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美国官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连莫勒夫妇这样初到德国的人也很快就注意到这一点。美国大使霍顿不仅对德国的困境深表同情，还公然驳斥国内孤立主义分子的主张。他认为，美国应该为未向德国民主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负责。“总之，整个欧洲都处于糟糕的困境之中”，在1923年2月12日给国务院欧洲司司长威廉•卡索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曾有能力去维持这里的稳定……除非奇迹发生，否则我们难以坚定而欣慰地相信，这片残存的欧洲文明不会孕育下一次战争的种子。”

看着德国在恶性通胀中煎熬，加上此起彼伏的罢工、骚乱和左右翼极端分子冲突，在一次次说服华盛顿“拯救柏林和德国经济”的努力无果后，霍顿已濒临绝望。1923年夏天，他目睹了威廉•坤洛斯总理执掌的政府在组建后不到一年就垮台。在向国务卿休斯的报告中，他这样写道：“我感觉到，虽然我走进的是同一栋大楼，但它的大梁和椽木正逐渐腐坏，它的地板越发松垮，除非马上采取修补措施，否则天花板和墙壁将不可避免地倒塌下来。”

霍顿的诉求最终获得了回应。在柯立芝政府的支持下，他开始着手推进新的战争赔款方案和其他一系列措施，旨在稳定德国的经济形势。在公开发言时，霍顿避免开罪法国，他称自己从未企图阻止法国“公正的诉求”。但他强调，德国经济的复苏是整个欧洲大陆经济复苏的关键。通过与德国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亲密合作——后者在1923年短暂兼任德国总理和外交部长，此后连续八届担任外交部长——霍顿为美国在德国的经济复苏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赢得了柏林和欧洲各国的支持。

于是，道威斯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以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 道威斯的名字命名，他是就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进行讨论的多名美国专家之一。这一计划并不削减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但允许德国减少每年需支付的数额，直到经济好转为止。道威斯计划于1924年8月获得通过，很快就导致大量美国贷款涌入德国，一直持续到大萧条的爆发。德国货币趋于稳定和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是这一计划的最直接结果。在1925年5月18日向国会进行汇报时，施特雷泽曼清楚地指明了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在重建德国经济和安抚欧洲各国的过程中，美国向我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他声称，“没有国家比德国更需要美国的帮助。”

美国的贷款和直接投资，加上德美贸易的日益繁荣，使两国都感受到彼此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德国不仅对美国开放，并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受到美国的影响。“整个欧洲都在快速地美国化”，在1925年6月14日的《华盛顿先驱者报》上，韦根撰写的专题报道格外醒目，“带着一半惊奇、一半抵制，这群古老的国度正日益受到大洋彼岸神奇的‘美元大陆’的支配。”

正如文中提到的那样，德国人对全新的金钱文化、规模化生产和大众化娱乐展现出了极度的狂热，大批美国电影在这一时期涌入德国。韦根写道，他们起初“憎恶这突然闯入的异国步调打乱了他们简单安逸的生活，他们抱怨、咒骂自己的文明正在被美国同化”，“但随着美国爵士乐那原生态的手鼓声遍及各地，德国人逐渐忘却了这一困扰”。韦根补充道，喜欢那支演唱“我的爱人已远走”的爵士乐队的德国人，往往穿着“裁剪成耶鲁风格”的崭新套装。

当时德国人很热衷去一个叫作“斯卡拉演艺场”的地方，追捧在那里演出的一个美国剧团，韦根将其形容为“18位像格特鲁德•霍夫曼那样翩翩起舞的女孩”。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韦根指出了这些女孩大受欢迎的原因。他写道：“她们的长腿和细腰不同于柏林人通常会喜欢的那种身材。”

柏林也开始出现和美国同样的交通拥堵问题。韦根报道称，柏林的第一个红绿灯安装在波茨坦广场，“它眨着轻浮的美国大眼睛，看着电车售票员、出租车司机和私家车司机惊慌地经过这片五路交会的区域。”

