拮据的求学时光

从山村走到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都要用钱买。褚时健的学费靠没日没夜烤酒来挣取，身上哪有闲钱。谁承想，他偏偏就遇上了小偷，一个月的伙食费都被小偷偷走了。当时，他已经结识了一个要好的同学，叫普在兴，正赶上这时候他家的钱也没寄到。两人凑到一起商量出了个办法，一天吃一餐。好在那时学校放假，不用上课。两人早上不起床，一直躺到十一点半才起来，走到正义路转华山西路的路口处。那里有一家吃包饭的小饭铺，穷学生们经常光顾。

吃包饭的饭铺，规矩是米饭管够，菜只有一份，而且菜量不多。褚时健和普在兴有办法，先用辣椒面和盐巴拌饭，吃它四五碗，然后才用菜下饭，再吃个四五碗。这样一顿饭下来，每人都是八九碗，别的食客看得目瞪口呆。这种吃法连褚时健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离开饭铺后，他悄悄对普在兴说：“都照我们这种吃法，饭铺非倒闭不可。”

平日放假，褚时健最爱的就是打篮球，这活动耗费体力，现在也不敢打了。校舍里其他同学都不在，他们俩正好床对床，两人就躺在床上聊天，一直聊到深夜。褚时健日后自嘲道：“其实饿着肚子睡觉，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电影也看不起，没办法，我们只好聊天，聊到第二天天亮。到了十一点半，我们两个又去吃一回。”

这种状况直到普在兴家的钱寄来才算结束。两人吃一份，总比没有强。

管理初体验：当选伙食委员

抗战后期，昆明物价一度高于全国，币值剧贬，物价飞涨，物资匮乏。褚时健清楚地记得，物价涨得最快的那段时间，货币贬值贬到上午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钱，下午半斤米都买不到了。

穷学生的生活费不多，用起来处处捉襟见肘，对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学生来说，吃不饱饭是那时记忆最深的事情。褚时健说：“我当时总结出一个吃饭的方法，食堂开饭的时候要排着队进去，我就争取人少的时候先进去，进去以后我只打半碗饭，别人打满满一碗，还没吃到嘴，我这半碗已经两三下扒完了，再去满满打一碗，这就等于他们每顿吃一碗，我可以吃到一碗半。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我吃饭都比别人快。”

1944年冬日的一天，堂哥领着他到学校附近小巷里的一间小屋去拜访闻一多先生。小屋里，闻先生正在昏暗的灯下刻章。褚时健和堂哥一起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他万万想不到，闻先生住的地方这么简陋。

从闻先生家出来后，堂哥告诉他，你看见外面挂的“闻一多治印”的招牌了吗？闻先生是金石名家，放到过去，他的刻章求都求不到，现在昆明的物价这么高，先生一月的工资不够八口之家的衣食开销，他是用自己的金石篆刻之技，赚一点儿生活费。

褚时健后来知道，其实不只闻先生，很多大学者、名教授，在昆明的生活都远不能和当初在北平、天津时相比，但他们坦然面对，用各种方法渡过难关。这种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风范，让他敬佩不已。褚时健想，教授们尚且如此，年轻人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当时龙渊中学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学生管理。买东西、记账都是学生负责，这个负责的学生叫伙食委员，伙食委员是由学生选举的。校方的事务主任把收到的伙食费交给伙食委员，买米买菜等一切事项，就由他来安排。

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褚时健精于计划、行动果断的特点，选他当了伙食委员。

褚时健说：“大家选了我，我就要负责任，要把食堂办好，这才是我的性格。”他认为，要想管好伙食，关键是买米买菜，买得价廉物美，伙食就能办好。而要想价廉物美，先得搞市场调查，摸摸行情。

那时，有些米店头天晚上给大米加点儿水，这种潮米称起来重，但煮饭就煮不涨。还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骗顾客，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来又白又亮，但淘米时白石粉一洗就掉，出饭量就打了折扣。褚时健从小练就的生活技巧此时发挥了作用，这些伎俩瞒不过他。他抓点儿米一看，就知道干得是否透；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没有回过水；用手一搓，就晓得加没加石粉。几天工夫，就连市区哪个集市的菜便宜，哪个小贩的秤准不欺客，他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老师把钱交给我，我把钱数数，一路小跑到车站。从那里进城，赶到米店，先把米买了，不跑快点儿，米价涨了，伙食费就不够开销了。再一个就是买小菜，过去是炊事员买，他是个四川人，会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平明显和花的钱不符。我们自己买，一分钱不差，还买得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当伙食委员的时候，大家的肚子可以放开吃。”初中三年，褚时健多次当选伙食委员。他评价自己：“同学们还是认可我这个伙食委员的，要不然，我一个初中生怎么会管全校的食堂呢？

“不过，我们也占点儿小便宜。星期六晚上，昆明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们外县的人不多，就三四个。星期六下午打打篮球，肚子很饿，食堂的钥匙我拿着，我们就开门进去吃冷饭。几个同学，每人用大碗满满地摁一碗，买点儿辣椒炒炒豆豉，一小碗豆豉下饭，就吃了好几碗饭。”

恰同学少年

褚时健这样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

“学生嘛，学业总是第一，初中时我基本是一个合格的学生，除了上课认真听讲，还会去图书室看书，到联大去旁听。记得那时昆明的冬天很冷，还下了雪，我们就站在雪地里背英语单词，一副天将降大任、先劳其筋骨的派头。

