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交报道以前，韦根已经向霍顿大使汇报过德国南部的混乱局势，也警告称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意图推翻政府，实施右翼独裁统治。在“一战”后期，他曾指挥德军作战。经过短期的流亡后，他重返德国，开始与希特勒和其他慕尼黑的煽动者为伍。他不但拒绝为德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负责，反而归咎于社会主义者、左翼人士以及犹太人。这就是他所谓的“背后捅刀子”的理论。

霍顿想要获得更多有关南部的消息。“某些东西正在巴伐利亚酝酿，没有人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他在日记里写道，“也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但目前是紧要关头，我们绝不能铤而走险。”他派了年轻的武官助理卡普特•史密斯去了解情况。此时，韦根正在起草第一篇关于希特勒的报道，史密斯也准备追随他的足迹——他将成为第一位正式会见这位未来纳粹德国领袖的美国官员。

史密斯后来指出，那时柏林大部分外交官都贬损全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纳粹党“无足轻重，而他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只是一个没有教养的疯子”。相比之下，霍顿“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这场运动及其领袖将在20世纪20年代混乱的德国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大使和武官爱德华•戴维斯中校，也就是史密斯的直接上级，要求他“与希特勒本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对他的个性和能力做一个评估”。

自11月15日抵达慕尼黑后，以柏林外交官热烈讨论的话题为基础，史密斯列出了一系列清晰的问题。首先，从“慕尼黑反动政府”对“较为‘左倾’的柏林帝国政府”所表明的公然敌意来看，巴伐利亚有没有宣布独立的可能性？其次，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会不会卷土重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曾在1919年短暂成立）？第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有没有可能强大到攫取巴伐利亚的政权？”此外，史密斯还很想了解国防军（德国陆军的称呼）第七师的忠诚度，以及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战后依然还在行使权力）与巴伐利亚之间一些零星事件背后的真相。

为了完成任务，史密斯尽量接触更多的人，把对话内容和对他们的印象记录在笔记本里。他做的笔记具有典型的军事化风格：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

刚抵达德国南部，史密斯直奔美国领事馆，会见了当时的代理领事罗伯特•墨菲。领事馆于1921年重新启用，因此现有的四名领事馆官员整日忙于文书工作，平均每天要签发400张签证。“在我们看来，似乎所有的巴伐利亚人都想移民”，墨菲回忆道。尽管如此，领事馆还是竭力关注着当地混乱的政局，并留意希特勒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举动。“为了给国务院提供有用的情报，我们很乐意化身成政治记者，这也正好让我们从日常的琐事里解放一会儿。”墨菲这样写道。

墨菲告诉史密斯，新的巴伐利亚州州长欧根•冯•克尼林并没有实权，他的意志很容易被右翼政客所操纵。随后，他们的话题转向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对于墨菲的观点，史密斯这样总结道：“德国纳粹党正在迅速增强实力。他们的首领——奥地利裔的希特勒，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冒险家。不过，他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正在煽动人们所有潜在的怨愤以增强他们的队伍。”

墨菲也跟风传播了一个谣言。据说希特勒有“一段阴暗的过去”，他在奥地利时曾滥用政府资金。而在现在的德国，他领导着一支四万人的队伍——“大部分都是忠于他们的领导者的流氓无赖”。有些报道则暗示，他手下的成员多达二十万。墨菲说，假如指挥得当，星星之火完全可以燎原。“希特勒十分了解巴伐利亚人民的心理，但他是否足够强大到足以领导一场德国民族运动，则是另外一回事，也许他还办不到。”他补充说，巴伐利亚州政府注意到德国纳粹党与“其他君主主义团体”各自为战，因此放任他们“为所欲为”。墨菲也承认，很难对全部的竞争党派都做出评估。“所有的民族主义团体内部都混乱不堪，确实很难去明确区分它们。”

这才仅仅是史密斯南巡之旅的开始，他向每一个见过希特勒的人了解情况。尽管第七师的炮兵司令克雷斯•冯•科伊茨斯坦将军还没有见过希特勒，但是他称这次民族主义运动是“一场与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健康运动”。科伊茨斯坦将军称，希特勒是“一个演说天才”，但他觉得“希特勒本人并不像他的演说那样偏激”。他的反犹太主义也“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因为他只是想将犹太人从政府机构里排除出去。他向史密斯预言，如果没有意外状况，这场运动将有“一个很好的未来”。他还补充道，希特勒的纳粹党更想要“循序渐进式的发展，而不是骤然革命”。

