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流弊与微调之力

我国选拔官员的措施，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多有变化。如夏、商、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又称世官制）。“世卿世禄制”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之下的贵族；禄，是官吏所得的财物。世卿世禄制是按血缘关系分封诸侯、卿、大夫等官职的，这些职位是世袭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世袭其职，世受其禄。从周武王到周成王，先后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其中较大者有七十一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代，陈旧的世卿世禄制，已经不合时宜，“任人唯贤，因功受禄”的选举制度便取而代之，“军功”和“养士”成为这一时期选官的重要途径。秦统一中国后实行十二级爵制，应该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选官制度有承继关系。

历史进入到两汉以后，察举制大行其道。所谓察举制，即刺史、郡守等地方官或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推荐人选，供朝廷遴选。因此，察举制又称为“荐举”。这一制度与征辟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

察举制的确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但这一制度到东汉后期，便日益腐败。《后汉书》卷六十六曰：“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此处的“蕃”即陈蕃，也就是传说中那个扫天下而不扫一屋的人。此时陈蕃为乐安太守，接见了这个大孝子。可细加询问，赵某竟在这二十年中在墓道内生了五个儿子。按礼法，服孝期间必须禁欲不亲女色。可见，当时的选官政策下，士人矫饰、虚伪到了什么程度。时人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两汉实行的选拔人才制度，相对于世卿世禄制而言是一种进步。察举制使商周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世卿世禄制被逐渐打破，不少出身低微、幽处乡间的才俊步入仕途，成为国家的栋梁。但到了东汉后期，朝政越来越黑暗，察举制也一步一步走向没落的境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的不足已经显露无遗，为使其发挥优长之处，统治者还以九品中正制与其配合。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由中央选派原籍德才兼备、有识鉴的官员担任。这些中正官负责察举本地区的士人，把他们分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官将九品人选上报朝廷，由吏部依据所定品第高下及家世、行状，授予官职，原则上说，名列上品的可以做大官，下品的只能做小官。

和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一样，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来，尤其是西晋之后，门阀世族掌握大权，门第高下成为评定品第的主要依据，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九品中正制蜕变为门阀世族维持其特权的工具。就中正来说，选举只重家世，不重才能，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趋炎附势，定品失实，贪赃受贿，请托公行，公报私怨，随意降品等劣行，使中正定品失去了公正与平允，日益成为门阀士族势力的代表，日益熏染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

终于，隋朝以后，科举制成了国家的选官正途。然而，自清朝嘉庆、道光之后，科举考试制度的腐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从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对外界事物毫无所知。1905年9月2日，清廷明确谕令停止科举，废除了这种已经实行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

面对选官制度的诸种改变，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那就是变化较大的选官制度，总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产生，总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出台，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下，往往没有“改良”的冲动。说往往没有，就意味着不是根本没有，只是微调力度太弱，不能弥补制度出现的漏洞，或者说堵塞漏洞的速度，远远不能与漏洞出现的速度相抵。事实上，历代都有人指出当时政策的弊病，也有当政者加以修补，可惜力度太小。

社会进步，有的是因为革命导致的改朝换代，有的是因为社会的微调机制有效堵塞漏洞，使民众看见曙光。利用暴力改朝换代，不可能不流血，不可能不给民众带来损害。如果社会进步必须用暴力革命去交换，代价就远远大于改良换来的一切。但是，革命发生之前社会往往是平静的，如果当政者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对社会切实的了解，一味享受这种平静，不思对制度进行微调，甚至拖延改良，阻碍改革，制度的漏洞就会显现，动荡就难以避免。清政府虽然主动停止了科举，但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相比，太迟了。所以，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培育灵敏的微调机制，的确是民众之福，也是主政者的福气。

何时罪己？

在古代，发生天灾人祸或者皇权统治出现危机的时候，皇帝往往颁布“罪己诏”。在我们久远的历史中，太远的时代就不说了，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都曾经颁布过“罪己诏”。比如汉武帝，颁布过两份“罪己诏”，一份是因为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而颁布的，时间是元狩元年（前122年）。事发后，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自杀而死。受此案牵连而死的列侯、二千石、豪杰等达数万人。汉武帝下诏，将他们谋反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没有恩德。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

征和四年（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上奏武帝，认为可在轮台（今新疆轮台附近）屯田，这样就能增加政府在西域的实力。汉武帝仔细反省了自征发匈奴以来所犯的错误，为大量士兵的死亡而痛心，驳回了在轮台屯田的建议。此时汉武帝已进暮年。汉武帝时代，对外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加上广置宫殿苑囿，把文景以来的积蓄损耗殆尽。沉重的负担，使大量百姓破产流亡，进而沦为“盗贼”。同时，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导致了宫廷矛盾和激烈争斗。一连串的事件迭加起来，促使他反思统治政策。

