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身处德国的诸多美国记者并非全都步调一致地看好希特勒，其中最知名的要数休伯特•伦弗洛•尼克博克。1923年，当这个一头红发、脾气火爆的得克萨斯人来到柏林时，年仅25岁，但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在扎根于此的十年间，他先后受雇于《国际新闻社》、《费城公报》和《纽约晚报》，并以H. R. 尼克博克的署名发表了6部著作，同时担任多家德国报纸的专栏作者。正如当时另一位知名的巡回作者约翰•冈瑟所言，尼克博克是“德国政治领域里一位不容忽视的公众人物”。

尼克博克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3年8月，当时他正在慕尼黑的克朗马戏团和他的支持者们举行集会。据尼克博克回忆，他见到希特勒本人的第一感觉是滑稽和质疑：“任何一位外国人见到他，第一印象一定都是滑稽……我当时就忍不住笑了出来。”“即便你从未听说过这个人，在看见他时也一定会说‘他长得就像讽刺漫画里的人物’。”除了胡子和头发令他觉得可笑以外，还有“他的表情，尤其是那空洞的眼神和他不讲话时嘴巴的角度……在其他时候，他嘴唇紧闭，下巴外凸，有一种滑稽的坚毅，仿佛在演话剧。”

此外，尼克博克和他的许多同事还发现了希特勒的其他特征。他写道：“他的胯部微宽，令他的身材显得有些女性化”，“也许正是因为性格中阴柔的一面，造成了他的暴虐倾向”。

普奇•汉夫丹格却和妻子海伦一样认为希特勒魅力非凡，并且前途无量。很快，普奇就成为希特勒的心腹，并时常为他演奏钢琴，尤其是在这位纳粹领袖与警察发生一番口角之后，因为当局开始越来越密切地监视他的活动。第一次演奏时，普奇选择了巴赫的一首赋格曲，但希特勒似乎并不感兴趣。于是，普奇换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名歌手》，这下希特勒马上来了精神。普奇回忆道：“他完全记熟了这首曲子，能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口哨声准确地吹奏出每一个音符。”希特勒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像一名指挥家那样挥舞双臂。“这首曲子深刻感染了他，当我弹到结尾部分时，他已经烦忧尽去、红光满面，雄心勃勃地要和检察官一较高下。”

汉夫丹格还为希特勒演奏了《哈佛进行曲》，并向他解释啦啦队长们是如何在这音乐声中将人群的情绪推向“兴奋的极点”。他还弹奏苏泽的进行曲以及一些融合了德、美两国曲调的即兴创作。“汉夫丹格，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音乐，简直太棒了！”希特勒惊呼着，在房间里昂首阔步，像极了鼓乐队队长。后来，普奇为纳粹创作了多首进行曲，其中包括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纳粹军队通过勃兰登堡门时演奏的曲子。“呼，呼，呼！胜利，胜利！这便是这首曲子的由来。我想我对战争也负有一份责任。”普奇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实际上，我们能明显地读出他语气里那身为原作者的自豪。

除了音乐之外，普奇也在其他方面为纳粹运动做出过贡献。在将位于纽约的艺术馆里属于自己的份额出让给另一位合伙人之后，普奇拿出其中的1000美金，将原本四页的纳粹宣传周报《人民观察家报》改成了日报。希特勒常常抱怨正规报业对他的忽视，而这样的转变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提供资金以外，普奇还雇了一位漫画师来设计新的报头，并声称自己第一个提出了“工作和面包”的口号。尽管普奇向希特勒说明过，这1000美金只作为无息借款，但最终他没能要回来。

作为希特勒顾问团的成员之一，普奇执行着他最初的设想，即向这位年轻领袖介绍世界大势——尤其是日趋重要的美利坚。他告诉希特勒，美国的参战直接左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假如战争再次爆发，那么美国所在的一方必然是胜利者。”他建议希特勒奉行与美国修好的外交策略。尽管没有当面反驳，但希特勒并未把普奇的话放在心上。普奇自己也称，希特勒对于美国的了解仍停留在“异常肤浅”的程度。唯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美国人是亨利•福特，因为他们都是反犹分子，并且福特能够为纳粹的活动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普奇说，希特勒对三K党也十分钟情，“他似乎认为三K党从事的是和他类似的政治运动”。

