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接替霍顿出任驻德大使。这位来自纽约的政客曾在德国求学，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在上任后发奋工作，力图维护前任大使所赢得的赞誉。舒尔曼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是从美国富人那里募集修建海德堡大学所需的资金。约翰•D. 洛克菲勒也是其中一位募捐者，他一人就出资20万美元，占到了总额的四成。舒尔曼也因此而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好感。

当然，极力称赞德国政府在维护和平和民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是他受德国人欢迎的一个原因。在任职早期，他声称“战争的意愿已在德国消亡”；在德国签订《非战公约》后，他更是对此事大肆宣扬。在当年访问纽约时，他宣称：“德国政府顺应民心，并在各方面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她将长此以往地稳定下去。”

尽管舒尔曼在公开场合对德国大加赞誉，但他并非对其国内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在来到柏林的第一年，他就发现，美国的金融机构竭力向德国推行高利息的贷款，全然无视由此带来的风险。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他们试图将数以百万计的美钞倾洒到德国，这种渴望变得越来越病态。”

像莫勒这样的美国记者也开始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莫勒在密歇根大学期间的导师之一、经济学家大卫•弗莱德作为一家迫切希望向德国输入资金的投资公司的谈判代表，也来到了柏林。在与莫勒夫妇一同吃完晚饭后，弗莱德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谈起了他此行的使命：“我们认为这里的人民值得投资：勤劳、可靠……我们将帮助他们重整旗鼓。”

“以每年9%的利息？”莫勒问道。

“这个嘛，你也知道，我们并非慈善家。”弗莱德说道。

正如莉莲•莫勒指出的那样，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些看似来得轻松的金钱大量涌入德国，造成了“恣意的花销”。在为《城镇和乡村》撰写文章期间，莉莲经常需要到德国各地收集素材，她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例：“崭新的高速列车就像流线型的钢铁怪物，在国家铁路上呼啸而过。”她还注意到，“德国国内所有的火车都安装了全新的克诺尔制动系统，仅这一项的花费就将近一亿美元。”她补充道，英国也曾考虑过为其国内的火车加装该制动系统，但最后不得不因其巨额的费用而作罢。

德国也拿这些贷款去偿还战争赔款，连舒尔曼也对德国难以为继的财政负担公开表示同情。而在华尔街股市崩溃之前，德国经济也出现了诸多摇摇欲坠的迹象。1929年3月，舒尔曼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主席的危机报告。报告中称，这个国家的财政正处于自1923年濒临崩溃以来的最差状况。

不久后，道威斯计划就被杨格计划所取代。该计划是以另外一个银行家团体的主席欧文•D. 杨格的名字命名的。该团体于1929年提出：进一步削减德国的战争赔款，并将偿还时间延长到1988年。美国专家中对德国财政最为了解的斐迪南•艾伯斯塔特，在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商议会上，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杨格：“嘿，这纯粹是个幌子——这个计划不会成功，因为他们都是政客，没有人会关心这样的经济问题。”德国官员抱怨，新计划所制定的赔付额度仍然难以承受，而希特勒和其他反对派则强烈谴责整个计划。

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股市暴跌改变了一切。尽管德国政府于1930年3月正式通过了杨格计划，从美国那里获得了约三亿美金的新贷款，但事实上，该计划几乎没有施行。面对国外资本的突然抽离和国内信贷市场崩溃引发的直线上升的失业率，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当月即宣布垮台。继任的是以海因里希•布鲁宁领导的中央党为首的联合政府，但布鲁宁也无法争取到国会大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面对僵局，他不得不要求在9月重新举行大选。

至此，历史的舞台已搭建就绪，静候那位政治鼓动家从慕尼黑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