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商时代的夏王和商王，是各个方国之王。到了周代，周王在行政上是诸侯之君，在血缘上是诸侯之长，其威信已经远远超过夏商之王。

◆ 从周开始，周王号称周天子。

◆ 周后期，春秋战国开始，各个诸侯国的最高首领做大，于是各国出现了国君。嬴政统一全国以后，议定帝号，最高统治者不再有国君之名，而是开始称皇帝。

◆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大大小小的皇帝出了几百个，具有贵族血统的居多，如秦始皇、李世民，但也有少数皇帝出身于社会底层，比如唐末的黄巢，起义后占领长安并称帝，前后有三年之久；明末的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建国，号大顺，1644年4月29日在北京称帝，次日逃往西安，于1645年兵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其实也是一个平民皇帝。

◆ 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他不是人，是神，和凡人不一样。其实，皇帝比常人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常人。然而，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当他觉得自己有望成为皇帝的时候，必须要获得、强化神圣性，攀援神灵。

◆ 经过一番包装，皇椅终于出现在眼前，可那位朝思夜想当皇帝的人偏不着急，玩“三推让”之礼。所谓“三推让”，就是想当皇帝的人，在即位之前，谦虚推让，表现出一种冷静对皇权的高境界。在群臣没完没了的劝谏之下，最后为了大局，才勉为其难接受大家的拥戴，登上皇帝宝座。

据说，考古学者在挖掘古代文化遗址时，常有大型玉钺或石钺出土。那些“钺”，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古人为什么对“钺”感兴趣？原来，在甲骨文中，那个“王”字之形，颇似斧钺。斧钺是礼器，象征王者的权威，具有征伐和杀戮的权力。

可见，很久以前已经有了王权。

但那个持有王权的人，不能称为天子、国君，更不能称作皇帝。这些称呼，那时还没有出现。远古的时候，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当然也没有君主。《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说明当时的社会与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夏王朝的建立，宣告了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夏王朝开启了“天下为家”的制度，王位父子、兄弟相传。

王位世袭制的出现和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

无道的夏王桀，末年失掉民心。商汤趁乱举兵，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商朝历时四百九十六年，后期统治力量日益削弱，许多小国摆脱控制，出现了三分天下周人有其二的局面，最后商被周灭掉。

夏商时代的夏王和商王，是各个方国之王。到了周代，周王在行政上是诸侯之君，在血缘上是诸侯之长，其威信已经远远超过夏商之王。周王号称周天子。周后期，春秋战国开始，各个诸侯国的最高首领做大，于是各国出现了国君。嬴政统一全国以后，议定帝号，最高统治者不再有国君之名，而是开始称皇帝。蔡邕《独断》说：“上古天子庖羲氏、神农氏称皇，尧、舜称帝，夏、殷、周称王。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王、功包五帝，故以为号。”远古称皇称帝者都为谁，说法不一，没有定论。时间长了，有些很不易混淆的问题，也可能变得一塌糊涂。三皇五帝即如此。

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他不是人，是神，和凡人不一样。加上他有意识的行为，神圣性就更不得了。

其实，皇帝比常人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常人。然而，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当他觉得自己有望成为皇帝的时候，往往要先做这么两件事：

首先，攀援神灵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大大小小的皇帝出了几百个，具有贵族血统的居多，如秦始皇、李世民，但也有少数皇帝出身于社会底层，比如唐末的黄巢，起义后占领长安并称帝，前后有三年之久；明末的李自成于1644年正月建国，号大顺，1644年4月29日在北京称帝，次日逃往西安，于1645年兵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其实也是一个平民皇帝。

但最为人熟知的，还是开创了西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和建立了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

刘邦只做过秦朝的泗水亭长。亭，是汉秦时期的一种行政机构，“十里一亭”，“主亭之吏”是“亭长”，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等事，直属县令管辖，是职务最低的基层小吏，大体与后世的乡长、保长等同，也有人说约略同于今日的村长或村治保主任。可以说，他是货真价实的布衣天子。

