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生活的美国人也发现，日渐强大的纳粹已经不容忽视。伯克利的交换学生伊妮德•凯斯在1931年秋天来到柏林，凭借着奖学金得以在柏林大学交换学习。10月30日，她陪伴着房东的小儿子拉尔斯•梅奈特去参加一场在户外体育馆里举行的纳粹集会。体育馆外警察一字排开，以防有动乱发生，再加上馆内的景象，这一切都让伊妮德着迷。“体育馆内座无虚席，全部都是效忠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老老少少。”她在寄给远在加利福尼亚的母亲的信中写道。她还提到，纳粹从默默无名迅速成长为如今德国最大的反对党，一些募捐的女孩抱着红色罐子四处“为穷人和被囚禁的纳粹党人筹款，人们纷纷慷慨解囊”。

让凯斯印象最深刻的是集会的氛围。“喧闹声、自发的欢呼声、乐队，这些都让我想起足球赛的观众，”她写道，“然而这里凝聚的感情比一场周六下午的足球赛更加深刻，更加牢固，也更有意义。德国人全心全意地关注着祖国的政治命运。当号角吹响，希特勒的大旗首先入场，然后不同的军队行进至看台上各自的方阵区域，全体观众一致起立，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幕。”人群对着褐衫党行纳粹军礼，“屋顶几乎都要被朗朗上口的纳粹军歌声给掀翻了”。尽管凯斯听不懂演讲的内容，但是人群的狂热却无须翻译她也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年轻的拉尔斯”戴着纳粹的胸徽，披着纳粹的军旗回家了，“就像所有德国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员”，她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纳粹的崛起不仅仅只是美国人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它也对他们的生活开始产生直接的影响。埃德加•莫勒讲述了一个13岁美国男孩的故事。他只简单地记得男孩的名字叫作亚瑟。亚瑟在柏林的耶稣会学校上学，1931年冬季里的一天，他问了父亲这样一个问题：“爸爸，你怎么看待德国民族社会主义？”

“我没想过。”父亲有意回避，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人的问题，与我们无关。”

但是亚瑟并没有放弃。几天后，他换了一种方式又问起这个问题：“爸爸，如果你是一个德国人，你愿意加入德国纳粹党吗？”

父亲问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你看，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德国纳粹党，”亚瑟解释说，“我也很想加入他们。因为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么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与你绝缘了。”

父亲忧心忡忡地告诉亚瑟，天主教主教曾谴责过纳粹。“天主教男孩怎么能加入一个如此忌讳的组织？”

“我不知道，爸爸，”亚瑟接着说，“但是他们都加入了。因为在学校里，如果你不是一个纳粹党党员，那么你什么都不是。你认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应该加入吗？”

据莫勒报道，亚瑟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坚持到底。但是到1932年底，他所在的班级约有一半的学生都表示公开支持希特勒的纳粹党。尽管耶稣会尽力阻止学校被政治化，但男孩们所玩的游戏中处处反映着周围正在发生的斗争。其中一个最流行的游戏叫作“战车相撞”。男孩们模仿1925年的黑白默片《宾虚》（Ben-Hur），假装驾着战车，然后撞向彼此。刚开始的时候，游戏里的对立双方被贴上“罗马人”和“犹太人”的标签，后来就变成了“中央党”和“纳粹党”，而游戏的剧烈程度也在不断升级，男孩们都明显想要伤害自己的对手。

美国记者们在发回的新闻报道里，都不愿公开预测希特勒在这种日渐强大的支持下究竟能走到多远。但在与编辑的私下交流中，他们却很愿意直率地指出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对政治局势的影响。在1931年12月28日写给《费城大众纪事报》的编辑C. M. 莫里森的信中，尼克博克描绘了他现在驻在的德国是怎样一片萧条景象。为了撰写某个专题的文章，尼克博克走遍了整个德国。“我之前从未见过这般无边无际的贫穷。”他在报道里写道。他警告称，这种情形很有可能导致另一场灾难的发生。

但即使身处那样一个贫穷和绝望的时代，像尼克博克和莫勒这样的记者还是能找到片刻的轻松和欢愉。一天，两人在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散步时，拦下了两个街头妓女。尼克博克先是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问她们对最新的政治动态——也就是社会民主党遭遇重大挫折、保守派们开始掌权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我们支持新上任的那位绅士。”其中一个女人这样回答。

