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的记忆尚未褪去，德国经济又再度崩溃，引发了人们新的焦虑和不安。这时，纳粹党开始笼络人心。到1928年末，虽然纳粹面临的困难已初现端倪，但他们还是号称招募到了108000名缴纳党费的成员。到1929年末，这个数字已经跃升到178000。尽管这时候的希特勒还只是政坛上一个边缘化的角色，但他却一直吸引着大批狂热的人们加入他的队伍。在地方选举中，纳粹党也赢得了较大的优势。

和很多德国人一样，贝拉•弗洛姆发现自己的生活被“一战”搅得天翻地覆。1890年，她出生在巴伐利亚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一战”期间她在红十字会当志愿者。父母早亡，战后给她留下了一笔还算可观的遗产——即便在一段短暂的不幸婚姻之后，也足以维持她的义工生涯。但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让她一下失去了倚靠，不得不去寻求一份带薪的工作。“我打算开始新的生活。”她在1928年10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

十岁开始，贝拉•弗洛姆就坚持写日记，不过现在她打算不仅为自己，也开始为别人写作。她成了乌尔斯坦因出版社的记者，主要负责报道柏林的社会和外交活动。

这位初出茅庐的记者很快就在工作中独树一帜。“我们用美式风格来做社会新闻吧，”她向《福斯日报》（一份以柏林为基地的自由主义报纸，一日两期）的编辑建议，“那样很生动，可配上大量图片。”编辑同意让她试一试。很快，不仅她的报道变成了美式风格，她本人也开始与美国人有了频繁的往来。在从未中断的个人日记里，她小心谨慎地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1929年7月16日的日记里，她记述了在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区举行的德国对阵英国的戴维斯杯网球赛。那里绿树成荫，久负盛名。美国网球冠军“大比尔”威廉•蒂尔登也到场观看德国顶尖选手丹尼尔•普瑞恩的比赛。普瑞恩是犹太人，他的对手是英国球星邦尼•奥斯汀。弗洛姆注意到，当普瑞恩获胜时，“大比尔”满脸堆笑，因为冠军用的球拍是他特意从美国带去的礼物。

但弗洛姆也从弗里德里希•维尔纳•舒伦堡伯爵那里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舒伦堡伯爵是网球协会的成员之一，也是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最后一届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当然，总是那些犹太人获胜！”他这样说道。

“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弗洛姆生气地问道。

“犹太人当然会赢。”他心虚地回应。据弗洛姆的记录，至少“他还算有些羞耻心，知道脸红”。

弗洛姆争辩到底：“他为德国赢得了胜利。难道你更想让英国人赢吗？”

也许恰恰是因为她所见的美国人与她的同胞有这样的对比，弗洛姆在日记里对身居德国的美国人几乎都是正面的描述。1930年2月2日，她去火车站迎接新上任的美国驻德大使、前肯塔基州参议员弗里德里克•M. 萨基特。她在日记里这样描写：“看上去彬彬有礼，显然出身名门。”至于他妻子，“是一位迷人而又出众的女性”。

在同年的日记里她还写道，萨基特大使夫妇所展现出来的美式娱乐风格令人惊讶。“甚至连各国的外交官们都感到震惊，”她写道，“萨基特大使夫妇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居然搭配大龙虾，这样的奢侈行为在柏林简直闻所未闻。”

但弗洛姆也注意到，对目前德国和其他国家在华尔街股灾后所面临的经济危机，这位新大使其实了然于胸。在捷克公使馆主办的一场晚宴和歌剧独奏会上，她就坐在大使旁边，这也是她第一次有机会和他攀谈。“我喜欢柏林，他能给人启发，”他这样告诉她，“美国人渴望帮助欧洲克服这次经济危机。我们希望用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差异。”

当然，喜欢柏林的并不只是新来的萨基特。尽管德国人困扰于新的危机感，但弗洛姆和很多德国官员都欢迎美国人的到来。在1930年回费城总部的路上，有人向尼克博克了解德国人对美国记者的态度。

“幸运的是，我们在柏林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回答说，“人们对我们总是谦恭有礼，而且有问必答。每周五的下午三点，外交部都会供应下午茶，世界主要国家的记者都会参加。”他继续说，在那里，高级官员们会提供简报，记者们也可以趁机加强联络。“据我所知，德国是唯一一个自世界大战以来从未驱逐过外国记者的欧洲国家。”

当被问到哪个欧洲国家对一名记者来说最有意思时，他回答说：“目前来说是德国。我认为柏林是欧洲最重要的首都。目前（请注意我一再强调这个词组），德国和苏联是欧洲最爱好和平的国家。苏联经不起战争，而德国厌恶战争。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