世人常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其实出身对中国的英雄来说，并不是无所谓的。生于官宦之家的人，和在贫苦环境长大的人，未来的道路是根本不同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爱打洞这些话，有浓厚的血统论色彩，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为什么汉朝的谶纬之学最兴盛？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肯定有关系。现实中的一些事情，常理解释不了的时候，神秘的谶纬之学就会异常兴盛。谶纬认为，统治者是受命于天的，统治人民有天然的合法性。

秦汉以前的不少国君，身世奇特得令人目瞪口呆，不是其母踏了神仙的脚印所生，就是他们的母亲吞了什么卵，或看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而受孕怀胎，生出了他们这帮小统治者。秦汉以后，此风仍然很烈，再平凡的皇帝，也要从平凡中找出一点超绝尘寰之处，以便使人们认为他是“真命天子”，当皇帝是上天授予的权力。

刘邦，本是很平常的一个人，沛丰邑中阳里人，字季。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沛是秦朝的一个县，属泗水郡，今天的江苏省沛县即是刘邦的家乡。那么，“季”字是什么意思？实际是排行，没有深意。刘邦上面有两个哥哥，他行三，自然称“季”，“刘季”意思与“刘三”差不多。再说其父其母，“刘太公”是对有把年纪男性的尊称，大概与今日的“刘大伯”“刘大叔”等同。媪，则是对老年妇女的敬称，《战国策·赵策》触龙（亦作“触詟”）对赵威后说：“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这里的“媪”就是指赵威后，当时赵威后已有四十岁了，自称“老妇”。当然，“媪”字也是妇女的通称，“刘媪”不一定就说明刘邦的母亲老态龙钟。不过，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认为：刘邦家境与显赫无干。

然而，刘邦还是不同于常人——是龙、人野合的产物，是龙种，是天神的后代。《史记·高祖本纪》记述道：劳累的刘媪在泽旁堤上坐下休息。在似睡非睡之时，一个奇怪的梦便出现了。称其“奇怪”，那是常人以常理度之，将要承受大任的刘邦之类是不在其内的。怎的“奇怪”？原来刘媪梦见自己与神人交合。寻找老婆的刘太公看见刘媪躺在泽畔，一条蛟龙卧在她身上翻云覆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刘邦，就是这样降临人间的。

以世俗之理看，此情此景颇有些不堪，太奇特了，太不是人类了。但从此，刘邦的身世便和龙连在一起了。当时的人对刘邦能立国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个刘邦，是神是龙种，而不是人。

我们把《史记》中涉及刘邦传奇经历的文字梳理一下，还可以寻到一些与此互相印证的文字：

其一，刘邦“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喝醉就在酒馆躺下，“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

其二，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直白而言，即刘邦有异相，高鼻梁，前额突起，有一副漂亮的胡须，“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其三，刘邦丰西泽纵徒后，在逃往芒、砀山的路上，拔剑斩了一条巨蛇，后面跟来的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哭泣说，她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一条蛇在路中间玩耍，结果被赤帝子杀了。另有传说曰：刘邦押送犯人去修皇陵，走到芒、砀山泽时人已跑掉大半。晚上他喝得大醉，解开民夫身上的绳索，对他们说：“大伙都逃命去吧，我也躲藏起来！”有一部分民夫见刘邦很仗义，愿意追随他。刘邦一伙人准备逃到芒、砀山隐藏起来。走在前面的人突然禀报说，前边有一条大蛇挡住道路。刘邦即刻走上前去，拔出宝剑。白蛇道：“我乃白帝子，愿和你一起诛灭暴秦，平分江山。”刘邦不答应。白蛇对刘邦说：“你斩吧！你斩我头，我乱你头，你斩我尾，我乱你尾。”一股力量涌上刘邦心头，他手起剑落，将蛇斩为两段，继续前行。突然有一老母啼哭：“我儿乃是白帝子，在此化蛇挡道本是讨封而来，却被赤帝子杀了。”说罢突然无影无踪。据说，刘邦所斩白蛇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地上长出一片红草来，于是后人称这个地方为红草坡。为了纪念汉高祖斩蛇起义这件事，汉文帝时人们在芒砀山紫气岩前建了高祖庙，在庙前立了汉高祖斩蛇碑。后来碑文残缺不全，后人多次修复或重建。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永城知县左思明重新修庙、立碑。清代归德知府赵瑗在《汉高祖斩蛇碑》中写道：“中原竞逐鹿，一蛇阻中谷。挥剑白帝终，蛇母秋郊哭。”清朝诗人练贞吉则写道：“沛公夜过芒砀路，白蛇挡道撄其怒。剑杀飞动溅血红，蛇本无知身死误。王业何曾关此蛇，事出偶然非有故。”明代所立汉高祖斩蛇碑因字迹漫漶，在1982年复制之后，重立于斩蛇处。

