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次经济危机中，很多人的生活被摧毁。但伤痛的记忆尚未褪去，德国经济又再度崩溃，引发了人们新的焦虑和不安。这时，纳粹党开始笼络人心。到1928年末，虽然纳粹面临的困难已初现端倪，但他们还是号称招募到了108000名缴纳党费的成员。到1929年末，这个数字已经跃升到178000名。尽管这时候的希特勒还只是政坛上一个边缘化的角色，但他却一直吸引着大批狂热的人们加入他的队伍。在地方选举中，纳粹党也赢得了较大的优势。

在对这名煽动政治家忽略多年以后，韦根是第一个认为他具有采访价值的美国记者。最终，他成了20世纪20年代首位撰写希特勒报道的美国记者，并且他对希特勒的迅速崛起和骤然陨落记忆犹新。他清楚地记得，希特勒很善于利用民众的愤怒——随着民怨的不断高涨，希特勒能否再次站上时代的浪尖？

自1923年啤酒馆政变后，希特勒就遭到了监禁，因此韦根也就没再费心留意他。但1929年12月，当他前往慕尼黑时，他再次见到了希特勒。“现在他又活跃起来了，有一大帮追随者。”韦根在1930年1月5日的《纽约美国人报》上写道。这篇报道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希特勒采访原文的大段援引，希特勒“表达有力，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希特勒在采访中主要谈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并指出纳粹党才是唯一能阻止它的力量。“德国正在稳步地、缓慢地并且确定无疑地滑入共产主义的深渊。”他宣称。在历数了德国的经济困境——尤其是上涨的破产企业和失业人数以及“对德国当前政党制度的厌恶和公职人员的不信任”后，希特勒警告称：“这一切都会导致国将不国。”

“德国大众的心理也是一片混沌，”希特勒继续说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站了出来，替家庭、国家和民族发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口号的抗议。”他解释说，他们的目标是“一方面阻止德国遭到外国列强的奴役，另一方面也防止德国被全盘赤化从而陷入混乱和堕落”。

韦根提到了希特勒早前失败的政变经历，问他是否仍打算以武力推翻政府。“不，我们没有革命的想法。”他回答说，并坚称纳粹运动的人数在迅猛增长，“我们需要的只是合法途径”。他宣称，当前有250万德国人支持纳粹党，而且来年这个数字将会飙升到400万人。

但当被追问他更倾向于何种政治体制时，希特勒却避而不谈。他称，德国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之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他表示，他看到了美国政体的一些优势，美国总统不是只会签字盖章的橡皮图章，而是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并且内阁也不是在朝夕之间就能被推翻的。他补充道，那样的体制拥有德国非常缺乏的“稳定性因素”。但在言辞之间，希特勒也暗示那也并非完美的解决办法。

希特勒没有清楚地阐述他支持什么，却表明了他反对什么，包括如他所说的拥有过分权力与影响力的犹太人。“我并非要剥夺犹太人在德国的权利，但我坚持认为，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权利不能少于他们。”他声称，任何关于犹太人的法规与美国的移民法并无差异，美国移民法要求新移民在准入前必须提交体检报告以证明他们身体健康。“德国就没有类似的保护措施，”他抱怨道，“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力阻止了此类措施的实行。很多你们很早就摒弃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却大行其道。”

最后，希特勒告诉韦根，他对德、英、美之间签订“协约或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对于法国改变对德国的仇恨态度“不抱希望”，尽管当时两国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和。

虽然希特勒试图表现得不像在集会上那么尖锐，但他所传达的信息还是毋庸置疑的：他坚决反对德国当下的政体。即使不再策划在柏林的游行，他也仍然希望看到德国政府垮台。

在文章的结尾处，韦根注意到很多德国民众对希特勒的东山再起感到惊讶：“似乎没有人关心，希特勒在未来的德国会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他这样写道。韦根将很多笔墨用在希特勒和他的观点上，他似乎是在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这名纳粹领袖即将卷土重来，而这次，他将一鸣惊人。

在某一个问题上，希特勒的言论正中要害，那就是德国人正在经历“全面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由恶化的经济形势、民众对频繁更迭的政府以及对争论不休的柏林政客的愤怒引发的。“德国人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埃德加•莫勒写道，“《凡尔赛和约》的履行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复苏，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毫无吸引力可言，战争还远远不可能，可这悲惨的现状却必须有所改变。”

对当局的不满弥漫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二战”之前和之后，查尔斯•赛耶都在美国驻柏林的大使馆里工作。他指出，并不仅仅是极右势力、大商人和前任军官们憎恶魏玛共和国。“很多教授也不支持——这是在德国很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在德国，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学位的分量仅次于军衔，”他写道，“他们公开蔑视魏玛共和国的那些小社会主义者们，因为他们的名字前面连一个‘博士’的称号都没有。”查尔斯•赛耶补充说，教授的学生们也对政府相当不满，他们认为魏玛政府对“一战”后德国割让领土的耻辱难辞其咎。而且当大萧条来临时，他们的工作机会也会大大缩水，“他们都成群结队地加入了纳粹”。

莫勒坚持认为，即使那些魏玛政府表面上的捍卫者，也开始不信任自由民主主义。“德国自由共和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员匮乏。”他写道。魏玛政府不仅纵容大量“爱国的”私人军队存在，并且还利用他们去镇压左翼分子的叛乱。希特勒在1921年成立纳粹冲锋队（缩写为SA），即褐衫党，以及精英纳粹党卫军（缩写为SS），即黑衫党，并非独创之举。

来到德国后不久的一个周末，莫勒夫妇乘坐夜间列车从东普鲁士返回柏林，途中突然被叫喊声惊醒。列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这时有两个年轻人上了车，并将莫勒夫妇等人所在车厢的灯打开了。当时乘客们正准备入睡，但这两人随后又将窗户也打开了。站台上，一名穿着风衣、系着细窄皮带的中年男人“用教官一样的沙哑声音”冲着这两名年轻男子叫喊，莉莲回忆道。她起来把灯关掉，但是其中一个年轻人又粗鲁地重新把灯打开，还拖着“咔嗒”作响的皮靴回到了窗户旁。埃德加伸出手指放到唇边，示意莉莲不要惹他们。随后，他向她解释称，这些人属于“一支政府允许存在却不愿承认的秘密军队”。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希特勒的政治权力——显然是凭借他已然半公开化的军队——极速上升。当德国遭到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时，纳粹更是受益非凡。在1930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577个席位中的107个，这与两年前那可怜的12个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参与投票的3500万德国人中，有将近650万人投给了希特勒的纳粹党，这使得纳粹一下跃居议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而在1928年，仅有80万德国人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这样看来，就如希特勒早前和韦根预言的那样，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以“合法的途径”来获取权力。这位赫斯特集团的大记者一直对新闻保有敏锐的嗅觉，这一次，他决定是时候再次采访希特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