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笑了起来，热情的笑声让人感到安心。

“马库斯，我想只是你的思维暂时‘塞’住了，就是这么回事。这种‘白纸症’和‘性功能障碍’一样愚蠢至极：这是天才们特有的恐惧，就好比你正要和一个爱慕你的姑娘做爱，想让她体验到地动山摇一般的性高潮时，你的‘小弟弟’突然疲软了。别总把自己当成天才，成天患得患失的，至少先把文字一行行地排出来，灵感自然而然会回来的。”

“你真这么认为？”

“当然。不过你必须先远离那些灯红酒绿的聚会，放下你那些微不足道的挫败感。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应该向你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吧！”

“但是我一直很努力啊！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没干！即便如此，我还是什么也没能写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缺少的应该是一个有益于创作的环境。纽约确实很华丽美好，但也过于嘈杂。你为什么不来这儿呢？来我家，就好像你还是我学生时那样。”

远离纽约城，换换空气。这一邀请对于试图逃离现实生活的我再合适不过了。为了寻找新书的创作灵感，去美国的乡下，在那里还有我的老师作陪，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于是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2008年2月中旬，我去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欧若拉小镇，并在那里安顿了下来。而我将要讲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发生在几个月之后。

在2008年夏天震惊全美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人听说过欧若拉。这是一个海滨小镇，离马萨诸塞州的边界只有15分钟的车程。小城的主干道上有一家电影院，里面上映电影的时间总是比全国其他地方要晚。街上还有几家商店、一家邮局、一个警察局和屈指可数的几间餐厅。其中“克拉克之家”可以算是小城里年头颇为久远的餐厅了。道路四周的住宅区很安静，房子的外墙都由彩色木板拼成，还带有颇具风情的挑棚，屋顶铺的是深灰色的板岩，花园中的草坪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这里是典型的美国内地乡镇，居民们关门都不上锁。这种地方似乎只会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这里，安静到让人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我对欧若拉小镇很熟悉，因为当我还是哈里学生的时候就经常来这里。哈里那美丽的房子是由石头和大块的松木搭建起来的，位于城外朝缅因州方向的第一大道旁。它的边上是一个海湾，在地图上被称为鹅弯。这座屋子简直就是为作家而建的，它面朝大海，还带有露台，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到上面坐一坐，露台的楼梯直接通向沙滩。房子笼罩在一片原始的静谧之中：海滨树林、成片的鹅卵石和一排排的巨石、湿润的蕨类植物和青苔，还有几条可漫步的小径顺着沙滩延伸开来。如果不是知道几英里之外就有人类文明的痕迹，我们甚至会以为自己到了世界尽头。在这里，可以很轻易地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位老作家在他的露台上，从潮汐和日落中获取灵感，写出了一本本绝世佳作。

2008年2月10日，我的稿纸上还是空空如也。我忍无可忍，离开了纽约。那时，整个国家已经因总统预选开始沸腾起来。就在几天前，“超级星期二”（那一年该活动特意从3月挪到了2月，这也预示着那年的与众不同）的结果已经让共和党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拿到了一张总统大选的门票。而在民主党那一边，希拉里·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激战正酣。我一口气就从纽约开车到了欧若拉，冬天里的大雪把我的四周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我喜欢新罕布什尔州，喜欢它的宁静，喜欢这里巨大的森林。我喜欢那些铺满睡莲的池塘，夏天可以下水游泳，冬天可以在上面滑冰。我喜欢这里不需要为收入上税。这是一片自由的乐土，那些从我车边飞驰而过的汽车车牌上印着“要么自由地生，要么死”，这句口号正是对这种自由精神的概括。每一次到欧若拉暂住的日子里，我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精神，并为之折服。我记得我到达哈里家的那天十分寒冷，大雾弥漫。一到这里，我的内心立刻变得宁静祥和。哈里就在他家的门廊下等着我，身上裹着厚厚的冬衣。我下了车，他走上来迎接我，将双手放到我的肩上，对我报以灿烂的微笑，他的笑容让我感到安心。

“你怎么了，马库斯？”

“我不知道，哈里。”

“嘿，别多想了。我知道，你一直是个多愁善感的年轻人。”

还没来得及整理好行李箱，我就和哈里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他端来了咖啡。壁炉里的火燃烧着，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屋子里很温暖，然而从巨幅的落地玻璃窗向外望去，大海在寒风中呼啸翻滚，白雪飘落在露出海面的礁岩上。

“我几乎忘了这里有多美。”我低声道。

哈里表示赞同。

“放心吧，我的小马库斯，我会好好照顾你的。你将会为我们写出一本惊世之作。千万别着急，所有优秀的作家都会经历这种艰难的时刻。”