《慕尼黑新闻》的总编弗里德里希•特雷夫茨也认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希特勒是一名了不起的演说家。没有人能超越他”，史密斯将他的话记录下来。特雷夫茨告诉史密斯，他曾参加过纳粹党的一次会议，当时他坐在一名将军和一名共产党员之间，两人都是出于好奇前来旁听——但是，会后两人都报名加入了纳粹党。特雷夫茨这样总结：“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不会对政府造成紧迫的威胁，可他们有着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一定会逐渐壮大。”

最后，史密斯去了纳粹党在乔治街42号的临时总部。在那里，史密斯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的早期密友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里希特。他告诉史密斯，纳粹在慕尼黑有35000名成员，200000名支持者，以及一个装备有棍棒和手枪的地下“军事化组织”。至于反犹主义，他反复告诉这位美国来访者，那“纯粹只是为了宣传”。

在对话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原本计划在当晚的雷根斯堡举行一场会议，但德国铁道部拒绝派遣专列将希特勒的人员运至雷根斯堡。施勃纳-里希特解释说，雷根斯堡的会议不得不推迟，但是希特勒打算就近检阅他的军队——纳粹冲锋队。史密斯也受邀在纳粹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陪同下一起参加检阅。

“确实非常壮观，”史密斯记录道，“我生平第一次看到1200名粗犷大汉佩戴纳粹十字袖章、高举帝国国旗正步走过希特勒面前。”

希特勒向他的追随者们解释，德国政府阻止了他们去雷根斯堡，纳粹党将在下周“对整个城镇进行大清理”。史密斯在笔记本里补充道：“然后他大吼着‘犹太人去死’等等，人群一阵疯狂的欢呼。我毕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之后，史密斯被引见给希特勒，后者答应两天后与他见面。

在等待的间隙，史密斯前往鲁登道夫将军家中进行拜会。这位有名的司令官直言相告：“协约国必须支持德国政府抵御马克思主义。”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至于这场法西斯运动，他赞许其为“欧洲觉醒的开端”。鲁登道夫将军的结论是：“美国必须理解，只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政府才能使国家在乱世中得以保存，才能保证履行对协约国的赔款约定。”

11月21日，星期一，史密斯回到纳粹总部，准备在下午4点与希特勒会面。见到希特勒的住所时，史密斯吓了一跳，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在纽约出租房内的那间密闭的储物间。后来，史密斯很后悔地表示，他当时过于专注希特勒的政治观点而忽略了对他性格的观察。一回到玛丽巴德酒店的房间，他就在笔记本里记录下对希特勒的印象，而且十分中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煽动者，”他写道，“我极少听到这么狂热而又有逻辑的演说。他在暴民中的影响力一定是很强大的。”希特勒的观点毫不含糊：“议会和代议制政体必须消失。议会制已经无法统治德国了，只有专制才能让德国重新站立起来。”在返回柏林后，史密斯撰写了一篇报道，除了重复上述观点之外，他还添加了以下评价：

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之于德国是否相当于法西斯党之于意大利，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定的答案。但是在多瑙河南部这狭小的巴伐利亚地区，希特勒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德国纳粹党已经小有成就，这将它与其他极端社会主义政党区别开来。人们相信，只要曾经主导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君主制观点被彻底抛开，那么不仅是慕尼黑，甚至是整个德国，都会有滋生一场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广阔沃土。此外，从目前的进展来看，传播民族专政理念并不缺乏资金支持。除此以外，德国纳粹领袖的个人魅力和雄辩天才，将成就德国“法西斯党”快速而持续的发展。

“二战”结束很多年以后，史密斯撰写了一部题为《生活的真相》的自传性著作，他曾尝试出版，但没有成功。在那本书里，他回忆了与希特勒1922年的那次会面。“我在慕尼黑写下的日记表明了我对他的个性印象深刻，心想他可能会在未来的德国政坛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为大半个欧洲的统治者。”

11月17日，当史密斯还在慕尼黑巡回执行任务时，韦根再一次来到柏林的大使馆看望霍顿大使。他向霍顿汇报了他与希特勒的会面，讲述了这位纳粹领袖如何声称要与法国寻求“某种安排”，并表示他可能会发动政变实施独裁统治。

