格罗兹这样一些人物为傲，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富于创造力，又敢于冒险投机的人们，其中就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人们已经忘记，‘一战’后知识分子和文化革新者的聚集地已不再是巴黎，当然也不是伦敦或纽约，而是柏林。”迈克尔•丹姿这样回忆道。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美国音乐家，会弹奏班卓琴和每一种吉他和曼陀林，在柏林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光，“柏林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首都——不管从哪一个欧洲城市开启的铁路，都以柏林作为终点。”

从一开始，很多美国人就对这里的混乱局势很感兴趣。他们试图了解汇聚在战后的德国，特别是柏林的各路政治力量，并据此来揣测魏玛共和国的未来。但是，在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的故事集和由之改编的歌舞片和电影《歌厅》（Cabaret）中，美国人关于那个非常年代的记忆，往往都折射出那股终将吞噬德国以及几乎整个欧洲的邪恶力量的影子。

早年间，纳粹还只是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小型激进运动组织。他们认为柏林是一个邪恶堕落的城市，尤其是相比于巴伐利亚州这个拥有众多纳粹支持者的地方来说。“（慕尼黑）和柏林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库尔特•卢戴克注意到。他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党，是一名热心的募资者和社会活动家，并曾数次前往美国。“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心中的圣城，而另一个是他们宿敌的大本营。”即使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坐拥整个柏林城时，他还是无法真正信任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

根据最早一批抵达战后德国的美国人回忆，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神秘迷人。本•赫克特这位未来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明星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1918年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驻外记者来到德国，当时他只有24岁。在柏林的两年里，他有过这样的描述：“愚蠢而偏执的政治小丑、吹毛求疵者和肆意妄为者”就像在街头剧院表演一样，“这里的一切都关乎政治：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在写给远在芝加哥的总编亨利•贾斯汀•史密斯的一封信里，他这样总结道：“德国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疯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