他那从容自信的神情对我来说是何等熟悉。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我从未见过一丝迟疑：他充满自信，浑身散发出天生的威严。他就快67岁了，但仍然精神矍铄。他那一头银丝总是梳理得整齐得当。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强壮的身躯，这得益于他常年参加拳击训练。不错，他是一位拳击手，也正是因为这项运动，这项我曾经玩命练习的运动，才使得我们俩在巴若斯大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哈里和我的相识，我将在下文中细说，那些将我俩紧密相连的事件都非比寻常。1998年，他走进了我的生活，当时我刚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巴若斯大学。那时哈里57岁，已经在这所规模不大的乡下大学的文学系任教差不多15年了。这里气氛祥和，学生们友好礼貌。在此之前，和所有人一样，我知道哈里·戈贝尔是位知名的大作家。但在巴若斯大学，我认识了那个简简单单的哈里，即使我们年龄相差甚远，他最终变成了我最亲近的知己，也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位作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哈里凭借他的第二本小说《罪恶之源》一举成名。这本小说卖出了1500万册，也让他斩获了国内最权威的两项文学大奖：国家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之后，他会定期出版书籍，并在《波士顿环球报》上负责撰写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专栏。他绝对算得上美国知识界的一位大人物：他举办过很多个人讲座，经常被邀请参加重要的文化活动。他的政治观点也备受重视。他是一个受人敬仰的人，是国家的骄傲，是美国的精英之一。我希望在他家待上几个星期，让他把我重新变成一个作家，重新教会我如何跨越这“白纸症”的深渊。我有一种感觉，哈里虽然知道我的处境艰难，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不正常。“作家们都会有大脑空白的时候，这是这个职业所要面对的风险，”他对我解释道，“你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问题自然会一点点解决。”他让我在一楼的书房里工作，他就是在那里写出了一本本小说，当然也包括《罪恶之源》。我在书桌前待了好长时间，却一直被窗子另一侧的海洋和白雪所吸引。在给我送咖啡和食物的时候，他看到我一副绝望的神情，于是试图让我打起精神。有一天早晨，他终于开口对我说：

“别难过了，马库斯，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像是要死了一样。”

“差不多。”

“别这样，你可以担忧这个世界是否正常运转，又或者对伊拉克战争忧心忡忡，但实在没必要为了几本破书而烦扰不堪！一切都才刚开始呢。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可悲，是因为你没有了写作的灵感。但是你应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你已经有一本很棒的作品了，而且声名大噪，你的新书只是在构思上遇到了困难，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你……你就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他大笑了起来。

“白纸症？你开玩笑吧，我可怜的朋友，我遇到的问题比你能想到的要糟糕得多。”

“我的出版商说，假如我写不出新书来，我就彻底完蛋了。”

“你知道出版商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都是一些不成功的作家，凭着老爸的几个臭钱才能将别人的才华据为己有。放心吧，马库斯，一切都会重回正轨的。大好的前程就摆在你的面前，你的第一本书已经很了不起了，第二本书会更好的。别担心，我会帮助你重新找回灵感。”

我不相信逃离到欧若拉就能找回灵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确实实让我好受了很多。对于哈里来说也是一样，我知道他常常感到孤单：他没有家人，也没有太多娱乐消遣。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日子，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幸福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会一起沿着海岸漫步，一走就是很久。我们会一起重温那些经典的歌剧，一起在雪道上踏行，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一起到当地的超市里采购那些为捐助美国退伍军人而贩卖的鸡尾酒、小香肠，它们是哈里的最爱，他认为这是美国攻打伊拉克唯一的好处。我们也经常去“克拉克之家”吃午饭，在那儿一待就是一下午，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论人生，就像我还是他的学生时那样。欧若拉人人都认识哈里，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也开始认识我了。其中，和我打交道最多的两个人要数“克拉克之家”的老板娘珍妮·道恩以及小城图书馆的志愿管理员厄恩·平卡斯了。厄恩和哈里走得很近，他有时会在傍晚来鹅弯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图书馆读一读《纽约时报》。我去的第一天，就看到厄恩把我的书放到了前面很显眼的展架上。他带着骄傲的神情对我说：“瞧，马库斯，你的书一直排在第一位。它是过去一年被借得最多的书，你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来？”

“老实说，我现在提笔有些困难。我就是为了寻找灵感才来这儿的。”

“别着急，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绝妙的构思，我确信无疑。你会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的。”

“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不太清楚，你才是作家，但是必须选一个能让大家产生浓厚兴趣的题材。”

30年来，哈里在“克拉克之家”总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也就是那张17号桌。珍妮在上面钉了一块金属牌，上面写着：

1975年夏，哈里·戈贝尔在此写出了《罪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