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预见到了德国即将发生的变化，有的人直到变化发生的前一刻才转变原本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也有人始终固执地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实力被过分夸大了，尽管事态愈发明显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些人中既有德国人，也有当时生活在德国的美国人。

有的人预见到了德国即将发生的变化，有的人直到变化发生的前一刻才转变原本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也有人始终固执地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实力被过分夸大了，尽管事态愈发明显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些人中既有德国人，也有当时生活在德国的美国人。

在预见到德国即将产生变化的人们当中，还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那些坚信自己在智谋和手段上可以完胜希特勒的德国政客。1932年6月1日，新上任的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帕彭邀请美联社记者路易斯•洛克纳一起在总理府享用午餐。在席间，帕彭很有信心地告诉洛克纳，他已经找到了比前任总理更加高明的对付纳粹党人的方法。他解释道，他将对纳粹党采取放任的策略，而不是打压。“我会给予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充分暴露自己的荒谬。”他对眼前的美国记者这样说道。

在帕彭的职务被前国防部长库特•冯•施莱谢尔将军取代后，他又开始采取另一种策略。在与年过八旬的总统冯•兴登堡商定以后——据洛克纳等人描述，当时的兴登堡已是老态龙钟——帕彭认为，想要控制住希特勒的最佳办法是将他任命为德国总理。

施莱谢尔则对希特勒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试图拉拢纳粹党中“社会主义”派别的领导人雷戈尔•施特哈瑟来担任副总理，以此达到分化纳粹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成功，并且他的想法被证明和帕彭的同样幼稚。在12月初正式上任以后，施莱谢尔就天真地认为，德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安定，安定，安定”的时代。在圣诞节期间，他对洛克纳宣称：“如您所见，我做到了，德国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般安定了，甚至连共产党和纳粹党都变得规矩了。这种安定的时间越长久，就越能证明现任政府在维持国内稳定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洛克纳在后来的评论中称，施莱谢尔的想法就像“二年级学生”那般肤浅，他错误地将圣诞期间正常的安定氛围当成了德国进入一个更好时代的信号。

而有关纳粹内部分化的消息和他们在11月6日的选举中下跌的支持率，使得这种安定的假象更加逼真。美国驻德大使萨基特却更担忧德国的第三大党——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增加的席位。在他看来，左翼势力远远要比极端保守的右翼势力危险得多。他认为，要应对共产党所带来的威胁，“必须立即组建一个中央集权的军政府”。尽管萨基特曾提醒华盛顿：希特勒似乎一心想“独裁”，他和戈培尔“都是以歪曲事实来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老手，而且都是不知疲倦的演说家”，但他的语气中仍包含着一丝轻蔑，他将希特勒称为“自P. T.巴纳姆以来最杰出的马戏团演员”。

11月份来到柏林的美裔犹太人、劳工组织者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曾多次前往政治集会的现场，试图弄清纳粹的意图。次年1月初，他再一次目睹了戈培尔的演讲。起初，这位纳粹宣传家的讲话并未激起任何波澜，但当他激愤地谴责犹太人无情杀害了一名年轻的纳粹党徒时，整个现场群情激昂。在当天的日记中，普洛特金写道，这一幕令他想起了自己国家的三K党组织。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崛起，随即控制了大片地区，但他们在政治上的辉煌有如昙花一现。“人们告诉我，德国的纳粹党不会轻易垮台，但我觉得，任何一场如我今晚所见那样倚仗煽动民众情感的运动，除非能迅速掌权，否则其仇恨和情绪的基础就会消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次日的日记中，普洛特金记录的仍是同一个主题。他写道：“纳粹的会议死气沉沉，仿佛提前知晓了失败的结局。”但在最后，他补充了一句警告：“唯一令人不安的是政治性谋杀案件的数量。”三天后，他参加了纳粹的又一次集会。会上，戈培尔再次谴责了“该死的犹太人”。现场气氛狂热，令普洛特金一度以为会“失去控制”，但集会结束后发生的一幕令他印象深刻：年轻的纳粹士兵们身着军服，等候着长官的命令。他们“就像一群小学生那样，围在热狗店前等着店主给他们分发食物”。日记里的措辞也表明了，他很难相信眼前这些吃着热狗的年轻人真的就是危险的杀人工具。

