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馆政变失败以后，纳粹党就不再为世人所看好。1924年初，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一道，因叛国罪被送上法庭。希特勒借此机会，公开阐明了想要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宏愿，并声称德国在“一战”中的可耻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弱是由于政客们的背信弃义和不负责任造成的。他坚称：“对魏玛政府的背叛不等于对德意志的背叛。”

法官们给了希特勒充分的辩解机会，使他得以主导这场诉讼会，甚至包括证人的问讯环节。希特勒气势如虹，对起初支持他政变而后又将他出卖的巴伐利亚州当局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由于巴伐利亚州的领导者们曾在无数的场合表达过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反抗，因此当希特勒说他们“曾和我们有着相同的目标——即摆脱魏玛政府”时，在场的听众都深信不疑。他补充道：在政变发生前，他还和他们在一起探讨这一目标。

希特勒所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他实践了诸多蔑视魏玛政府的德国人所怀有的信念，而巴伐利亚州当局却耍起了两面派。“阁下您可以宣判我们有罪千遍万遍，但永恒的历史法庭之神将微微一笑，然后将今天的起诉书撕个粉碎，”希特勒和法官说道，“因为，她会还我们一个清白。”

莫勒报道了这次审判。尽管他是首次见到希特勒本人，但这位纳粹领袖令他印象深刻。“他的发言幽默、激情而充满反讽，”莫勒在报道中写道，“他个子不高，看起来有时像一名德国军事训练官，有时又像一名维也纳商场巡视员。”他的雄辩把巴伐利亚当局的申诉“驳斥得体无完肤”。当他完成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后，“几乎所有在场的听众和记者都禁不住要鼓起掌来”。

最后，希特勒被判处五年监禁，这已是叛国罪名的最低刑罚。鲁登道夫则被无罪释放。美国领事墨菲在1924年3月10日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虽然1923年11月的政变就像一出荒唐的闹剧，但巴伐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只是被暂时延后……当局考虑在希特勒服刑期满后，将他驱逐出境。至少从目前看来，希特勒所领导的民族主义活动似乎转入了一个低潮期。”

在出版于1964年的回忆录中，墨菲称自己上述的这段总结“并不算糟糕”，尤其是在对比了达勃农勋爵的回忆录之后。达勃农是英国在1920年至1926年期间的驻德大使，在他的回忆录里，希特勒的名字仅仅在一处脚注中出现了一次。书中写道：出狱以后，希特勒“很快就被世人所遗忘”。

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里服刑不到九个月就重获自由了。而即使在狱中，他也享受了很好的优待，他甚至还在此期间口述了他的自传《我的奋斗》。负责看守他的狱卒将他奉为上宾，不仅分给他一间宽敞舒适、窗景怡人的房间，还允许他接待前来探访的亲友和接收寄来的信件包裹。出狱以后，他也没有被赶回自己的老家奥地利。

但在希特勒服刑的这段时间里，纳粹党的力量由于内部分化而受到削弱。尽管政府已经解除了对纳粹党的封杀令，但当希特勒要重新集结他的追随者时，德国日趋改善的经济局面令他的号召力大打折扣。在1924年12月的国会选举中，极端右倾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31个席位，有右倾倾向的德国民族主义党获得103个席位，而希特勒的纳粹党仅获可怜的14席。

在1925年4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已经77岁高龄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在右翼党派的支持下轻松获胜。正如当时身在德国的知名刊物《外交事务》的编辑汉密尔顿•费斯•阿姆斯特朗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这次大选最有趣的地方是纳粹党“甚至没有被当成威胁看待”。虽然希特勒已经出狱，但当局仍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阿姆斯特朗补充说：“就我所知，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对我提起过希特勒的名字。”

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的席数再次下跌，仅剩余12席。社会党大获全胜，他们赢得了152个席位。民族主义党的席数也有所下跌，但仍拥有78席。因此，那些曾关注希特勒从早期活动到啤酒馆政变再到庭审的美国外交官和记者们都渐渐将他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时期，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希特勒的采访。华盛顿并不急于从美国外交家们那里打探有关希特勒的情报，各大新闻媒体的总部也不急于要求驻德记者们去访问这位纳粹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