尼克博克和莫勒都吃了一惊，赶忙追问原因。

她说：“这些该死的社会党主张自由性爱，这让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小姐很难挣得一个体面的生计。如果绅士们上台，一切就会改观，我们就还有一条活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莫勒和尼克博克把这段私密的对话写进报道里时，《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编辑却认为“尺度太大，不能刊登”。

然而，在这些身处德国的美国人眼中，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远没有那么有趣。1931年11月17日，那名伯克利的交换生伊妮德•凯斯在给家里的信中，写到了柏林生活“悲惨的一面”：“每走过一个街区都能见到盲人、跛子或老妇人穿着塞满报纸的橡胶雨鞋，满头白发的退伍军人在乞讨或在卖火柴和鞋带。老人们双手粗糙，身体佝偻，脸色因为寒冷而发青，慢慢蠕动着想找点活干，在破旧的公园里捡树枝，或在垃圾桶里捡些废纸。”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注意到人们看上去甚至更加沮丧，“街上的乞丐也在成倍增加”。妇女向过路的行人乞讨，哀求说她们很饿，而且家中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孩。

尼克博克在给莫里森的信里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不仅暂时无力偿还战争赔款，“而且永远都无力偿还”。法国任何强制性的举动都会适得其反，他补充说：“德国就好像桑普森。她准备单方面撕毁协议，而不再向法国‘纳贡’，因为全国上下，从共产党到纳粹党，都觉得并不欠法国什么。”

尼克博克大胆预测：“如果德国真的摆脱了战争赔款，真的扛起了希特勒的大旗（他们似乎很有可能会这样做），而且真的随着早晚都会复苏的全球经济恢复了元气，那么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也早晚会重整军备。我们给欧洲的汇款在某种情况下是为他们增加军备的。当然，其实这只是换了种表达方式：欧洲大陆将再次陷入战争。”

1932年1月8日，在写给尼克博克的回信中，莫里森感谢他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德国在赔款问题上的态度。莫里森预测，这可能会减少美国对德国当前困境的同情。“你可以看到，德国对和平条款的漠视引来了大西洋彼岸对其同等的漠视。”他这样写道。但是，莫里森忽视了尼克博克关于即将发生一场新的重大冲突的警告，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希特勒迅速崛起所引发的经济状况的变化。“整个国家都期待希特勒能在下个月就夺权，如果真是这样，那丝毫不是什么让人震惊的事情，尽管那可能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补充道。相比于尼克博克警示性的预言来说，莫里森的忧虑看上去不像什么坏消息。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随着纳粹继续得势，尼克博克甚至都无法判断希特勒到底将成为多大的威胁。在1932年6月18日写给《纽约晚邮报》编辑珀西•维拉的信中，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希特勒会在下个月的议会选举中胜出。尽管如此，尼克博克还是认为，希特勒远不如墨索里尼那般有影响力，部分原因在于他性格中“阴柔”的一面。他认为兴登堡总统仍能完全制约住他。

他写道：“希特勒是一名同性恋，这个阴柔的下士有着超敏感的政治嗅觉神经；而兴登堡是一名陆军元帅，脸盘坚毅，声音低沉，威严无比，往那一站纹丝不动。”

随后他预言：“如果希特勒对兴登堡说：‘是时候推翻共和政府了。’兴登堡会大吼一声：‘什么！’然后这个小下士就会像热水里的莴苣叶一样吓蔫了。”

信件没有到此结束，尼克博克还对希特勒煽动民怨的能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希特勒像个软木塞，”他写道，“他总是能浮在每一波民意的波峰。在德国，无人能像希特勒那样顺应大众的情绪并据此做出反应。”他继续道，希特勒的这种能力让他成了纳粹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但在纳粹内部，“他被他的中尉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提拔上来”。

最后，尼克博克指出，目前德国发生的一切都直指“军国主义”。他补充说，将德国纳粹党纳入一个联盟政府将导致“其‘社会主义’特质的消失”，只剩下民族性。他坚持认为，希特勒的角色仍然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是有限的。他将继续充当“纳粹的嗅觉器官，但是我不认为他将成为德国的墨索里尼，尽管他一直以来都是纳粹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