尽管有关这些年轻士兵行凶的报道越来越频繁，但很多富有的德国犹太人似乎并不担心。埃德加•莫勒回忆了他1932年底时在“一位名为安霍特的银行家”家中参加的一次宴请。这里，莫勒很可能把主人的名字拼错了；若真是如此，那这位银行家也许就是汉斯•安霍尔德，他在希特勒掌权后逃离了德国（如今他的宅院已成为美国学会在柏林的所在地）。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当时在场的人中除了莫勒之外，其他都是犹太人。

在饭后咖啡时，有好几人都声称自己曾在希尔玛•沙赫特和弗里茨•蒂森的要求下向纳粹党捐过钱。沙赫特曾在关键的1923年担任德国的货币理事，并因成功解决了恶性通胀问题而备受赞誉，随后他出任国家银行主席，直至1930年。他跟工业家蒂森一样，都是纳粹坚定的拥护者。

莫勒并未掩饰自己的吃惊，他迫不及待地问这位主人到底在想什么。“我真不明白，以色列人民是如何能够存活几千年的，他们的自杀倾向如此明显。”莫勒说道。

“但你并不看好这个家伙。”这位主人回答道。

“可惜我看好他——而且你也应该这么做。”

“只是说说而已。”这位银行家说道，其他人也都不约而同地点头。莫勒称，他们都“认为我无法理解德国人的本质”。

沙赫特，这个曾站在魏玛共和国民主阵营里的人，却并不准备“只是说说而已”。在圣诞节不久前的一次相遇中，莫勒礼貌地询问他有什么假期安排。“我要去趟慕尼黑，找希特勒谈谈。”他说。

“你也去？亏你自称是个民主党人！”莫勒回应道，完全没有了之前的礼貌态度。

“啊哈，你懂什么？你是个愚蠢的美国佬。”沙赫特立刻予以回击。

“那好。那就请你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你期待从希特勒那儿得到什么？”

“除非希特勒掌权，否则德国将永无宁日。”

三周以后，莫勒又一次见到沙赫特，他询问他与希特勒的谈话是否顺利。“好极了，”这位德国银行家说，“他被我牢牢地握在手心里。”

莫勒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从那一刻起，我就预见到了最坏的结果。”

但莫勒并非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12月8日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犹太社会记者贝拉•弗洛姆发现自己身边坐的是大名鼎鼎的韦根。当时，这位赫斯特集团的记者并不长居柏林，但他却有一项特殊的本领，能够出现在“任何政治风暴即将发生的地方”，弗洛姆在日记里写道。

“纳粹党将在什么时候上台？”她开门见山，采用了新闻界一种老套的发问方式暗示对方，自己早已知道问题的答案。

韦根似乎吃了一惊，但他给了一个爽快的答案：“不久以后。”

为什么这么说？“希特勒准备撕毁《凡尔赛和约》，”韦根接着说道，并提及他曾和希特勒的多次会面，“他决心团结起各阶层的德国人民。他的野心并不在于收复战争中失去的殖民地，而在于向中欧地区拓展新的生存空间，重振德意志昔日的辉煌。作为希特勒早期的合伙人之一，卡尔•冯•霍斯赫夫教授已经对‘生存空间’这个问题研究多年。他已使希特勒相信，无论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武力的方式，向东扩张都将是必然之举。”

12月22日，弗洛姆参加了美国总领事乔治•麦瑟史密斯主办的一场宴会。麦瑟史密斯已在柏林驻留两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纳粹党的动向。虽然美国大使萨基特愈发认为施莱谢尔政府已成功地将纳粹党收服，但麦瑟史密斯却不这么看。“德国政府应该立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他在宴会上说，“有众多重要人物已经投向了纳粹阵营，这确实很令人不安。很快，一场政治风暴就会来临，除非我的判断全错了。”

在当天日记的结尾处，弗洛姆加了这样一行字：“我认为我的朋友麦瑟史密斯的判断没有错。”