1923年秋天，希特勒开始公开呼吁推翻现任政府。此时的德国物价飞涨，已远远超出政府的掌控。据普奇回忆，11月8日那天，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啤酒馆政变”的事件发生的当晚，他走进比格布劳凯勒啤酒店，要了三杯啤酒，竟然需支付30亿马克。普奇把其中一杯酒递给了希特勒。尽管已决心戒酒，但希特勒还是嘬了一口。当时，巴伐利亚州的三巨头都坐在讲台上，而希特勒——穿着别有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用上衣，手握长鞭——命令他的纳粹党人控制现场。“肃静！”希特勒大吼一声。当人们还在一片混乱中谈论不休时，他跳上一把椅子，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声宣告：“国民革命已经开始，大厅现已被包围！”

人群陷入了更大的骚乱。希特勒将三位要员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并告诉他们，除了支持他政变以外，别无他选。他许诺，只要他们点头，就将被委以重用；否则，就将面临凄惨的下场。他警告他们：“先生们，没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房间！我这里有四发子弹，假如我失败了，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在某些记述里，希特勒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拿枪对着自己的脑袋。但这招似乎并没有奏效。事件发生以后，身着皇家陆军制服的鲁登道夫将军姗姗来迟。据说三位要员在对他做出了投诚的承诺以后，就获得了释放。

事发后，汉夫丹格举行了一个临时新闻发布会，向国外记者宣告了新政府的成立。韦根信以为真，当即从柏林发回电报。于是，在1923年11月9日的《旧金山观察家报》上，巨大的标题“叛军已占领巴伐利亚州，开始进军柏林”占据了头版头条。韦根在报道中称，在发动“筹谋已久的政变”后，纳粹军队已控制了慕尼黑的主要通信设施，并切断了和柏林的联系；鲁登道夫已接管了政府军队，而且希特勒宣布共和国的末日已经降临。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三名巴伐利亚要员逃离啤酒馆以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这三人连夜部署，誓将叛军镇压下去。尽管他们对希特勒作了很大的忍让，而且还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他们并不准备让希特勒夺权。11月9日中午时分，当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带领着部队从啤酒馆行进至慕尼黑市中心时，州府警察早已严阵以待，并架起了两挺机关枪对准他们。由于鲁登道夫在“一战”中为国家立下过赫赫战功，因此他和希特勒都坚信当局不敢朝他开枪。然而，当他们继续率队前进时，枪声响起。十四名纳粹党徒被当场击毙，四名警察也在战斗中殒命。

美国领事罗伯特•墨菲和他的德国同事保罗•徳莱赶到现场，目睹了事件的发生。墨菲称：“我可以证实，当时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态度同样坚决，就像两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但是两人都没能躲过疯狂射来的子弹。”在这段时间的混乱之中，确实很难看清现场发生的什么——希特勒很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倒地。真正中弹的人之一是希特勒的亲密助手施勃纳-里希特，当时他和希特勒臂挽臂走在游行队伍里。他被当场射杀，在倒下时把希特勒带倒在地。无论上述哪种说法属实，希特勒最终带着一条脱了臼的肩膀逃离了现场。

很快，多名纳粹党的高官遭到逮捕，鲁登道夫也向当局投降，不过在承诺绝对不会逃避审判后，他便被释放了。普奇没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他在途中遇到了一名纳粹卫生员，后者告诉他，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戈林都已身亡。“天啊，汉夫丹格先生，实在太可怕了，”他说，“这简直就是德意志的末日。”普奇信以为真，告诉沿途所有遇到的纳粹党人即刻离开慕尼黑，前往奥地利躲避。随后，他自己也这样做了。

实际上，希特勒和首席医师沃尔特•舒尔茨一同乘坐安排好的汽车逃离了现场。但与普奇不同的是，希特勒选择了距离慕尼黑仅1小时车程的、汉夫丹格夫妇位于欧芬的乡间的房子作为避难之处。普奇后来说道：“在我看来，当时最不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我在欧芬的家，因为警察一定会去那里搜查。”

但希特勒还是选择了那里，虽然是事出紧急的匆忙决定。如普奇所言，希特勒这样做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对海伦怀有的“假想的恋情”。不过普奇很快说明，希特勒是个没有性能力的男人，他对海伦的痴迷也仅限于吻手礼和送花，“他没有正常的性生活……也从没有人认为他对她的爱慕是出于肉欲”。海伦本人也称，希特勒很可能是“性无能”，但她承认他对自己怀有强烈的好感。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11月9日晚上，一名不速之客造访了海伦的家。之前她已听说了有关政变的报道和希特勒、鲁登道夫等人身亡的传言，但她并不知真假。当女佣告诉她有人在敲门时，海伦和埃贡正在楼上的客厅里，刚刚吃完饭。海伦下了楼，但并未立刻开门，而是询问来者的身份。她回忆道：“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听到了一个虚弱但确实属于希特勒的声音。”

