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最后一门课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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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 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荫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 裤。大地鞋①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①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看舒适的方头鞋。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芯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入校
当我那辆租来的车子拐上莫里在波士顿一个僻静的郊区西纽顿的那条街时，我手里握着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间夹着一只手机。我正在跟一个电视制片人谈 一个节目。我的眼睛在数字钟一离我返回的班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和树木成行的街道上那些邮箱号码之间跳来跳去。车上的收音机打开着，那是新闻台。这就是 我的生活节奏，一心可以五用。
“把带子倒回去，”我对制片人说，“让我把那部分再听一遍。”
“好的，”他说，“稍等片刻。”
突然，那幢房子跃入了我的眼帘。我踩下刹车，咖啡晃出了杯子。车停下后，我瞥见了车道上的那棵日本大槭树和它旁边坐着的三个人。坐在两边的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中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莫里-----看见我的老教授，我惊呆了。
“喂”广制片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你还在听吗？……”
我有十六年没有见到他。他的头发更稀了，几近花白，形容枯槁。我突然感到我还没有准备好重逢——至少，我眼下还得先应付完这个电话——我希望他并 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再驶过几个街区，办完我的公事，做好心理准备。但莫里，这位我曾经是那么熟悉但现在又是那么陌生、那么憔悴的老人，此 时正对着车子在微笑。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等待着我从车子里出现。
“喂，”制片人又在喊。“你在听吗？”
为了我们多年的相处，为了莫里曾经给予我的那份体贴和耐心，我应该丢掉电话，跳出车子去拥抱他，去吻他。
但我没那么做。我关掉了引擎，蹲伏下身子似乎在找东西。
“是的，我在听，”我压低嗓门继续同制片人在交谈，直到把事情谈妥。
我做了我最擅长的事情。我仍在关心我的工作，尽管来日无多的老教授在他门前草坪等着我。我并不引以为自豪，但这正是我所做的。
五分钟后，莫里拥抱了我，他稀松的头发擦过我的脸颊。我告诉他刚才我在找钥匙，所以在车里呆了那么久。我更用力地抱住他，似乎想挤碎我的小谎言。 虽然春天的阳光暖融融的，他却穿着一件风衣，腿上还盖着毯子。他嘴里发出一股淡淡的酸味，那是正在服药的人常有的一种气味。由于他的脸凑得离我很近，我能 听见他吃力的呼吸声。
“我的老朋友，”他轻声说，“你终于回来了。”
他倚着我摇晃着身子，始终没和我分开。当我俯下身去时，他的手抓住了我的肘部。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能保持着这份感情，我感到十分惊讶。但再一 想。正由于我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了一堵石墙，所以我会忘记我们曾有过的亲密，我记起了毕业的那天，记起了那只皮包和我离开时他的泪花。但我没有流 露出来，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他记忆中的赠送他礼物的好学生了。
我所希望的是，我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蒙住他的眼睛。
进屋后，我们坐在一张胡桃木的餐桌旁，靠近一扇能望见邻居宅院的窗户。莫里在轮椅上不停地动，想使自己坐舒服些。他想请我吃点什么，这是他的习 惯，我说好的。助手中有一位名叫康尼、长得很结实的意大利女人端上了切好的面包。土豆，以及放有鸡肉色拉。鹰嘴豆泥和小麦色拉的盘子。
她还拿来了药片。莫里朝它们看看，叹了口气。他的眼睛凹陷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颧骨也突得更出了。这使他显得更苍老——只有他笑的时候，那松垂的脸颊才像帷幕一样收拢起来。
“米奇，”他轻声说，“你知道我离死期不远了。”
“我知道。”
“那好，”莫里吞下了药片，放下纸杯，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慢慢地呼出来。“要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死亡是怎么回事？”
“是的，”他说。
虽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开始了。
那是我大学的第一年。莫里的年龄比大部分教师大，而我却比大多数学生小，因为我提前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为了在校园里不显得稚嫩，我身着旧的灰色无 领长袖衫，常去当地的体育馆打拳，走路时还叼上一支没有点燃的烟，尽管我不会吸烟。我开的是一辆水星牌的破车，震耳的音乐声从没有摇上的车窗里传出来。我 竭力表现出粗野的个性——然而，莫里的和蔼吸引了我，而且，也正因为他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孩子，于是我释然了。
我上完了他的第一门课，又选了他的另一门课程。他是个打分很宽松的教授，不太注重分数。据说有一年，那是在越战期间，莫里给所有的男学生都打了A，使他们能获得缓役的机会。
我开始称呼他“教练”，就像我称呼高中的田径教练那样。莫里很喜欢这个绰号。
“教练，”他说。“好吧，我会成为你的教练，你可以做我的上场队员。凡是生活中美好但我又老得无法享受的东西，你都可以替我上场。”
有时我们一起在餐厅用餐。令我高兴的是，他比我还要不修边幅。他吃东西时爱说话，还张大嘴笑，从他满嘴的鸡蛋色拉和沾着蛋黄的牙缝里传出富有激情的思想。
他让我捧腹大笑。在我认识他的那段时间里，我最强烈的两个愿望是：拥抱他和给他一张餐巾纸。
教室
阳光从餐厅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硬木地板。我们在那儿已经谈了近两个小时了。常有电话打来，莫里让他的助手康尼去接。她把所有打电话来的 人的名字记录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记簿上：朋友，默念师，讨论小组，想为某本杂志给他拍照的摄影师。显然，我不是唯一有兴趣访问他的人——“夜线”节目 使他成了名人——但我还是对他有那么多的朋友而感到惊讶，甚至还有些忌妒。我回想起大学时那些围着我转的“哥们”，他们如今在哪里呢？
“你知道，米奇，因为我是个快死的人，所以人们才对我感兴趣。”
你一直是个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并不好，我心里在想。
“原因在于，”他说，“人们把我视为一座桥梁。我不像以前那样活着，但我又没有死……我类似于……介于两者之间。”
他咳嗽起来，随后又恢复了笑容，“我已经踏上了最后的旅程——人们要我告诉他们该怎样打点行装。”
电话铃又响了。
“莫里，你能接吗？”康尼问。