在六天以后的12月28日，冯•施莱谢尔总理和妻子举行了一次“私密的”晚宴，到场的只有12名宾客。席间，弗洛姆向现任总理转述了韦根关于希特勒不久后就将夺权的预言，但施莱谢尔听后只是置之一笑。“你们这些记者都一个样，”他对弗洛姆说道，“你们不能一直活在新闻的世界里。”

弗洛姆指出，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她和韦根只是其中的两个。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帕彭等人正在“帮助纳粹党上台”。

“我想他们仍然在我的控制之中。”施莱谢尔坚称。

“那就希望‘老人家’会站在你这边。”弗洛姆提到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德国总统冯•兴登堡。

后来两人在施莱谢尔书房里有一段简短的独处。德国总理提到了准备将雷戈尔•施特哈瑟召入到政府里的计划，但弗洛姆对此表示忧虑。虽然施特哈瑟代表了纳粹党中的左翼势力，但在反犹主义上，他和其他的纳粹领导人们并无二致。“那他们对基督教和犹太人的仇恨怎么办？”弗洛姆问道。

“你应该更了解我的，贝拉，”施莱谢尔回答道，“我会让他们放下这一切的。”

在当天日记的结尾处，弗洛姆又加了这样一行评论：“纳粹党从来就不会放下任何有利于他们的东西，要他们抛弃性命都比要他们抛弃信条来得容易。”

但即便是到了影响深远的1933年1月，身在柏林的美国人们经常听到的仍然是关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威胁已经被解除的消息。他们也开始相信，冯•施莱谢尔总理确实已将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间，并在这一次的对决中完胜。1月22日，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与德国服装工人协会的主席马丁•普雷特在柏林的一家人满为患的餐馆里偶遇。普雷特称，希特勒正“被摆弄于四个主子之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置他于死地”。这四个主子指的是两大工业家阵营和纳粹内部的两大派别。因此，普雷特认为，希特勒要么选择自己去现任政府中就职，要么就让他的党内对手施特哈瑟去。“但无论谁去，希特勒都是输家。”他说道。

普雷特推断，施莱谢尔把希特勒当成“马前卒”来用。“走在下坡路上的希特勒，可以帮助施莱谢尔打压共产党的势力，为即将到来的大选扫除障碍。”普洛特金则对此表示怀疑。但普雷特坚持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一方面，施莱谢尔能够利用纳粹的力量去消灭共产党；而与此同时，他可以通过吸纳纳粹的一部分领导者加入联合政府，以达到加剧纳粹内部分化的目的。最终，希特勒所领导的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反对党，纳粹所倚仗的群众基础也将遭到重挫。

但在此之前，德国前任总理帕彭已经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1月4日，他和希特勒在科隆市一位名为库特•冯•施罗德的银行家家中见面。两人共同商讨了驱逐施莱谢尔的策略，而帕彭要做的就是赢得冯•兴登堡总统的支持。虽然两人此次会面的消息被泄露了出去，但施莱谢尔却“对这一针对他的阴谋丝毫不以为然”。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也和施莱谢尔抱有同样的心态，他们认为帕彭和希特勒的这次会面旨在解决纳粹党内每况愈下的财政状况。临时代办乔治•戈登称，“急剧增加”的债务已经开始危害纳粹的活动。纳粹党的赞助者们，他补充道，正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鼓励希特勒到政府中就职，而不是推翻它。

在1月的最后几天，上述这些观点都将被证明是大错特错。面对帕彭煽动起来的日益猖獗的反叛活动，施莱谢尔向兴登堡请求支持，以解散国会。但兴登堡拒绝了，这使得心灰意冷的施莱谢尔解散了政府。接着，兴登堡就如何处置各个政党的问题与帕彭进行了商议，这等于为帕彭亮起了绿灯，让他可以尽情地去做他一直在倡导的事情。1月30日，兴登堡正式授权希特勒组建新政府，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而帕彭担任副总理。萨基特大使将此事称为纳粹党“突然且出乎意料的胜利”。而美联社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则称，此时的帕彭仍然坚信希特勒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洛克纳总结道，言下之意，就是帕彭依然认为，他才是那个“坐在驾驶室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