其四，秦始皇曾说：“东南方有象征天子的一团云气。”刘邦藏身在芒山和砀山一带的山泽岩石之间，吕雉从几百里之外的丰邑来找他，每次都能找到。刘邦感到很奇怪，问她原因。吕雉说，你住的地方，天上常有云气，看着云气来找你，都能准确找到你。

其五，公元前205年四月，项羽把刘邦打得大败，汉军四处逃散，士卒十余万人都掉进睢水，睢水被堵塞都不向前流动了。正在这个时候，狂风从西北方向刮起，摧折树木，掀毁房舍，飞沙走石，刮得天昏地暗，白昼如黑夜，向着楚军迎面扑来。楚军大乱，汉王刘邦乘机逃生。

这些情节太详细了，使人不得不相信刘邦异于常人。这场造神运动刘邦自己该负多大责任，实在说不清楚。中国古代社会的思维模式就是如此，皇帝是“真龙天子”，所有围绕皇帝的话题，不论情节如何怪诞，没有多少人提出质疑。实际上，也根本无法质疑，因为许多事并不透明，信息没头没脑，云山雾罩，从何质疑呢？在古代，皇权的获得不是与透明度有关，不是和能力相连，而是靠刀和枪去争夺，用血和泪去奠基。从某种程度讲，不止一个刘邦如此，中国古代帝王，都把自己和龙联系在一起，都视自己为真龙天子，具有天然的权威。

后来的朱元璋，家境连刘邦也不如，身世更令人唏嘘。但在神化自己的路上，却和刘邦迈着同样的步伐。

朱元璋，幼名重八，后改名兴宗，参加起义军后再次改名，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在明朝诸帝中，是寿命最长的。元天历元年（1328年），他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卒于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实现大一统的君主中，朱元璋是唯一一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

出身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因此，他登基之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借助神灵神化自己。

于是，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朱元璋的故事。据说，在朱元璋出生之前，他母亲陈氏在田地里干活，由于疲惫至极而睡去。梦中一道士给她吃了一粒仙丹，过了不久陈氏干活的时候忽然觉得就要临盆了。她连忙往家赶，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再也支持不住，就在山坡下的二郎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诞生的时候，整个庙里面闪着红光，映得附近的山岭也呈现出红色。而当陈氏把朱元璋抱回家之后，街坊乡亲们发现朱元璋的家里也是一片红光。起初，人们还以为朱家起了火，就连忙拿着救火的工具跑了过来。等到了近处一看，才知道是红色光芒。就是朱家人自己，一年之中也经常发现家里有红光闪烁。从此，人们认为朱元璋非同俗人凡胎。

但只神化出身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神化。为此，朱元璋撰写过一本《周颠仙人传》，其中说，周颠面见朱元璋，唱道：“山东只好立一个省。”然后用手画成地图，指着朱元璋说：“你打破一个桶（统），做一个桶。”朱元璋西征九江，行前问周颠：“此行可以吗？”回答说：“可以。”又问他：“友谅已经称帝，消灭他怕不容易。”于是乎，周颠仰首看了一会儿天，然后说：“上面无他的。”又说十年之后，一次朱元璋害了热病，几乎要死。这时赤脚僧觉显送来药，说是天眼尊者和周颠仙人送到。朱元璋服下后，晚上病就好了。

与真实的情况相比，此情此景，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个传说流传的范围极广，传播者也津津乐道。这就使朱元璋的出身高贵起来，“君权神授”嘛，朱元璋与一般的穷苦人不同，他做皇帝是上天的旨意。

