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汤普森理所应当在最有名的记者之列。尽管当时她已经不在柏林生活，但她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随丈夫辛克来•刘易斯定居纽约。当她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一些长篇报道时，也常常会来到欧洲——尤其是德国。早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她就一直想见希特勒。当听说他避居在汉夫丹格慕尼黑之外的住处时，汤普森冲到“一个美国女人”的家里，却从海伦那得知希特勒已经离开。她回忆起“一战”期间在纽约与海伦的会面，并宣称早在那时海伦就已经变成了“一名德国的宣传者”。在希特勒从监狱获释后，汤普森又几次尝试采访希特勒，但均以失败告终。她将原因归咎于“他对外国人太傲慢和疏远了”。

和很多美国记者一样，汤普森发现普奇•汉夫丹格是希特勒的随从人员中最惹人注目的一个。“挑剔，幽默，他是你能想象到的最为古怪的一位独裁者的首席新闻官。”她写道。和她的许多同事一样，汤普森也嘲笑他是“一个魁梧的、敏感的、语无伦次的小丑”。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大都会》杂志在1931年11月安排她去采访希特勒时，这些都没有影响她将普奇列为求助对象。辛普森为即将见到希特勒而兴奋不已。入住阿德隆酒店后，她遇到了纽约法勒与莱茵哈特出版社的约翰•法勒。两人很快达成协议：如果她对希特勒的采访顺利，她将立刻为该出版社撰写一部关于这名纳粹领袖的书。毕竟，对这个古怪人物将来能否成为德国领袖以及他的真实面目感兴趣的不只是《大都会》一家杂志。

汤普森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很快就完成了一部短篇著作《我见到了希特勒！》（I Saw Hitler！）。此书在1932年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轰动，因为书中内容基本涵盖了所有从德国流出的政治故事。在书本的前言部分，汤普森毫无保留地给出了自己的全面判断，但有人却持相反观点，即认为这部分应该留给历史学家去评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前进得太快，来不及让历史学家经过深思熟虑再去记录，”她郑重地宣称，“这个时代太快了，不允许我们用长篇大论去记录转瞬即逝的时刻。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记者的时代。”

在采访希特勒时，汤普森并不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和快速判断。她简单地解释了希特勒出狱以后在策略上的变化，即他摒弃了关于“背叛”的说法，转而采取一种新的战略：“合法化”。她写道：“你在柏林再也看不到游行，人们开始‘觉醒’，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将用投票选出党内的独裁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主意。想象一下，一位准独裁者要说服那些有自主权的人们放弃自己的权利。”而这位准独裁者已经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威慑一方”。

汤普森的成名理所当然：她用生动而又简洁的文字直击问题核心。她深谙读者的心理，人们想了解希特勒的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想知道这个策略会不会奏效。她也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没有在文中含糊其辞。

汤普森坦承，这次与希特勒的会面让她非常紧张，她甚至考虑用嗅盐给自己醒脑。在凯瑟霍夫酒店外面，她焦急地等待希特勒的到来。在近一个小时以后，他才姗姗来迟。但随后，她又被要求在普奇的房间里继续等待。汤普森在叙述这些的时候，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不过没多久，她就用华丽的辞藻，将读者一起带入到希特勒的会客厅，也带进她的内心世界。“当我终于走进阿道夫•希特勒在凯瑟霍夫酒店的会客厅时，我相信眼前这位就是德国未来的独裁者，”她写道，“但是不超过50秒后，我就确信我错了。我只用了那么短的时间，就判断出这个吸引了全世界注意的男人其实不值一提。”

“他不修边幅，甚至让人看不清他的长相。他的外形就仿佛一幅拙劣的漫画，整个人看上去虚弱无力，”她继续写道，“他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很健谈，却暴躁而缺乏安全感。”随后，她还提到当时一位名为汉斯•法拉达的德国作家的一部畅销小说，并称“他就是这个小说里‘小人物’的原型”。

汤普森只用寥寥数语就完成了对希特勒肖像的刻画：一缕头发垂落在“稍微有些后塌的额头上”，“一个奇形怪状却又毫无特色”的大鼻子，他行动起来“有点儿笨拙，丝毫没有军人的威严”。但她指出，他的眼睛却引人注意，因为“它们闪烁着独特的光芒，能一眼分辨出谁是天才，谁是酒鬼和疯子”。同时，她也承认希特勒有着“奥地利男人的阴柔魅力”！

在将希特勒“那张收放自如的……演员般的脸”与冯•兴登堡总统那种“像用岩石雕刻出来”的脸以及布吕宁总理那个“18世纪红衣主教的头”进行对比时，她不禁笑了起来：“哦，阿道夫！阿道夫！你不会那么好运的！”

与此同时，汤普森也指出，采访本身并不顺利，同往常那样，希特勒说起话来就像在大会上做报告一样。但采访的内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这个男人以及他的前途的解读。尽管汤普森带领读者切身体味了希特勒在这次采访和自传《我的奋斗》中所阐释的观点（她总结为：“犹太人要对这一切负责。”——并补充道：“如果把犹太人排除在希特勒的计划之外，一切……都不能成立。”），而她真正要传达的信息在于她的结论：“希特勒的悲剧在于他爬得太高。”她预测：“如果希特勒上台，他只会打击最弱势的对手。”她总结称，如果是那样的话，关键就要看由谁来接替他了。