“学校每星期六中午就放假，周日有一整天的时间，我和普在兴通常就留在学校，打一下午的篮球。没钱洗澡，就在学校外农田的小水沟里洗。那时候菜田里的水很干净，水沟有四五十厘米深，擦擦洗洗都可以。

“我们那个时候都热衷于强身健体，游泳、跑步、爬山都是我的长项。我从小游泳、打猎，臂力发达，单杠双杠都行，加上身体灵活，虽说个子不太高，仍然当上了校篮球队的前锋。”

一次，龙渊中学和城里的南菁中学打比赛。南菁中学是当时昆明数一数二的学校，很多学生是官员、教师和有钱人家的子弟，气势上就压了龙渊中学一头。不过，褚时健他们并不怕对手，学校间的友谊赛，比的是技术不是名气。不知为什么，比到一半双方发生了冲突。学生们都是血气方刚、不知退让的年纪，眼看要出大事。褚时健所在的班里有个同学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儿子，这支军队当时就驻守在海源寺。不晓得第五军的人怎么知道了球场上的纠纷，开着美国吉普飞快地冲进赛场，呼啦啦跳下来一个排的士兵。对方一看要吃亏，退了一步，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褚时健说：“不过，这些军政要员的孩子，平时在学校里不显山不露水，在食堂和我们一样排队吃饭，打了饭一样蹲在地上吃，大家相处得很平和。这和当时昆明的局势和环境也有很大关系。那个时候，小小昆明聚集了各路神仙高人，我觉得多亏了昆明人的淳朴友善，造就了一个很包容的社会环境。”

当时的中学，男生女生交往很少，褚时健和班上的女生几乎没有交谈过。只有一位女同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长相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他叫她“小洋姑娘”。

“我主要是好奇，这个小洋人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国民党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叫高友良。那个时候，她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不过政府还给她们生活方面的一些照顾。大家知道她是空军英雄的女儿，对她也很尊重。我们这些学生不管什么出身、什么信仰，对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功勋的人都有一份尊重。”

听说她还健在，住在台湾，褚时健很真诚地表示：“哦，算算有70年了，当年的同学基本上都没有消息了，希望她有机会到我的果园做客。”

人生的波澜都是趣闻乐事

抗战期间，昆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那时昆明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百姓三天两头跑警报，搞得人心惶惶。这一情况直到飞虎队进驻昆明后，才有了改变。飞虎队进驻昆明后，升空作战，轰炸昆明的日本飞机遭到了迎头痛击。几个回合下来，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明显减少。美国对日宣战后，罗斯福总统宣布将飞虎队改组为美国空军第23大队，任命陈纳德为大队长，并继续增添飞机和人员前来中国，又扩大为第14航空队。

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和中美联合航空队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战区作战和运输的主要空中通道，在云南建有十几个机场。美国援助的物资和美国大兵都让昆明人开了眼，老老少少一见美军便跷起大拇指说道：“老美，顶好！”

离龙渊中学不远就有个美国空军的基地，美国空军的车经常从校门口的公路上驶过。和当时的老百姓一样，学生们都拿美国大兵当自己人，星期天进城，时常等在校门口，碰上空车就招手搭车。美国军车一般都乐意停车，载这些中国学生一段。学校的事务主任和美军基地的司务长认识，有时候还把褚时健他们带进基地吃顿牛排，称为“开洋荤”。褚时健觉得，美国人很好相处，开朗友善。直到现在，他仍然说：“我喜欢和美国人打交道。”

不知是该感慨岁月无情还是有情，时隔70年，经历过太多人生波折坎坷之后，战乱时期的校园生活，在褚时健口中竟都是趣闻乐事。

对于笔者的感慨，褚时健有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这样总结：“经历过的东西，对你都是有用的。你觉得那时候条件很苦，可谁知道今后会不会更苦。当时家庭条件优越一些的同学比我们好过，以后碰到更大的坎儿，我们挺得过去，他们可能就过不去了。所以我说，经历对人来说，有时就是一笔财富。”

确定了人生道路

抗战胜利了，人们却并没有等来期盼的太平日子。饱受苦难的民众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信任危机，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褚时俊这时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人，他相信仅靠科技文化并不能救这个衰微民族于水火，只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在堂哥的影响下，褚时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时仁、褚时杰都参加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进步学生运动。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讨论晚会。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做了讲演。

这天会场里有五六千学生，褚时俊和褚时健兄弟也坐在会场中。讲演正进行时，突然传来了枪声，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了会场。军人们先用冲锋枪对空射击，以示警告，随后，特务们冲进会场来捣乱，现场一片混乱。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归，堂哥褚时俊也要走了，他将回到清华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褚时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时仁一起，到车站为大哥送行。大哥虽然走了，但他已经把年轻的兄弟褚时健、褚时仁和褚时杰带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他相信，他们必将完成从进步学生向革命者的转变。

那时的昆明，并没有因联大的撤离而平静，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一张书桌已安放不了年轻学子怦怦跳动的心脏了。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说：“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当天下午，闻先生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一二•一”事件和“李、闻”事件，暴露了国民党政府血腥残暴的一面。褚时健和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并没有感到害怕，他只是更加明白，争取民主可能会付出血的代价。

“可以说，我的人生道路那个时候就确定了，就是干革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参加了青年团，喊着‘打倒蒋介石，大家有饭吃’‘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独裁’的口号整天上街游行，闹学潮、闹革命。1947年，我考上了高中，不过我根本就没有上学。我觉得，在那种时局下，我已经没有了读书的心情。”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的消息后，褚时健悄然离开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