“我正在接待我的老朋友，”他说，“请他们待会儿再打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热情。我几乎已经与十六年前离开了他的那个有出息的学生判若两人。如果没有“夜线”节目，莫里也许到死也不会再见到我。对此我没有任何正儿八经的理由，除了人人现在都会找的借口。我一心一意关心着自己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么啦？我问自己。莫里尖细、嘶哑的嗓音又把我带回到了大学时代。我那时视有钱为罪恶，衬衫加领带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枷锁，没有自由、貌似充实的生活——骑着摩托。沐着清风，游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峦——并不是有意义的生活。可我现在怎么啦？
八十年代开始了。九十年代开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秃顶接踵而来。我是用许多梦想在换取数额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莫里却又在谈美妙的大学生活了，仿佛我只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
“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为社区贡献过什么吗？”
“你对自己心安理得吗？”
“你想不想做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来，我的心绪被这些问题彻底搅乱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为钱而工作，我会参加和平队①，去美丽的理想乐园生活。
①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1961年，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雇同一个报社，进出同一家银行，光顾同一家理发店。我已经三十有七，比做学生那会更有能耐，整天泡在电脑，调制 解调器和手机里。我专门写有关富有的运动员的文章，他们一般对我这样的人也是很在意的。我在同龄人中已不再显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无领长袖衫或叼着没有 点燃的烟来作修饰。但我也不再有边吃鸡蛋色拉边长谈人生的机会。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然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感到不满足。
我怎么啦？
“教练，”我突然记起了这个绰号。
莫里面露喜色，“是我。我还是你的教练。”
他大笑着继续吃他的东西，这顿饭他已经吃了四十分钟。我在观察他，他手的动作显得有点笨拙，好像刚刚在开始学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 在颤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费很大的劲，然后再咀嚼好一阵子才咽下去，有时食物还会从嘴角漏出来，于是他得放下手里的东西，用餐巾纸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 皮肤上布满了老人斑，而且松弛得像一根熬汤的鸡骨头上悬着的鸡皮。
有一阵子，我们俩就这么吃着东西。一个是患病的老者，一个是健康的年轻人，两人一起承受着房间里的寂静。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寂静，然而感到难堪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开口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所以许多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
“唔，首先，我们的文化并不让人觉得心安理得。我们在教授一些错误的东西。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要比我——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更不幸”。
“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份？”
他毫不自怜自哀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莫里，一个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个再也不能去开门，不会自己擦干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 人，怎么会对命运表现出如此的乐于接受？我望着他费劲地使用着叉子，好几次都没能叉起一块番茄——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无法否认，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 一种神奇的宁静，就像当年校园里的清风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表——习惯的驱使——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在想换一班飞机回去。这时莫里做了一件至今都令我挥之不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会怎么死吗？”他问。
我扬起了眉毛。
“我会窒息而死。是的，由于我有哮喘，我的肺将无法抵御疾病的侵入。它慢慢地往上跑。现在它已经侵蚀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会侵蚀到我的手臂和手。当它侵蚀到我的肺部时………”
他耸了耸肩膀。
“厖我就完蛋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嗫嚅道，“嗯，你知道，我是说……你不会知道……”
莫里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米奇。你不必害怕我的死。我有过美好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迟早的事。我或许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别这么说，我紧张地打断了他。没人能预料——
“我能预料，”他轻声说。“甚至还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是一位医生教我的。”
测试方法？
“吸几口气。”
我照他说的做了。
“现在再吸一次，但这次当你呼气时，看看你能数到几。”
我快速地边呼气边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吐完这口气时我数到了七十。
“很好，”莫里说，“你有一个健康的肺。现在看我做。”
他吸了口气，然后轻声、颤抖地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他停住了，气喘吁吁。
“当医生第一次让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能数到二十三。现在是十八。”
他闭上了眼睛，摇摇头。“我的油箱已经空了。”
我有些紧张地做了个拍大腿的动作。该结束这个下午了。
“再回来看看你的老教授，”当我拥抱着和他道别时莫里说。我答应我会来的，这时我尽量不去想上一次我作一允诺的时刻。