莫勒也有相似的感受，他写道：“20年代早期，美国化的迹象已经遍布全欧，但在德国这里最为明显。”在多篇报道里，他都将1925年称为“欧洲的第一个美国年”，并详细阐述了“各种复杂因素、个人民主、生产技术和行为的标准化”，以及街头闪烁的广告牌是如何“深深扎根于德国的土壤”的。他甚至还援引了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话，称规模化生产正在将德国变成“欧洲合众国”。

对于那些被驱逐出美国国境的人们来说，柏林所发生的变化已使得它成了一个理想的去处。尽管巴黎仍然是这些人的首选，但在19世纪20年代有很多人选择了柏林。演员约瑟芬•贝克和她所在的黑人活报剧团 来到柏林，于1925年12月31日在库达姆大街的纳尔逊剧院举行了首演。虽然有抗议者聚集在剧院门口谴责这些黑人演员，有纳粹分子咒骂他们为次等人种，但柏林观众的热情仍然令贝克兴奋不已。她说道：“实在太疯狂了，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把我举到了他们的肩膀上！”

柏林也是贝克收到礼物最多的城市，观众向她送去了数量惊人的首饰、香水和皮草。在她的巡演结束以后，纳尔逊剧院被改造成了夜总会，但贝克仍继续在这里表演。她也乐于出席各种聚会，有时只裹一片缠腰布。她十分热爱柏林的夜生活，她称这里有“一种巴黎所不具备的刺激感”。她甚至考虑过在柏林定居，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法国，开始在著名的“疯狂牧羊女”剧场里表演。

对于美国的观光客和移民来说，德国社会开放的性观念是吸引他们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埃德加•莫勒所言：“‘一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全世界都出现了性开放的浪潮，而在德国更是达到了放纵无度的程度……尤其是德国女人的豪放。在这里，道德、贞洁、婚姻，甚至品味，都被视为偏见。”至于“性变态”，莫勒惊愕地说道，原本的法律规定已名存实亡，“实在难以想象有比德国更有忍耐力的社会了”。

本•赫克特是早些年时《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派驻在柏林的记者，他具体地描述了他的继任者莫勒的言中之意。在一家军官俱乐部里，他遇到了一群同性恋飞行员。“他们举止优雅，搽着香水，戴着单片眼镜，在一起吸食海洛因或可卡因，”他回忆道，“他们毫不隐讳自己的性取向，公然在咖啡间里接吻，然后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开，前往其中一人的住处继续开派对。”通常会有一两个女人混迹在他们中间——嘴唇丰厚、涂着浓重眼妆的浪荡女人，虽然有着皇家血统，但她们的腰间布满了不堪的伤疤。有时候，一些抹着胭脂、穿着闪亮皮靴和超短裙、常在午夜过后徘徊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也会被召入公寓的派对中。

尽管赫克特有可能在自传中添加了一些夸张的成分，但当时的柏林“同志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像菲利普•约翰逊这样来自美国的年轻同性恋者来说，来到柏林是一段极为激动人心的经历。约翰逊受到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鲍豪斯建筑学派和其他新兴流派的吸引慕名来到柏林，但这位日后声名鹊起的建筑师却很快将注意力投向了专业之外的事物。“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结识的人、餐馆、库达姆大街和这里的性生活，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柏林足以让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为之倾倒，”他回忆道，“在这里，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被创造出来。”

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约翰逊写道：“我觉得，能在柏林的夜总会上说出来的话，也可以写给自己的母亲看。瞧我现在多么迂腐，天哪！最近，柏林似乎将取消反对同性间发生关系的法律。讲演者还说，到今年的复活节时，反对人和动物发生关系的法律也将被废止，而正常的两性关系将遭到禁止。观众们都觉得这一段很好笑，我也这样觉得，但我自然不会承认这一点。”

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约翰逊发现德国人极为热情，无论你的性取向如何。“美国人曾经征服过德国，所以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渴望伺候好美国人，”他回忆道，“但法国人就从来不会这么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