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卡普特•史密斯准备前往慕尼黑的时候，他在柏林大使馆的同事沃伦•罗宾斯给在慕尼黑的恩斯特•汉夫丹格打了一通电话，大意是史密斯将去往南部，希望他能帮个忙：“请照顾好他，并为他引见一些人。”事实证明，这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请求后来起了巨大的作用。

罗宾斯知道汉夫丹格会很乐于帮忙。他和汉夫丹格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曾一起参演过哈佛速成布丁俱乐部出品的一部名为《苦行僧的命运》（Fate Fakirs）的戏剧。汉夫丹格——和史密斯差不多高，约6英尺4英寸——在剧中反串扮演一个名叫格雷琴•施博特费尔芬的荷兰女孩。“那时候我是女高音领唱——不过是假声”，他回忆道。这个魁梧而又强壮的男人很享受被众人关注的感觉。

1887年，汉夫丹格出生于巴伐利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半个美国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并且他们都家世显赫。“普奇”（在巴伐利亚方言里是“小男人”的意思，从很小开始就一直是他的绰号）很骄傲地描述了他的父系家族：“汉夫丹格家的人都是大个子，曾连续三代担任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公爵枢密院的成员，而且是有名艺术鉴赏家和资助者。”普奇的祖父以精湛的工艺品复刻手艺而闻名，并且是最早使用摄影技术的先驱之一。普奇的父亲继承并拓展了家族生意，在伦敦和纽约都开了画廊。

普奇的母亲名叫凯瑟琳，出嫁前的本姓是赛奇威克，来自新英格兰一个真正显赫的家族。她的舅舅约翰•赛奇威克将军是一名内战英雄，父亲威廉•海涅是一名建筑师，曾收过在1848年革命后逃出德累斯顿的起义者为徒，并为巴黎歌剧院做过装修，后来才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他成为上将佩里远征日本舰队的官方插画师。在内战中，他也当上了将军。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上，他还是护棺者之一。因此，普奇在1905年被派到哈佛大学深造也不足为奇——一来可以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美国血统，二来也是为他今后接管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做准备。

谈及在哈佛的日子时，普奇总喜欢停留在他的名气和人际关系上。“我讨厌自己这样说，但我在班上很受欢迎。”他迫不及待地指出。虽然非常虚荣，但汉夫丹格在这点上没错：无论是弹奏瓦格纳钢琴曲还是为足球队高奏进行曲，他总能在哈佛校园里吸引大批观众，而且他总能轻易地和T. S.艾略特、沃尔特•李普曼、罗伯特•本奇利和约翰•里德等人打成一片。

但最让他声名大噪的却是校外的一次经历。1906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早晨，他在查尔斯河畔等待船队选拔赛的训练。据普奇回忆，“皮划艇队的一个傻瓜在激流中遇到了麻烦，他的船翻了。”普奇毫不犹豫夺过身边的一条船，划至正在奋力挣扎的落水者身边。他来不及脱衣，就一头扎进冰冷的水中，把那人推上了船。第二天《波士顿先驱报》就刊登了题为《汉夫丹格，哈佛的英雄》的头条新闻。

普奇坚持认为，这个事件让他结识了另外一位有名的哈佛校友、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冬天，罗斯福的父亲——普奇描述为“一个性格外向的人”——邀请他去华盛顿作客。在与西奥多•罗斯福几次会面中，他对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最为深刻：在白宫地下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无女伴的聚会上，他“毁坏了那架施坦威大钢琴的7根低音弦”。

从哈佛毕业后，汉夫丹格返回德国，在巴伐利亚皇家步兵团服了一年的兵役，主要就是为王宫站岗。他渐渐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落伍的世界里。之后他又去格勒诺布尔、维也纳和罗马等地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美国接管在第五大道的家族画廊生意。因为经常在哈佛私人会所吃饭，所以他认识了另一位罗斯福——那会儿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州参议员的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当然他也和西奥多•罗斯福恢复了联络。这位前总统告诉他，服兵役的经历对他来说一定会是件好事：“我了解过你们在邓伯立兹的皇家军队，那样的训练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以那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民族，是永远不会堕落的。”