由于这份关于希特勒的汇报“让人不安”，所以在11月21日那天霍顿大使就决定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写一封密函，而不再等当天正在会见希特勒的史密斯的报告。尽管霍顿误把希特勒与君主主义者混在一起，但他信中的大部分内容却出乎意料地准确。

“最为活跃的一个君主主义团体是由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年轻奥地利人领导的。据估计，他掌控着30000名武装人员。而且，凭借他狂热的激情，果断而又有魅力的人格，他很快将成为整个运动的领袖。”霍顿这样汇报道。他还提及，他已经派遣了一名武官去对希特勒做更深入的调查。

在把纳粹党等同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后，霍顿大使继续说道：“这次法西斯运动毫无疑问将席卷整个德国……它为这个保守的民族提供了一种聚集和组织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方法和手段，以应对和抵御社会主义的侵袭……它很有可能吸引一大批人加入到队伍中去。”

然而慕尼黑的代理领事墨菲并没有这么早就觉察到希特勒的危险性。他后来也承认，他刚开始误以为纳粹的首领是保罗•徳莱。徳莱是慕尼黑领事馆的一名雇员，他来自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有着深远的巴伐利亚血统。墨菲和徳莱都参加过希特勒早期召开的一些会议。在第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徳莱愤怒地告诉墨菲：“凭什么要这个奥地利的暴发户来告诉我们德国人该做什么？”

在目睹了希特勒各方面的表现之后，墨菲问徳莱：“你认为这些煽动者能成大事吗？”

“当然不会！”徳莱回答，“德国人这么聪明，才不会被这帮流氓给骗了。”

这名德国雇员非常守旧——他对日渐强大的纳粹党的看法也十分迂腐。有一次，他和墨菲去一个裁缝铺订制一套西服。裁缝的态度非常粗鲁。墨菲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问裁缝是不是纳粹党成员之一。“是的，我是希特勒先生的追随者”，他骄傲地回答。当他们走出裁缝铺，徳莱问墨菲是否注意到他有多么鄙视这名纳粹裁缝。这位美国人坦诚地说没有。“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没有脱帽致意！”徳莱这样解释，似乎这样一个举动可以摧毁他的对手。

墨菲只在1923年与希特勒有过一次直接对话，而且那时他可能受了徳莱的影响，并没有很重视那次的见面。在1923年3月17日发给华盛顿的题为“巴伐利亚的政治形势”的报告里，墨菲长篇累牍地描述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阴谋。在报告最后，他还加了一个题为“采访阿道夫•希特勒”的小节。美国人探寻与希特勒会面的目的，是要证实关于著名的反犹人士亨利•福特为纳粹运动提供了经济支持的谣言是否属实。

“希特勒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热忱而肯定的，他说很不幸的是，福特的组织至今还没有给纳粹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墨菲在报告里这样写道，“他说他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身居海外的爱国人士。”

作为对德国无力支付战争赔款的惩罚，法国和比利时决定在那年的1月占领工业重镇鲁尔山谷。围绕着因此而起的紧张氛围，墨菲和徳莱展开了讨论。墨菲报告称，希特勒认为这样的侵占“事关德国政治经济存亡，绝不能妥协”。纳粹首领明显支持已经开始的消极抵抗，并且暗示，如果法国军队跨过莱茵河进入巴伐利亚，“必将采取积极行动”。墨菲在援引这些观点时未加评论，并表示自己对此并不特别担忧。

但墨菲在国务院的上级并不赞赏他为了解当地不稳定的政局而做出的努力。1924年4月8日，在威尔伯•J.凯尔代表国务卿写给墨菲的信里，就抱怨称去年“从慕尼黑发回的大部分报告都是关于政治或者政治经济主题的”。虽然他承认“动乱的政治形势确实可能让商业发展蒙上阴影”，但他还是敦促领事馆的官员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拓展美国商务”上。

墨菲时刻牢记这一要求，至少之后他更加专注于商业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对希特勒更加关注，尽管徳莱还是将他和纳粹贬斥为疯子——即使在希特勒上台之后。1938年，当墨菲惊闻慕尼黑的一座犹太教堂被烧毁时，重新飞回那座城市劝说这位曾经的同事逃离这个国家。并且，他向徳莱保证会为他在美国国务院安排一份工作。徳莱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称自己不会离开。“不，这种疯狂只是暂时的，有自尊心的德国人是不会长久忍受这些流氓的。”他坚持道。

保罗•徳莱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