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尼克博克没有想到的是，1932年春，当年迈的保罗•冯•兴登堡总统进行连任竞选的时候，希特勒成了他最强的对手。尽管希特勒在第一轮中略逊一筹，但他紧随其后。于是，他们不得不在下一个月展开决胜轮的竞选。在那一轮，兴登堡赢得超过1900万德国人的支持，而希特勒则获得1300万张选票。兴登堡承诺，要解散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以此来削减纳粹的暴力行为。但是他并没能抑制更广泛的动荡。随着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起义和抗议事件成倍增长。很快总统就决定解散海因里希•布鲁宁政府，转而任命弗朗茨•冯•帕彭继任总理，并举行新的选举。帕彭是一名天主教中央党员，他坚信自己能控制纳粹党。他还劝兴登堡总统放开对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因为这一做法只会加剧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流血冲突。

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纳粹党大获全胜，赢得230个席位，比两年前的两倍还多，这让其一跃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以133个席位屈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获得97个席位的中央党和89个席位的共产党。与此同时，冯•帕彭总理——莫勒等记者为他贴上了独裁和反动的标签——将社会民主党员排除出最高决策层，从而进一步削减左翼分子的实力。此外，他派遣国防部长库特•冯•施莱谢尔去与希特勒进行谈判。但是纳粹在选举中赢得的惊人结果让希特勒尝到了甜头，他拒绝接受任何协议条款，除非让他坐上帕彭总理的位置。这次谈判以失败告终。新的选举于1931年11月6日拉开序幕，这一次纳粹党再次领先。尽管失去了34个席位和200万张选票，他们还是总共赢得了196个席位，社会民主党以121个席位排名第二，而共产党也有所进步，获得100个席位。

在魏玛共和国濒临垮台的时候，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纳粹的支持率开始下降，他们认为这是纳粹运动即将失势的标志。纳粹的暴力言行开始引发一些选民的反感，而且党内高层之间也出现分裂的迹象。施莱谢尔在12月初接替帕彭成为总理，他打算利用纳粹的内部矛盾，诱导相对温和的“社会主义”派系的领袖格雷戈尔•施特哈瑟加入政府，担任他的副总理。事实证明，这一举动对施特哈瑟是致命的，希特勒原本就一直视其为潜在的对手。最终，施特哈瑟不但没有加入政府，反而不得不从纳粹党内辞职。

美国人试图厘清这一系列选举和政治活动的意义，但他们常常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美籍犹太人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是一名劳工组织者，他于1932年11月抵达柏林。他曾公开承诺，要认真研究德国工人的状况以及工人运动。可后来他只在德国呆了六个月，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衰亡，也亲历了头一个月的纳粹统治。但在他刚来柏林时，他绝不相信希特勒将会占上风。

和记者尼克博克以及交换学生凯斯等人一样，普洛特金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感到震惊。在美国，他曾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LGWU）西海岸片区的组织者。1931年末，联合会决定裁员，普洛特金因而失业了。所以他对大萧条给自己国家带来的后果有最直接的感受，可到了德国以后他才发现，这里的生活条件甚至更加恶劣。

在德国期间，他一直坚持写日记。他在1932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一印象也许具有误导性。他指出，在科隆和柏林的街头，人们“将贫困隐藏得很好”，每个人看上去都衣冠楚楚。“从表面上看你很难相信，上一份失业数据显示，每100人中有44人失业，有些人甚至失业长达三年之久。”

他开始走访当地的一些工会组织，想了解德国人真实的生活。尽管失业者能收到一定数额的失业补助和生活福利，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缓解困境。“你们每个人的公寓里都有浴室——是不是？”一名叫汉斯的陪同人员这样问他。汉斯带他参观了一栋居民楼，一共有120人居住，却没有一间浴室。“他们告诉我，纽约的每一间公寓都有独立卫生间，”汉斯补充说，“来，我带你看看我们有什么。”汉斯领着普洛特金来到一间地下室，推开门，点上火柴，好让他看清那间用木板做成的简易厕所。“你知道有多少家庭使用这个厕所吗？”他说道，“九户人家。光是房间里夜壶的臭味就够呛死你了。回去美国，告诉他们你所见到的这一切吧。”