美国读者很可能觉得汤普森的描述和结论的可信度非常高。毕竟她所传达的信息是，希特勒很有可能不会爬到最高位——或者即使他真的上台了，也将是短暂而徒劳的。纳粹活动家库尔特•卢戴克和普奇一样，也试图传授给希特勒一些有关美国的知识，不过他认为首席新闻官普奇就是个骄傲自大的傻子。当《我见到了希特勒！》一书出版时，库尔特•卢戴克告诉希特勒，他要援引“美国最有名的小说家之一的刘易斯夫人”的一些话语。于是，他向希特勒提到了书中关于汤普森认为希特勒不会掌权的那个部分。

“不管怎样，告诉我刘易斯夫人是谁？”希特勒问道。卢戴克回答称，就是普奇引见的那位记者多萝西•汤普森。“是的，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希特勒回答说，“又是汉夫丹格！是他把这女人带过来的……”

但对于汤普森的结论，希特勒似乎并不恼怒，反倒觉得有趣。这让卢戴克大失所望。事实上，希特勒有理由欢迎和鼓励那些对他的威胁只是轻描淡写的报道——实际上他常常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面对汉夫丹格偶尔利用哈佛背景关系联系过来的美国人时。

日后成为全美知名广播播音员的汉斯•V. 卡滕伯恩，是普奇在哈佛的同学和最好的朋友之一。汉斯的父母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后，定居在密尔沃基，他从家人那里学会了德语。在大学时，他担任德国学生会的副主席，而普奇担任主席。20世纪20年代，卡滕伯恩经常去欧洲。当他来到德国的时候，汉夫丹格安排他会见了许多纳粹党人，但是他一直没有见到希特勒，原因是他不愿为一场不确定的采访等待太久。然而，据卡滕伯恩回忆，普奇当时“觉得任何报刊记者或广播评论员都应至少花费一个星期来虔诚地期待元首能屈尊接见他们”。

但在1932年8月16日那天，当卡滕伯恩在柏林的时候，他接到了当时正在慕尼黑的老同学普奇的一封电报，通知他第二天可以采访希特勒，地点是希特勒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寓所。美联社柏林分社总编路易斯•洛克纳打来电话，说他也接到了同样的电报，所以两人结伴前往。他们乘坐夜间列车前往慕尼黑，普奇在火车站迎接他们。当得知赫斯特的记者韦根也在受邀之列时，两人都有些失望。他们越来越觉得，这并非所谓的独家采访。

普奇派了希特勒的专车将他们接往贝希特斯加登。刚抵达目的地，他们就被邀请在一个小酒店的阳台享用午餐，而普奇则前往被卡滕伯恩称为“瑞士小屋”的希特勒的寓所。韦根争论说，他必须要有一场单独的采访，而另外两名记者在得知普奇按照韦根的要求进行了安排后，也显得很高兴。这位赫斯特的大记者仅仅对希特勒做了15分钟采访后就生气地返回了，令其他两人窃喜不已。“那个人已无药可救了，”韦根告诉他们，“每次见他，他都变得更加恶劣。我什么都没有采访到。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发表一大篇演讲。整趟旅行都是浪费时间。”

卡滕伯恩吸取了韦根的教训，决心直入主题。他问希特勒，对犹太人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和洛克纳不一样，我并不在德国常驻，所以没必要那么小心谨慎担心被驱逐。”后来他这样写道。他们步行至希特勒的寓所时，希特勒出来接见他们。他穿了一身黑，包括领带在内。希特勒的衣服由他同母异父的姐妹安吉拉清洗好，晾在外面，在微风中摇摆。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视野很壮观，尽管门外有纳粹的护卫队驻守，“一切都很平静。”卡滕伯恩写道。但当普奇向希特勒低声介绍他们的时候，卡滕伯恩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敌意”。

他们一坐下，卡滕伯恩就发问道：“为什么您的反犹主义并不将战后涌入德国的犹太人和那些世代都是德国公民的善良犹太家庭区分开来呢？”

“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外国佬！”希特勒吼了回去，“你凭什么来问我要怎么样对待外国佬？除非一个人有钱、身体健康、品行良好，否则你们美国人绝不会让他入境。你凭什么来告诉我，哪些人可以进入德国？”

之后，卡滕伯恩继续提出尽可能尖锐的问题，而洛克纳则更多地探问希特勒下一步的政治举措。卡滕伯恩注意到，就像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那样，希特勒并没有真正回答他的提问，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连贯思维的逻辑能力”。和往常一样，希特勒谴责议会制，他坚持认为，“议会制在欧洲从来就是无用的”，他呼吁独裁统治。希特勒称，他期待在德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政权。“如果人民信任他并且请求他来统治整个国家，那么所谓的独裁就是合理的。”他说道。

卡滕伯恩对希特勒的举止和答案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采访过程中，希特勒的猎狼犬来到走廊，想亲近它的主人。但希特勒没有爱抚它，反而是发出严厉的命令：“卧倒！”——这是一句标准的命令退后并躺下的德国驯犬令。猎狼犬很听话，但趁着希特勒沉浸在自己的长篇大论中时偷偷溜走了。“我可以理解，以希特勒的性情、背景和经历可能不屑于对一个美国记者示好。但是看到他对自己的狗也这么严厉冷漠，我觉得很惊讶。”卡滕伯恩写道。

采访持续了45分钟，对于这个人人都在谈论的话题人物，卡滕伯恩明显印象恶劣。而他下的结论则更令人吃惊：“在见到希特勒后，我几乎确信，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智力有限的奥地利平民不可能赢得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效忠。”尽管当时纳粹党已拥有比其他党派都要多的选票和议会席位，卡滕伯恩还是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值得称赞的是，卡滕伯恩坦承自己并不是什么预言家。后来很多人都试图粉饰和修改他们的回忆录，但卡滕伯恩没有这样做。“在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之前，大部分见过他的人都会低估他，”卡滕伯恩在自传里写道，“我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