你也许觉得古人天真幼稚，实际上任何人在科学技术落后、知识文化贫乏、生活困苦无助的环境下，都会特别看重超自然力的事物，何况又有人千方百计造势呢。人们具有这些不科学的观念，对统治者而言是求之不得的绝好条件，最少，麻痹的大众不会生出反叛之心，有利于统治政权的稳固。

其次，推让皇位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时候，虽然往往流血漂橹，但领袖们多会玩弄一下“禅让”的把戏。所谓“禅让”，就是古代在位的君主自愿把领导权让给更贤能的人。这样的时期或者有过吧，反正言之凿凿的学者不少。据说“禅让制”是从尧、舜、禹开始的——尧禅让给舜，舜又禅让给治水英雄禹。权力嬗递而能不流血，古代的“禅让制”真称得起伟大的创造。不过，平心而论，后人已经使“禅让”成了掩人耳目的政治云雾，成了遮盖鲜血的绚丽迷彩。“禅让”掩映下的暴力戏剧一直都在上演。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建立魏朝；公元265年，司马炎又逼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晋朝。一个剧目接一个剧目，煞是好看。

但禅让者与接受者，似乎多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比如曹丕是汉朝的丞相，司马炎是魏元帝曹奂的相国。像刘邦、朱元璋这样毫无政治背景的平民皇帝，逼迫前朝帝王“禅让”的机会是很小的，只能凭武力夺取政权。

不过，体现自己靠天命、靠德行得天下的招数远非“禅让”一途，还有在权力面前故作谦让状这出大戏。

楚汉之战，进行了一百多次大小战斗、历时近五年，最后以项羽自刎乌江而结束。刘邦封韩信为楚王，称王淮北，都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台。公元前202年正月，楚王韩信组织诸侯及各军团将相联名奏疏，请刘邦晋位为皇帝。上疏之前，韩信有个讲话，阐述了上疏的意义：“汉王自斩蛇起事，率义师西灭暴秦，东亡逆楚，仁义布满天下。现天下已定，我等也被分封为王。俗话说天下不可一日无主，我想与众位联名上疏，尊汉王为皇帝，不知大家意下如何？”诸王听韩信这么一说，都抢先表态，赞许这个决策。韩信见状，立马找来文吏，令其修成疏章，诸王分别签字加印，送往汉王行宫。

汉王刘邦认真阅读了奏疏，见其中写道：“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无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刘邦看后，立即召集群臣，说道：“寡人闻古来帝号，只有贤王可当此称，虚名无实，殊不足取。今诸侯王乃高推寡人，寡人怎敢当此尊号？”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刘邦的推让之词：“我听说皇帝之位应由天下最贤能的人拥有，否则只是空言虚语，得不到大家诚心支持，根本无法建立稳定的政权，反有害天下和平，所以我实在不敢负担这个责任。”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功效。一方面，刘邦表示自己并不是看重权力，对皇权谦逊推让；另一方面，可以试探那些人的真正意图，看他们是不是真心拥护自己。也许群僚发自内心拥戴刘邦，也许群臣看透了刘邦的真实思想，齐声说道：“大王起自细微，灭乱秦，威震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天下，功臣皆得裂土分封，可见大王本无私意。大王德施海内，诸侯王不足与比，据实而言，应居帝位，如此，天下幸甚！”刘邦还想推辞，内外臣僚便都跪在地上不起，刘邦这才说：“如诸侯王所请，有利于天下之民，寡人自当准请。”群臣见汉王刘邦已经应允，从地上爬起来，高兴地咧着嘴退下。太尉卢绾、博士叔孙通等没有和那群臣僚一块退下去，他们还有好多后续工作需要商定，如择吉日，制定定仪等。

二月初三，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北岸，祭坛筑起，旌旗招展，鼓角喧天，汉王刘邦要在这里登基称帝。到了吉时，鼓角齐鸣，刘邦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坛拜祭了天地，然后回到大殿，面南坐于高位，即了汉帝位。文武百官，分列两旁，礼官宣礼，群臣朝贺，“万岁！”呼声四起，震慑人心。朝贺完毕，汉帝颁诏大赦，然后又接连下谕旨二道，进行分封。