普洛特金又随汉斯参观了一处出租屋，他观察了一户人家的饮食：一家四口的主餐是土豆拌青鱼或者人造奶油拌土豆。即使是礼拜天，也见不着一星点黄油和肉末。区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由于不断恶化的卫生环境，传染病正大肆蔓延。他解释说，柏林的公共卫生间已经流失了三分之二的顾客，因为他们再也给不起小费了。即使是安装了浴盆的家庭也会重复利用洗澡水以节省暖气费用。

普洛特金也“对街头女郎和她们的轻佻做派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亚历山大广场喝啤酒，一位年轻的女士向他走来，问他是否需要特殊服务，只需要两马克——仅相当于50美分。他拒绝后，她追问他喜不喜欢隔壁桌她的四个朋友，他可以任意挑选。他再次拒绝了，但是提议可以给她买啤酒和香肠。她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但当普洛特金问起有名的穷人区维丁区时，她却嗤之以鼻。她抱怨说那里的女人并不专业，因为他们只“为了一片面包”就可以出卖自己。

在交谈中，这位女士很惊讶普洛特金居然读过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最近出版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该书描写了这个城市穷困潦倒的生活。“你是否记得德布林说过，时间就是一个屠户，人人都在拼命逃离她手中的屠刀？”她问道。“是的，我就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

见到德国的犹太人时，普洛特金发现自己总被同样的问题包围着：美国犹太人的境况是怎样的？“你们美国也有法西斯党派吗？”有人问道。“不，还没有——我们曾有过三K党，但是现在也不复存在了。”他回答说，言辞间还暗示三K党也曾有过巅峰时期。

“那么在美国的犹太人是幸运的，”其中一名德国犹太人这样说道，“在这里我们深受反犹主义之苦，这是我们所知的最为严重的反犹主义。”当普洛特金宣称美国也有反犹主义时，他们不屑一顾，认为二者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在纽约你们会把犹太人扔出地铁吗？”他们反诘，“你们会跑到犹太人开的商店摧毁货物、毁掉商铺吗？”他们指出，联合抵制和威胁犹太人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他还引用了一个说法：“大部分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逼到这样一个境地：几乎没有哪个礼拜五夜晚的祷告不是在战栗中进行的。”

尽管耳闻目睹了德国的贫困和反犹主义，普洛特金对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可能还是深表怀疑——或者说，即便希特勒真的夺权了，他又能维持多久呢。他见过的许多工会领袖都深信，纳粹运动已经到了巅峰。“希特勒主义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其中一个人这样和普洛特金说道，并称共产党的队伍正在逐渐壮大。“一个希特勒主义者在任何时候离开纳粹，都会直接投奔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实力正在日益增强。”

普洛特金决定亲眼去看看纳粹到底是何方神圣。1932年12月16日，他注意到一张宣传海报，纳粹将在柏林体育宫举行一次集会，由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演讲嘉宾。他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发现预计可以容纳15000人的大厅只来了几千人。这名穿着制服的年轻纳粹党人看上去有些沮丧。等到集会开始时，陆续进来了更多的人，但还是有很多座位空着。开场军乐演奏完毕后，也只有寥寥的一些掌声。“好像灵魂出窍一般。”普洛特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尽管人们对戈培尔的“表演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天晚上的集会还是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对德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威胁，”他写道，“我承认我很失望……我是特意赶来看大象的，结果却只看到了老鼠。”

在这一时期造访德国的美籍犹太人也不确定，那些口口声声反对犹太人的纳粹党到底有多危险。诺曼•科温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年轻记者，在后来的广播黄金时代成为非常成功的作家、导演和制片人。1931年，他来到欧洲旅行。他住在海德堡的一个廉租屋里，房东毫不关心政治，但他17岁的金发儿子却是一名忠诚的纳粹党员。他对科温很感兴趣。科温只比他大四岁，也是他见过的第一个美国人。他跟着科温到处跑，用科温的话说，“像一条忠实的狗”。

他们在城里边走边看。科温和他的同伴聊起美国的生活，这位年轻的德国人也阐述了他对自己国家未来的看法。他坚持认为，纳粹将会把德国带领到一个适当的高度，并清洗掉“民族的污点”。科温静静地听着。直到他在德国的最后一天，当他们一起站在海德堡城堡上时，他才告诉这个男孩他也是犹太人，说完后两人都沉默了。在走回廉租屋的一路上，谁都没有主动打破这种沉默。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给科温离开德国造成麻烦。在法国北部旅行的时候，他碰到一位年轻的女性。他试图说服她，对新一轮战争的恐惧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他告诉她：“我们还远没有进入到将战争作为谋取政治私利的工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