之后，他们的话题转到艺术和政治。“汉夫丹格，你的工作就是挑选最好的画作，但是你要记住，在政治里，选择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前总统这样告诉他。毫不讽刺的是，普奇——在后来竭力帮助希特勒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意识到这句话“自此几乎成了他的人生信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夫丹格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牵引他去效忠自己出生的祖国。在美国参战之前，他通过邀请那些被阻滞在纽约港的德国船只上的乐队来自家的画廊表演，以达到帮助他们的目的。而在美国加入“一战”之后，普奇不得不找来一名律师——前参议员伊莱休•鲁特，也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并承诺不再从事任何反美活动才被免于拘留。

1917年2月，美国司法部在报告中提到了对汉夫丹格的评估。显然，调查员对他进行过仔细的观察：“他没有犯罪动机，但如果德国和美国开战，最好还是将他拘留，因为他完全具备领导美国或者墨西哥军队的能力。”尼古拉斯•罗斯福——罗斯福家族的另一位名人，在给有关当局的信中称普奇有“强烈的反美倾向”，并宣称直到德国大使馆关闭前他都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还直言，普奇“是他的祖国的狂热拥护者”和“一名危险分子”。

无论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如何，汉夫丹格——刚刚结婚并育有第一个孩子——决定在1921年回到德国。回国后，他发现那是一个“几乎被内讧和贫苦撕裂”了的国家。他称，“很显然，从政治上来说，德国就是个疯人院……”，这与本•赫克特认为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次精神崩溃的观点遥相呼应。正当普奇苦于在这个面目全非的国家找不到方向时，他接到了时任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官员的前哈佛同学罗宾斯的电话。

当史密斯抵达慕尼黑时，普奇尽可能地为他多引见一些人。普奇在回忆录里写道，史密斯是“一位年约30岁的随和军官，毕业于耶鲁。尽管不是校友，我对他还是十分友好。”普奇对追随丈夫来到慕尼黑的凯也很友善。尽管后来因为沉迷女色而声名狼藉，但他在凯面前却是一个十足的绅士。有一次下着小雪，他带凯去看风景。来到圣母大教堂时，这位美国客人显然为中世纪的艺术所倾倒。当他们来到他自家的艺术品商店时，他将一幅教堂内壁的雕塑作品送给了凯。“这是我了解慕尼黑的一个有趣的方式，”凯在后来的文章里写道，“也许这一天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

事实证明，凯的丈夫并不需要普奇太多的帮忙。在普奇的印象里，杜鲁门“工作起来像海狸一样卖力”，他几乎见到了所有的大小政要。“很快他对巴伐利亚政治的了解就超越了我”，普奇承认。

史密斯待在慕尼黑的最后那天，两人相约共进午餐。“今天上午我见到了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史密斯禁不住赞叹道。

普奇问他指的是谁。“阿道夫•希特勒，”史密斯回答说。

“你肯定弄错了，”普奇说，“你不是在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希尔佩特吧，尽管我不敢说我觉得他有多了不起。”

史密斯这才意识到普奇从没有听说过希特勒，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说：“外面贴满了关于今晚集会的布告，”他指出：“据说他贴了‘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志，但对于国家荣耀、工人权利和新的社会秩序，他倒有一套很具说服力的理论……我有这样的预感，他将来会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他非常确定自己想要什么。”

史密斯有一张记者通行证，当晚可以在慕尼黑一家名为“儿童酒窖”的著名啤酒馆里见到希特勒。但他必须赶夜班火车返回柏林，所以他问普奇是否可以代他参加。“你能不能去见见他，然后告诉我你对他的印象？”他补充道。

汉夫丹格完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出于好奇，他答应了。“从哈佛到希特勒，中间隔着千山万水，但在我身上，两者的联系就这样发生了。”他在多年以后这样写道。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当他回忆起一系列牵引他来到希特勒面前的事件时，他这样总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