诸事理毕，汉帝诏令，定都洛阳，并派人到栎阳奉迎太公、吕后及太子盈；又派人去沛邑迎接次兄刘仲、从子刘信、少弟刘交，以及没有发达时结交的情妇曹氏及子刘肥、定陶戚氏父女及子如意。不久，有大臣建议迁都关中，刘邦便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至此，国事初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朝建立了。

朱元璋称帝，与刘邦称帝大同小异。两个皇帝都起于平民，奋斗的路径基本相同，履登极位的程序也就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汉高祖刘邦之前，虽有一个统一的秦朝，但秦朝的皇帝出身高贵，另外秦朝短命，政治体制等等一切，刘邦这样的底层人物来不及受到充分的熏陶。对千年之后朱元璋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朱元璋做皇帝时已是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末，距大一统的秦帝国已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君臣礼节早已浸透于每个人的骨子里。

丙午年（1366年）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应天府，在长江溺亡，于是龙凤年号随着小明王的死亡而消失在历史烟尘中。龙凤十三年，朱元璋改元吴元元年（1367年），并下令恢复中原传统，将百官礼仪由原来尊右改为尊左。这时将士们纷纷上表，希望朱元璋称帝。但朱元璋认为，天下大局虽然已经确定，然而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对劝他做皇帝的李善长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拥有天下，都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就是这样他还是礼让再三呢。这种事不可仓促行事，如果真是天赐我皇权，我又何须匆忙呢。”这话很有意思，既说明自己不是永不称帝——古人礼让再三；也为上表的人指明了方向——帝王拥有天下，天命、人心很重要。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书念得多，学识能力都不错。他比朱元璋大十多岁，明朝的很多制度是李善长拟定的。李善长谙熟中国的体制，也了解朱元璋。他明白，古代皇帝在即位之前是讲究“三推让”之礼的，朱元璋仿照的就是这一点。何谓“三推让”之礼？就是想当皇帝的人，在即位之前，表现出一种冷静对皇权的高境界。在群臣没完没了的劝谏之下，最后为了大局，才勉为其难接受大家的拥戴，登上皇帝宝座。

“三推让”可能和古代的泰伯有关系。《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孔子很推崇太伯、仲雍的这种做法，《论语》记载了孔丘先生的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民无得”几个字，杨伯峻先生解释为：“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

太伯是不是“三以天下让”，我们姑且不去管它，最少太伯的时候，“三推让”也许含有真诚的意思，可惜演展到后来，就成为一种姿态，成为一出必备的剧目了。因此，朱元璋拒绝称帝以后，李善长并没有停止上劝表，也仍然马不停蹄地进行皇帝登基的准备工作。比如，营建皇宫，制定新的历法与政令，制作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百官的朝贺礼服，演练皇帝登基仪式等，大事小情李善长都亲自去抓。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带领文武百官再上劝表，劝朱元璋称帝。老朱没有答应。十二月十二日，李善长率领百官再次劝谏，他说：“主上谦让的品德，上感神明，下感天下之百姓，名德早已传遍天下四方。愿主上为天下人着想，尽早登基做帝，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请主公答应群臣的请求吧。”说着自己先跪下来，文武百官一见也一同下跪。朱元璋做出很无奈的样子说道：“诸位爱卿，屡请不已，我只好勉从舆情了。但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草率行事，望诸位斟酌仪礼而行啊。”百官叩头谢恩领旨。

登基的日子选在次年正月初四，这是由谋士刘基择定的。正月初四晌午时分，朱元璋在文武大臣簇拥下来到南郊城下，登基仪式正式开始。拜谢天地众神之后，朱元璋换上绘有日月山龙图案的衮服，头戴平顶冠冕，在祭坛的正南面，正式登基即位。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向北跪拜行礼。礼毕，登基仪式结束。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到太庙追封四代祖先，然后回到新建成的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的朝拜。又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宣布定都应天，国号改为大明，改元洪武。

