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尼克博克一样，《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勒也于1923年来到柏林，并在此工作十年。他和尼克博克成了亲密好友，一同目睹了希特勒逐步掌权的过程。而且，他与尼克博克、韦根等人都被德国首都在艺术和政治领域散发出来的勃勃生机所吸引。他回忆道，整个城市“陷于文化的漩涡之中，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游移不定”。很快，莫勒便和他的英国妻子莉莲一起融入了这股漩涡之中。

在动物园餐厅举办的年度新闻界舞会上，莫勒夫妇结识了几乎所有的德国政府高官和上流人物。这其中包括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卡尔•楚克迈尔、从维也纳赶来指挥歌剧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以及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莫勒写道，这次盛会汇聚了“不同领域的精英和领袖人物”，“它好比一场融合了爱丽舍宫、歌剧院和化装舞会的大聚会，以尊贵和高雅开场，在纵酒和狂欢中结束。”

起初，莉莲•莫勒对柏林并无好感。她的上一个任务是和丈夫一起在罗马报道八卦韵事。1924年3月初到德国时，这里的萧条和严寒令她失望透顶，因为此时的意大利正值百花齐放的春天。她写道：“柏林蒂尔加滕公园的池塘还结着冰，整个城市呆滞而凝重。”另外，“丑陋的城市面貌”，笨拙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浮华的公共大楼，甚至连“人们臃肿的身材”都令她沮丧万分。

在他们租住的公寓里，莉莲发现了几张房东画的油画，“狂放和杂乱无序的德国印象主义学派”的裸体女性残肢和背部。她抱怨道：“难道我们在街头看到的恐怖还不够吗？”接下来是饮食的问题。她油滑地写道：“德国有太多的美食需要我去慢慢适应。”甚至在通货膨胀已趋于平稳以后，她仍在念叨：如今外国人在德国买东西可比前几年贵多了。

但很快，莉莲开始重新审视她的新生活。尽管德国印象主义学派仍然令她困惑，“但那些肆意扭曲的身体和表情似乎慢慢引起了我的兴趣”。她热爱意大利的艺术，却突然意识到，在罗马时她纯粹只是活在“老掉牙了的”艺术世界里。这里则截然不同。“现代的德国艺术，一半形而上学，一半粗犷原始，和传统艺术分庭抗礼。”而德国的剧院被她称为“全欧洲最富有活力”，德意志民族是“全欧洲最伟大的戏剧观众”。此外，她还十分欣赏柏林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从法国的喜剧到新潮大胆的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尔赫德的作品，都令她兴奋不已。“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德国这样，对国外的天才们张开双臂。”她这样写道。

不过，最令莉莲感到高兴的，不是德国人对舞台上的外国人无比包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魏玛共和国的人们是如此好客。他们不仅在宴席和聚会上对你恭敬客气，还会以最友好的态度请你到家里吃家常菜。”她发觉，所有的银行家、政客和作家都十分随和、豪爽和风趣。

莉莲称，魏玛政府时期让她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女性的地位。在她初来乍到时，德国国会就以拥有36位女性议员而引以为荣——这个数字多于当时的任何其他国家。在大学期间，女性有多种专业可以选择攻读——法律、经济学、历史、工学等等——并且可以从事以前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行业。莉莲甚至还在柏林认识了一名“体态丰润的屠宰手”：玛格丽特•科恩，她能一锤子击毙一头阉割后的公牛。“在魏玛德国，女性可以从事任何她喜爱的工作。”她这样总结道。

当然，莉莲来到德国，并不只是来体验这里的生活。她为《城市与乡村》撰写文章，并出演了德国首部有声电影《爱的华尔兹》，发行了英文和法文两种版本。这个角色最初的扮演者并非莉莲，而是一名德国女演员，但在拍摄过程中，剧组发现她的英语并没有她声称的那样流利，于是莉莲才被邀请加盟。她毫不费力就通过了试镜，但她的兴奋劲儿很快就被单调而无休止的重拍磨灭了。不过，也有令她感到快慰的事情。在另一间影棚里，玛琳•黛德丽正在拍电影《蓝天使》，莉莲发现她们经常在同一家餐馆用餐。她是在舞台上认识黛德丽的，当时后者还在出演“高端的”音乐剧和歌舞喜剧。《蓝天使》令黛德丽名声大噪，但莉莲却不以为然。“她在拍摄时浪费了无数的胶片，应该被永久谴责才对。”莉莲这样写道。

莉莲和埃德加认识诸多居住在柏林的名人，其中包括艺术家乔治•格罗兹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见到爱因斯坦时，埃德加向他求教相对论里一个他认为不符合逻辑的地方。爱因斯坦微笑着答道：“别再折磨你的脑袋了：相对论是数学的理论，而不是逻辑的理论。来……”接着，他拿出他的小提琴，拉起了巴赫。

很快莉莲就不得不承认：“我慢慢为柏林这座城市所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