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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最后一门课程(1)

    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 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 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 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 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 白色的T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①。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 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 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①源于哈莱姆区的一种黑人舞蹈,流行于三十和四十年代。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 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 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②。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②卢•格里克是美国棒球运动员,患此症病故。后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帐户。 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 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融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 法再站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 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 抽水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 气,吸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 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 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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