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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挺进纽约华尔街

 


  如果说奔赴纽约华尔街是战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后落户到了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则纯属战术上的偶然。

  找工作的途径主要

 
有三:看广告寄简历,找猎头公司,朋友引荐。根据统计数据,这其中以第一种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试想,一个招聘广告,会吸引成百上千个应征者,要想在这浩瀚的人堆里脱颖而出,岂不是大海捞针,茫茫无期?而第三种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为如果有内应的话,公司对征召人员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征召应聘过程中令人头疼的繁文缛节。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奖金激励制度,凡为公司找到一个需要的人才,奖金一千或两千美元不等。我当时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对华尔街的工作运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赖的主要是猎头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请的这种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猎头公司帮助物色。当然,猎头公司的报酬也不菲,一般为所雇员工几个月的收入。所以,猎头公司也相当积极卖命,力促般配成交。

  待我金融知识的佛脚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点底气,便开始小试身手,斗胆地向华尔街挺进,同公司进行面谈,万里长征总得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个学习摸索过程,看看自己迈向金融市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惨败而归,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起初自然是碰壁连连。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对自己也没有过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处之,说一句"whatever!"(管它呢)。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整旗鼓,再接再厉。

  归纳起来,我当时有几大弱势,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经验。华尔街的公司大都势利实用,雇了员工就要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误。而我尽管有自以为是的理论功底、计量工具,别人看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当了教授,肯定觉得我脑子还听使唤。但我对具体产品的定价营销、市场规范等一无所知,不可能马上上手操作。一个公司若雇了我,还得花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培训,让我熟悉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steep learning curve"(很陡的学习曲线),要从零状态突飞猛进到专家熟手状态,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他们情愿保守一点,雇个已经在市场上跌爬滚打过的员工。记得当时同一家大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部门面谈,感觉还不错,几轮都谈下来了,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干过几年,从其他银行跳槽来的候选人。

  我没有实际经验,这是事实,但每个人都有这个从无到有的突破,都要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多零的突破,说明了总会有公司愿意招募新人,培养新手,愿意"放长线钓大鱼",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总体贡献上,我只不过是要找到这种公司、这种部门而已。同时,我也对自己有所要求,多对市场做些了解,来弥补缺陷。

  另外一些弱势包括我来自加拿大,而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者。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自我唯上,容易将加拿大的人物、事物边缘化,不屑一顾。其实,加拿大几所品牌大学的教育还是非常严谨苛刻的,它们总在用美国一流学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标准、严要求看齐,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关心培养。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恶补了很多知识,增强了能力,树立起在北美这个社会里生存和发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当时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对学生要求甚严,尤其是在数量统计方面,上课全用数字符号论述,很少文字表达,不习惯的像是在听天方夜谭。我经常说,这个经济学学位,不亚于物理学学位,啃下来不容易。更何况,它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呢!难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国,是否会有如此扎扎实实的长进,是否会在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是否会轻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样,现在别人的偏见歧视,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我只有以后在工作上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

  在寻找工作和同别人的交谈中,也要学会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比如,我知道自己不能做衍生证券的模型师,那些工作需要极度深奥的数学微分积分方程知识,一般都是数学、物理博士的拿手好戏,他们看微分积分方程符号,就像看文字一般从容自如。而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现在即便是提着灯笼,都赶不上。能读懂数字符号,了解个所以然和之所以然,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无从谈起对模型进行修改、建树和创新了。

  另外,我也不喜欢做需要花大量时间编写模型程序的工作。这类工作,在各种数理模型盛行的华尔街,有着大量的需求,需要专业人士将模型做具体实施运用。但向这类工作方向发展,基本上意味着自己还要去学习新的程序语言,而这通常又是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长项。我可以去学一点语言,看懂程序,但不喜欢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写语言程序上,觉得不够"金融"。同时,我也不愿意去银行再当个经济学家,来回讨论一些宏观经济变量。

  我可以而且喜欢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上述的住房抵押债券,我对风险管理很感兴趣,包括市场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这些方面,需要很多市场知识和统计学技能,把各种产品进行归纳总结、量化分析。我对基金管理也很感兴趣,它对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知识有很高要求,我会学有所用。基金管理是属于前台业务部门,亏损盈利,立竿见影,应该会比较兴奋刺激。我并且认定基金管理,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基金的基金,或其他五花八门的名称,将是金融业里发展最快的行当。因为它类似金融产业内部的中介机构,虽然不参与金融产品的研发定制,但随着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它将起着重要的分门别类、量体裁衣、专款专用等促进资金最合理分配的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公司对学校出来的学究也还是有不少成见的:其一,认为他们不谙人间事理,清高孤傲,乐于批判,而不善于团结上下级和同事;其二,认为他们只注重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理论模型上的完美精致,而不顾实际操作运用的可行性、短平快等。

  这种成见不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因为学校的环境和要求与公司的氛围大不相同。学校里是一个扁平型组织结构(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没有那么多头头脑脑,上上下下,每个教授就像是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专心致志做好自己一摊事,系里事务由一大堆委员会统筹规划,系主任也主要是充当召集人、协调员的角色,而非握有生杀大权的老板。所以,当教授的人际关系颇为简单,只要做好学问教好学生便可,脑子里不需要紧绷一根处理好上级下级、老板同事关系的弦。相反,教授的脑子里老得要紧绷一根批判的弦,反问诘问别人的说法、做法,这样,自己的文章理论才能标新立异,才能有发表的可能。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若习惯成自然带到公司来的话,便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众矢之的。

  公司是一个层级型组织结构(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上下等级,壁垒森严。上级有他的指令,下级有他的服从。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团队协调配合精神。所以,批判指责型作风,不利于团结,反而会众叛亲离,欲速则不达。自然,公司有强烈的务实性,做的东西不求精致完美,但求成效快、回报大。所以,学究在公司的氛围里,会遭受文化冲击,需要及时妥协调整,以适合新形式、新环境的要求。

  至于说我是女性,是亚裔,这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就业机会呢?我没有亲身感受到对女性、对亚裔的歧视。现在美国人学乖了,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的社会呼声和法律纠纷上,他们最起码在公开场合上表现得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上正确),言谈举止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我倒是当面听说了他们对加拿大人的歧视,瞧不起加拿大的毕业生。不管怎样,偏见和歧视总是显性、隐性地存在,不可否认。重要的是不要让它过多妨碍你的工作和生活。我是凭本事吃饭,自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别人也是看了我的履历才同我交谈,谈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在华尔街工作的亚裔女性不乏其数,说明她们总还能破除偏见,争得一席之地。

  按照华尔街过来人的说法,凭我的履历,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只是迟早的事。有不如我条件的,也照样得到容纳。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市场浩瀚深广,聚集了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聚集了金融界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错落有致,适合各类人才各种背景。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只要你有点才能,华尔街便能有你用武之地,你便能找到niche(合适位置)。所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华尔街是智力的竞技场,才能的演绎厅,只要有才能,便能找到买家,受到青睐。而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则更是趋之若鹜,希望得到更高的提升。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各种各样背景的都有,我属于科班出身,其他的专业更是五花八门。公司有时候干脆就把面谈变成智力测验了,看看你的脑袋瓜子是否聪颖敏捷,而不只是在乎你的学历学位。

  经历过几次挫折,开始知道自己的长处短项,认识的纽约朋友逐渐多起来,学会了怎样同面谈者对答如流,接下来的路似乎越走越宽,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推荐我去美联储的纽约联储面谈的时候,我感觉已是水到渠成了。 

  书  名:《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

  出 版 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  者:卢菁

  出版日期:2007 年 11 月

  定  价: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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