大明朝从此建立，直到1644年4月25日明思宗在北京景山自缢，明朝灭亡。也有人认为，崇祯死后，福王朱由崧（弘光帝）才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1645年弘光帝被俘杀，明朝至此灭亡。

文字狱表皮上的华丽外衣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沙龙女王一生崇尚革命，却最终被革命者处以极刑，临刑前，罗兰夫人发的感慨是：“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外延却能涵盖世间一切，而不单单囿于“自由”和“罪恶”。

当世人擦亮眼睛，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凡是龌龊邪恶的东西，外表必定包裹着冠冕堂皇、高尚善美的华丽外衣，当事人总会想尽办法去遮掩，让不明真相的小民去相信他们做的是正确的，是不容指摘的，或者是跟“国家利益”挂钩的。比如现在才“臭名昭著”的文字狱。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文字的原因而构成的罪案。在古代封建主义社会里，统治者们往往会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那些“不听话”的文人、维护统治的目的。文字狱一般都是冤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构成的。

在封建社会，文字狱通常十分残酷，且有特定的“受众”，可以说，文字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一般狱讼，往往都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再据以判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可又找不到对方的错处或无法定他的罪名，于是就在他的作品中找证据，以此定刑。而文字狱的量刑一般都很重，严重者不但会招致杀身之祸，甚至会连累所有亲戚——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

由于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文字的意思太繁复，所以给统治者找到了很多口实。也因此，文字狱很早就出现了。

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当得不错，但人际关系比较不靠谱。他本人又爱写些酸溜溜的文字。本来很正常的一些话，却让政敌戴长乐抓住了把柄，将一封检举信递到了中央，称杨恽“诽谤当世，无人臣礼”。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告发语，妙在无论有无证据，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都能发现告发者的忠诚和为国家着想的胸怀，都可以撼动皇帝的思想。果然，杨恽很快被“双规”。

世界真是奇妙无比，偏偏五凤四年（前54年），天上很正常地出现日食，科学知识不够的古人以为这是老天爷的警告，人心惶惶。杨恽没处好关系的一个仆人趁机上书西汉朝廷，说杨大人居家时爱讲牢骚话，日食就是他骄奢不悔招致的。皇帝火大，派人前往查证，结果在杨家搜得《报孙会宗书》。这封信是他回答友人孙会宗的，内有“宣帝见而恶之”，本来是说汉宣帝看见孙会宗不喜欢，但皇帝把语义搞错了，以为是自己招别人厌，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杨恽不久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斩，杨恽的老婆孩子也远徙到了甘肃酒泉。

说起文字狱，清朝是最多的，其实不止是清朝，每个朝代都有文字狱的影子，只不过清朝是满族王朝，统治者的神经更为敏感，忌讳也更多，故而案件连发而集中，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别的王朝与清朝比较起来，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从杨恽事件可以看出，统治者对臣子的伺察历来是极其严格的，神经也很脆弱。

统治者的目的是要让读书的人服服帖帖，哪曾想这里面却诞下一个怪胎，除了思想的河床逐渐干涸以外，想升官发财的人又看到了另一条门路，告讦，用牺牲别人的手段来为自己吃官饭铺路。

庄廷鑨《明史》案打的也是“为国家着想”的旗子，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是70人同时遭凌迟、重辟、处绞。它成功地教训了文化人，使他们老老实实钻入故纸堆，考订、整理史籍，但也禁锢了思想，抑制了各种学术发展。同时，诬陷、威胁、勒索他人之风，也愈演愈烈，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庄廷鑨是湖州富户，而且是个盲人，大概是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并不怎么通晓史实，当时的思想家顾炎武又瞧不起他，为了脸上有光，出钱从明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桢后人手中买了史稿，又延揽江南有志于纂修明史的士子，补齐了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书成后，题名为《明史辑略》。为了彰显才能，庄廷鑨把此书标为自己所著。