海伦开了门，看到了一个和平时截然不同的希特勒。“他站在门口，面色煞白，平日里戴着的那顶圆帽已经不在，脸和衣服都沾满了泥巴，左臂从他异常歪斜的肩膀上耷拉着。”一名医生和一名卫生员分别从两侧扶住他，但这两人也是“狼狈不堪”。进门后，海伦向希特勒询问丈夫普奇的情况。希特勒告诉她，事发时普奇正忙于党报的印发工作，所以并不在现场，应该很快就会和她取得联系。他不停地讲，为鲁登道夫和助手的身亡而沮丧，为三名巴伐利亚要员的言而无信而愤慨，并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将继续为他的理想而奋斗。”

肩膀脱臼令希特勒疼痛难忍，还使他发起了高烧。医生和卫生员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到楼上的卧室里。之后，在他们为希特勒进行肩膀复位时，海伦听到了从房间里传出的痛苦呻吟。

当天深夜，医生向海伦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原本，他们的目的地也是奥地利，可汽车在半途抛锚。在得知司机在短时间内无力修复后，希特勒提出步行前往汉夫丹格夫妇家中，虽然对于三个筋疲力尽的人来说，这同样意味着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然而，医生并没有解释，为何希特勒会认为，藏在他最亲信的心腹之一的家中能够躲避警察的追捕。

翌日清晨，希特勒将医生打发到慕尼黑城里，去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另一辆车子送他去奥地利。他的胳膊悬吊在脖子上，看得出疼痛已经舒缓了很多。他穿着蓝色的浴袍，十分焦虑地在房间里踱步，不时地问车子几点能到。海伦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被告知警察已经搜查到了附近。突然，电话被打断，一名警察告诉海伦，下一站就是她家。

海伦立刻上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特勒。他呆立在走廊上，仿佛已濒临崩溃。“一切都完了——全部都结束了。”他大叫着，用力甩动双手。然后，他忽然走到一个壁柜旁，取出一把手枪。“当时我很警觉，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胳膊，把枪抢了下来。”海伦后来回忆道。

意识到他可能会自杀，海伦冲他大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有这么多人愿意支持你去实现救国理想，到头来你却弃他们于不顾，宁可自我了断……他们期待的是你能继续领导他们前进。”

在海伦动手去抢他手里的枪时，希特勒并没有反抗。随后，他坍倒在一把椅子上，将脸深埋进自己的双手里。在他这样坐着的时候，海伦迅速把枪丢进一个盛满面粉的箱子，并把它掩埋起来。然后，她转向希特勒，催促他在警察抵达前把对纳粹党人的指示告诉她。这样，即使他身处监狱，他的追随者们也知道该何去何从。她还建议希特勒在这些指示后面签字，并承诺会将它们送到他的律师手中。“他感谢我提醒了他所肩负的责任，然后向我口述他的工作部署，这些指令对于纳粹事业的延续至关重要。”海伦回忆道。

不久，警察就带着警犬包围了海伦的屋子。海伦开了门，看到一位腼腆的陆军中尉和两名警察站在门口。中尉用抱歉的语气告诉她，他们必须搜查她的屋子。海伦让他们跟她上楼，直接来到了希特勒所在的房间。三人都吃了一惊，不觉向后退了一步。此时的希特勒已经恢复了往日的信心，他大声呵斥眼前的这位中尉，尤其是得知自己将会以高等叛国罪被逮捕时。

但即便是希特勒自己，也知道徒说无益。他拒绝了海伦递给他御寒的衣服，仍旧穿着那件蓝色浴袍，披着自己的外套，准备跟三人下楼。这时，小埃贡跑了出来，喊着：“你们这些大坏蛋，要带我的阿道夫叔叔去哪里？”希特勒有些感动，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然后，他与海伦和女佣们握手道别，跟着警察走出了屋子。海伦看到希特勒的最后一眼是他坐进警车里，她回忆道，他看上去“面如死灰”。

很快，国内外媒体大肆报道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失败。“啤酒馆政变”成了人们的笑谈，而等待着纳粹领导者们的只有审判和定罪。

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次入狱竟然帮了希特勒的忙；也只有少数知情者才知道，是希特勒的一名早期追随者的妻子、一位年轻的美国女人，阻止了他的自我了断——与他东山再起后所掀起的腥风血雨相比，这一举动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就这样，海伦•汉夫丹格或许以最坏的方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