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根是一名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强归属感的记者。他于1874年出生在德国黑森州，年幼时移居美国，在爱荷华的农场里长大，从德国移民过来的父亲勉力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两个农场相继关闭。当父亲“正要失去第三个农场”时，不足14岁的卡尔决定要自己去闯荡世界。他并没有告诉父母或兄弟姐妹们他将一去不返。“这对我那亲爱的父母来说是件残忍的事情”，多年以后他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笔记里这样写道。

他声称，自己曾在水牛比尔的农场工作过——但近距离接触后才发现，水牛比尔并非他在廉价小说中读到的那个浪漫的拓荒英雄。他继续往西，终于在旧金山的美联社找到了工作。在美联社，他瞅准机会将自己的德语技能派上了用场：他为对手合众社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愉快地告别了案头工作。三个月后，他获得独家采访威廉二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的机会。这位王储最有名的事件是，他告诉美国人他曾预先警告过自己的父亲，战争已经失败了。这次独家采访很快就占据了头版头条，对韦根早期的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他再次跳槽——来到了赫斯特报业。

如同其他的优秀记者一样，韦根认识到他必须为编辑和读者们提供有关战后德国的全方位报道。除了尽职尽责地报道每一场政治危机、持续的街头巷战以及食品短缺问题（如1922年5月23日的头条新闻“德国食品短缺全面拉响警钟”）以外，他对那些能撩拨读者神经的话题也时刻保持敏感——甚至是他的编辑和同事们都不愿触碰的露骨话题。

以战后德国声名渐长的性放荡问题为例。韦根与远在巴黎的贝尔特利一直保持着隐秘通信，互相交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在1921年的一封信里，贝尔特利敦促韦根写更多文章来披露可卡因和“所谓的德国这座古堡的堕落”。他补充道，关于这些主题的出彩报道将“让整个美国大陆燃起愤怒的火焰……以及贪婪的渴望！”严肃之余，贝尔特利也会调侃韦根应该怎样去做实地调研。“在你的夜间暗访（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一代着想）中，你也许会偶然遇到你的女神维纳斯……注意记得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韦根的家乡美国，一个读者认为他也许可以帮助自己解决个人问题。“我在寻找我未来的妻子”，R. C. 布鲁赫曼在1921年1月14日从伊利诺伊州的丹维尔写信到德国，“我想象在柏林一定有大把大把的漂亮姑娘，可以娶回家做老婆。”他随信附来1.5美元，请求韦根在柏林的报纸上给他登一则征婚广告，征婚词是：一名35岁的德裔美国绅士“欲娶一名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的女子为妻”。

因为觉得有趣，韦根应承了下来，他也意识到，这是自己第一次被要求做婚姻中介人。“因为德国的女性比男人至少多出一百万，所以你可以尽情挑选，我也确信你肯定会收到很多回复，”他在回信中写道，“确实很多优雅的有教养的德国女人以前家境殷实，现在却一朝破落。”

韦根也会参加柏林的外交聚会，偶尔也会写一些相关的专题报道，尤其是关于那些美国人扮演主角的聚会。1922年12月30日，《华盛顿时报》刊登了由他撰写的《霍顿女孩柏林首秀》的报道，副标题为“举办奢华派对欢迎美国公使女儿初登社交舞台”。阿兰森•B. 霍顿是实业家出身，后当选为共和党议员，转而从事外交事业，他是“一战”后第一位美国驻柏林公使。他对当时德国的整体局势深感忧虑，他屡次警告华盛顿当局，德国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动荡将使得整个欧洲大陆都岌岌可危。然而这些担忧并没有影响他举办一些极为奢华的派对，韦根也热衷于报道这些宴会。

在一场为女儿和侄女举办的舞会上，霍顿夫妇邀请了“四百名外交官和德国高官，还有多位美国上流阶层的代表，”韦根这样写道。他称，这场“盛宴”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的声望。可以推测，他们女儿（身穿银线织锦礼服）和侄女（身穿金色礼服外套和金带、网纱）的盛装出席也是晚会成功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这两位年轻的少女还“手持玫瑰色的羽毛扇”。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爵士乐队在现场演奏，“一台放映机不时地将斑斓的灯光投射到舞动的人群里，为舞会增色不少”。这一切都比迪斯科时代早了半个世纪。

尽管韦根十分热衷于报道此类活动，但他知道编辑更想要的是有关德国动荡政局的报道——他自己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事实上，韦根是首位采访以激情洋溢的演说而出名的一位慕尼黑街头煽动者的美国记者。这名煽动者的名字叫作阿道夫•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