在这部书中，叙述南明的故事时，仍奉南明年号，还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斥骂降清的明将等。这书刚刊刻时本来没事，但是因为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虚荣心太重，在没经人允许的情况下，把江浙名流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列成了参订者。这事情传出去以后，三人很窝火，认为庄允城没有一点版权意识，且不知道书中内容违不违禁，一怒之下把这事捅给了浙江教育局（浙江学道）。令三人没想到的是，钱的力量是巨大的，庄允城得知此事后，很快用钱摆平了浙江教育局和浙江省委。庄允城天真地以为，有这些大员撑腰，自己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而，三人在背后戳《明史》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居心不良的人也看到了希望，虽然很艰难，但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吧。一个叫李廷枢的也买了这书，拿到湖州市长（湖州知府）陈永命处去告，不过陈早收了庄家的钱，把书没收后再把李赶回了老家。一气之下，李廷枢把书转给了自己的亲家吴之荣。

吴之荣是个无赖，心眼也多，早前就是个敲诈行家。得知此事后，先是去庄允城家敲竹杠，被庄拒绝。吴之荣转过头来向浙江军区司令（镇浙将军）柯奎处告。柯奎委婉地向吴之荣表示，自己是武将，不是文职，不管文字官司。吴之荣回过头再去庄家索贿，庄家派遣女人出战，在女人的口水中，吴之荣愤恨而退。

在不打倒庄家誓不罢休的缺德心眼驱使下，吴之荣最终把这事捅到了中央，写下“造写逆书”的牌子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刑部）指控。刑部很重视这个案子，派人找到原书，落实罪状。结果，凡参与纂修《明史》，以及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的人和卖书、购书、藏书以至于阅过此书者都大祸临头了。死了躺在棺材里的庄廷鑨也未能幸免，坟前的牌坊被捣毁，棺材被劈烂，尸体被剁成碎块。

在明史血案的背后，吴之荣却以大功升官，不只得到了庄家一半财产，而且当上了京官。

实际而论，发生如此惨烈之案的起因，只为一个“钱”字——告讦者为钱——富豪以钱贿赂官员——富豪拒绝告讦者——进京告发。令人掩卷而思的是，这样卑鄙的事情，却是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进行的。吴之荣告发时称那是“逆书”。何为逆书？说白了就是政治不正确之书。约略说来，告密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报复被告者；利益驱使。无论哪一种，告密者多用高尚的理由做盾牌。

对告讦风气的危害，乾隆时期的曹一士说“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并希望朝廷对这种案子放松点，没必要掐得那么死。乾隆也意识到此风不可大长，开始对一些诬告者律以反坐。此后，告讦之风才有所收敛。

古人云，乱自上做。清廷根本没有逸出这个逻辑！

“展示”论

外交官一般都是风度翩翩，机警灵敏的。尤其后一点，在国家间交往时，比个人的长相重要得多。晏子出使楚国，初遭轻视，根源在于容貌，后受垂青，则是因为机敏过人。晏子之后的外交使节，往往容貌与机敏并重，他们不仅对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力维护，而且举手投足，无不体现着国家气概和风范。但是像晏子那样问答都充满个性的外交官却越来越少。

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南齐武帝萧赜派骁骑将军刘缵率人到北魏朝贡，李安世负责接待他们。这个李安世“美容貌，善举止”，是李祥的儿子、李孝伯的侄子。李孝伯和李祥都在北魏为官，是北魏的名臣，儒界的名士。可见，李安世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人物。

可能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北魏为了接待这个使团下了许多工夫，从府库中拿出金玉珍宝，然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让京都的富商穿着华丽的衣服和那些使团成员交易。南齐的使者到了一家金店，问了问价钱，结果目瞪口呆——价钱便宜得不像话。刘缵说，金玉这么便宜，是从山里采集的吗？我们猜测，可能刘缵心里打鼓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么便宜，是真货吗？李安世当即说：我皇朝把金玉看成极其平常的东西，因此价格贱如泥土瓦砾。原话是：“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刘缵本来想大买特买，听李安世这么讲，“惭而罢”。