我在学校的书店买了莫里为我们开出的书，比如《青春》、《个性和危机》、《我与你》、《分离的自我》等。这些书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进大学前我不知道人际关系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门学术性课程。在我遇到莫里之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对书本的感情是那么真实且富有感染力。有时放学后，当教室里空无一人时，我们开始作认真的交谈。他问及我的生活，然后引用艾里奇•弗罗姆、马丁 •布贝尔和埃立克•埃里克森的一些论述。他经常照搬他们的语录，然后再用自己的见解作注脚。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个真正的教授，而不是长辈。有 一天下午，我在抱怨我这一代人的困惑：我分不清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什么是别人期望你做的。
“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反向力？”他问。
反向力？
“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叉注定要去做另一件事。你受到了伤害，可你知道你不该受伤害。你把某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尽管你知道不该这么做。”
“反向力，就像是橡皮筋上的移动。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它的中间。”
听上去像是摔跤比赛，我说。
“摔跤比赛。”莫里大芙起来。“是的，你可以对生活作类似的诠释。”
那么哪一方会赢？我问。
“哪一方会赢？”
他对我笑笑：眯缝的眼睛，不平整的牙齿。
“爱会赢。爱永远是胜者。”
点名
几个星期后我飞往伦敦。我是去报道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那是世界顶级的网球比赛，也是少数几个没有观众喝倒彩，没人在停车场上喝得酪叮大醉的体 育场合之一。英国很暖和，多云的天气，每天早上我在网球场附近的林荫道散步，不时碰见排着长队等退票的孩子以及叫卖草毒和冰淇淋的摊贩。网球场的大门外有 一个报刊亭，卖五六种套色的英国通俗小报。裸体女郎的特写照片、“拍拍垃圾”的皇家新闻照片。星象算命书。体育杂志。抽奖比赛以及少量的时事新闻。他们把 当天的热门报道写在一块倚靠着报纸堆的黑板上，它们通常是：黛安娜与查尔斯不和或加扎向球队要几百万！
人们很欢迎这些通俗小报，津津有味地读着那些小道新闻。前几次来英国时我也这么做，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读到那些元聊的东西，我就会想起 莫里。我脑子里老是出现他在那幢长着日本槭树且铺着硬木地板的房子里数着他的呼吸次数。挤出每一分钟时间去陪伴他所爱之人的情形。而我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 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什么电影明星啦，超级模特啦，有关迪公主，玛多娜或小肯尼迪的传闻啦。说来也怪，虽然我悲叹莫里来日无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 的充实。我们为何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谓的琐事上：什么电影明星啦，超级模特啦，有关迪公主，玛多娜或小肯尼迪的传闻啦。说来也怪，虽然我悲叹莫里来日无 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的充实。我们为何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谓的琐事上？O•J•辛普森的案子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为了收看这一报道而情愿放弃整个 午饭的时间，还要再预录下来不及看完的部分到晚上补看。他们并不认识辛普森，他们也不认识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其他人。然而他们却甘愿为此浪费掉时间，整日、 整个星期地沉溺在他人的闹剧里。
我记起了上次见面时莫里说过的话：“我们的文化并不让我们感到心安理得。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
莫里，就像他说的那样，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早在他患病之前就这么做了。小组讨论，和朋友散步，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 叫绿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他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他情愿花时间去享 享口福和赏玩自然，而从不浪费在电视喜剧或周末电影上。他建立了一种人类活动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这一模式充实着他的生活。
我也建立了我自己的文化：工作。我在英国干四到五份新闻媒体的工作，像小丑一样地跳来跳去。我一天在电脑上要花八个小时，把报道传送回美国；此外 我还要制作电视节目，跟着摄制组走遍伦敦的每一个地方。我还要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主持听众来电直播节月。这份负担确实够重的。几年来，我一直将工作视为我 的伴侣，把其它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在温布尔顿，我就在小小方方的工作台上用餐，权当完成任务。有一天，一群发了疯似的记者拼命追踪阿加西和他那位有名的女友波姬•小丝，我被一个英 国摄影师撞倒了，他只咕哝了一声“对不起”便跑得没了人影，他的脖子上辇着巨大的金属镜头。我不由地想起了莫里曾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许多人过着没有意 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慵慵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 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想他是对的。
尽管我在反其道而行之。
公开赛结束了——我是靠无数咖啡才摔过来的——我关掉电脑，清理完工作台，回到了住处打点行装。已经是深夜了，电视里早已没有了画面。
我飞回底特律，傍晚时才到达。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头倒在了床上。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我那家报纸的工会举行了罢工。报社关闭 了。大门口站着纠察队员，请愿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作为工会的会员，我没有选择。我突然之间、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老板处于对立 面。工会的头给我打来电话，警告我别同任何我以前的老总们接触，如果他们打电话来解释，就挂断电话。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电话和谣言传来，说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 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 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 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 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 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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