北魏一朝是不是经济好得“金玉大贱”？是不是“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史书上有许多具体数字可供引用，舍繁就简，概而言之，当时许多官吏不仅贪污公帑，而且搜刮老百姓几乎达到残酷的程度，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有七八十次之多。李安世的“皇上德通神明”等语，究其实只是官员在外交场合惯用的唇枪舌剑之语，睿智而已，切不可视作真情。

不过从此事推断，在社会上，尤其某些场合，辞令的重要程度常常让人无法想象。比如李安世这几句话，除了自夸、吹牛、炫耀，有什么积极作用？自夸者尽管一本正经，一派严肃，到最后老百姓还是穷如故，愚如常。以他的智慧，他不会不知道空洞的外交辞令毫无作用，可他仍旧说，原由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希望他那样说，欣赏他那样说。说一句中听的话，比做一件漂亮的事情更能得到赞许。做一件虚假的样板工程，比踏踏实实工作更能获得上峰欢心。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秋天，蝗灾大起，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可京兆尹杨知至，上本奏称，托皇上的恩庇，蝗虫飞到京畿一带，不仅不吃庄稼，而且都抱着荆棘自杀死掉了。这显然是黄口小儿的诳语，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偏偏相信这样的谎言，正儿八经为这个奇迹互相祝贺。外国的一位政客说，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那是在外国，在古老专制的社会，看样子用不着强调那样多的次数。

李安世是一位不错的官员，太和九年（485年），他感于贫富不均，豪强广占田土，百姓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状，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此举深为百姓所称道。可见，他并非只会玩弄词汇之辈，而是有求实的一面，并不把实力误认为软实力，把软实力误认为宣传，也没有因宣传工作干得不错就把宣传看得天高地厚，而是在做实事。他在外交场合口若悬河，应对自如，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外国人的挑衅逼迫；二是自然而然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别国人巧舌如簧，挑衅生事的情况并不鲜见，查查战国时代的说客之言，就可以约略了解这一点；说到历史遗产，翻翻史书，也能发现，能言善辩之士的腔调多是如此。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只能说明古人创下的展示史极其深厚。

世界上不具有展示功能的事物，我们实在举不出几件。不论好坏，凡是事物公之于众之后，都具有了展示的功能。不过，自夸、展示等等，总分两个方面，既是事物本身的展示，也展示了与之相关的因素。比如隋炀帝在外人面前展示了他领导的隋朝很富裕，但通过展示各种事物的行为，也展示了隋朝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浮夸自赏。人们臧否人物，评论古今，所据的资料无论是地上的或是地下的，多是当时人物不忌讳的文字，这些资料公布出来以后就具有了展示功能。当然，也有良史甘冒被砍头的危险，按他们所见到所理解的真相撰纂文字，然后藏在密处，等待后人阅读。有朝一日这种文字解密了，除了文字表面叙述的事情有了展示功能，文字后面的事情也具有展示功能。比如解密时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等等。

因此，我对“展示”的做法，并不反感，觉得它无可厚非。因为不管你是否想借某事展示什么，从根本上讲都是“展示”。也可以说，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展示”意义，诸事本身具有的“展示”功能是不变的。而“展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刻意”展示与“自然”展示之间的尺度。

隋炀帝“刻意”展示隋朝富庶的例子，被后人引用了成百成千成万次。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隋炀帝批准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统一，店内挂设帷帐，店堂中摆满珍稀货物，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店主都要邀请其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要酒饭钱，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很多胡人发现，路上的树木居然用丝绸缠裹，聪明的人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做买卖的人非常惭愧，答不出来。

“示强”无错，难的是不明晰如何“示强”。隋炀帝虽然“天资”不错，却是一个“单向思维”者。他只知“示强”，却不知道“示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你本想“示”此事之“强”，结果可能“示”了彼事之弱。胡客中的“黠者”不就提出来中国也有穷人么？因此肤浅的“示强”，永远与实力无缘，也与真正的软实力不相干。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以为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展示，就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甚至奇妙地以为得到夸赞就是强大的标志，受到责备就是脑后有反骨。于是，“展示”的雪球越滚越大，几乎诸事都想展示。进而发展为做事就为“给人看”，浮躁之气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鸡生蛋蛋又生鸡，周而复始，浮躁就成壮观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