征和四年三月，汉武帝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六月下诏书追悔以往的过错，史称“轮台诏”。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颁布“轮台罪己诏”，表明汉武帝统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封建皇帝能够宣布治国的政策失误，难能可贵。史说刘彻雄才大略，以他敢于承认失误来看，不全是粉饰之语。汉武帝这篇“罪己诏”并不空洞，也没有强词夺理，可能是皇帝们一系列“罪己”言辞中比较恳切的，只是有“马后炮”之嫌，铸成大错后才反省。

汉武帝时代结束后，汉宣帝也下过“罪己诏”。汉宣帝可谓中兴之主，他在民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在他统治时期，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他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为避免粮价过低而损害农民的利益，政府创设“常平仓”来收购丰年余粮。

但是，汉宣帝时期，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深，豪强迅速发展，农民无奈流亡。吏治十分腐败，官吏任意征发徭役，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到后期，竟出现了“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的局面。吏治的腐败，冤狱的增多，使宣帝一方面自责，一方面整饬吏治。地节三年（前67年）十二月，下诏承认官吏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并采取措施，监督官员公正执法。

比较汉武帝与汉宣帝的“罪己诏”，不能说促使他们反省的原因是一样的，但都与统治政策有关。任何社会，国富民强，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同的只是不同形态的社会，表达这种意愿时所用词汇不尽相同。皇帝能够“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下级，虽然说明一个为政者的品德，但本来可以堵住的漏洞，却不加堵塞，任其扩大漫延，最后脏水四溢，“罪己”的分量就打了很大的折扣。能给老百姓带来灾害的事情，不难猜想得到然而却偏偏不加预防，能够借鉴的教训却偏偏轻忽，这样状态下的“罪己”，几乎是推卸责任。

至于有的帝王把“罪己诏”看成一种形式，视为一种表演，那就更无积极意义了。比如金朝的金熙宗一方面想发布“罪己诏”，一方面却对诏书中“深自贬损”之语气急败坏，把撰写诏书的人残酷杀害。这不仅使人看出那位皇帝的胸怀及品格，也让人认识到所谓“罪己诏”，不过是政治手段，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计谋，世人当不得真。

真心“引咎自责”，是为政者必备的胸怀，是争取人心，赢得信任的高明之举，体现为政者的政治品格。汉武帝“轮台罪己诏”把造成帝国危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而没有推责，并适时地改变治国策略，确实难得。怕就怕，“罪己”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成为推脱责任的手段，成为自我表扬的谋略。崇祯皇帝在形势紧迫之际也曾下诏罪己，而这个罪己诏并没有说自己有多大的罪过，只说自己“不期倚用匪人”，也就是用人不当。这样就把自己的责任减到了最小。如此这般，责也好罪也罢，“罪己”都变成了粉饰，都蜕成姿态，没有丝毫意义了。

“不由自主”专制

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替了一次又一次，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统治的路数却惊人地相似。

远古的事不必说了，自祖先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人只会走前人走过的路，所谓借鉴，也只是模仿前代的方法。起事成功了的人士莫不如此。比如底层社会的刘邦，比如甚于刘邦之“底层”的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王朝的性质都没有什么改变。至于不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等，除了初始宣传的土地政策，也无胜于旧朝之处，甚至不及他们拼命反对的旧朝。

考试四次都与秀才无缘的洪秀全，起事后几乎得到了半壁江山，所作所为却很难让人称道。他杀无辜百姓，焚毁图书典籍的事情，不说也罢，一个来自下层的百姓，一个读过书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可以理解为愤懑情绪暴虐的发泄，项羽入咸阳就是这么干的。除此，他还把统治者腐朽之处学了一个透彻。

从来专制、腐败之人，在财与色的追求上最能看出其特点。可以说，财与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统治者的面目。明朝的万历皇帝，对金钱有特殊感情，整天数钱。在他住的宫殿后面挖了一个大坑，埋上三百万两银子，每天晚上要到坑边看看，如果银子还在，能睡个踏实觉，不然睡不着。明朝的皇帝多是如此。崇祯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是有道理的，明朝走到亡国那一步，责任不全在崇祯身上。《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洪秀全对物质追求相当厉害，敛财名目有二三十种之多，比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那个颇获后人青睐的《天朝田亩制度》，讲求“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实际是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也就是全归他洪秀全。王府里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远不是一般百姓的气派。天王府有2300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他有88个后妃，为便于传唤，洪秀全依次将这些女人编号。有的研究资料说，天王洪秀全从41岁进驻南京到1864年6月自杀身亡，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进驻南京后，洪秀全每次过生日，部下蒙得恩都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要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大选美女；后来竟然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都被天王选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京城的3000名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

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收选了500首洪秀全的大作，其中476首是太平军进入南京头三年中写给后妃的。洪天父定有“十该打”条规：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诗里规定了后妃参见天父时目光所处的位置：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

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

天王还强调，惹他发火就是死罪，这个时候他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下跪，恳求息怒，不求就别怪洪天王大开杀戒。

从这些数字看，即使洪氏起事真的成功，他也未必抵得上他瞧不上眼的统治者。在家天下环境下产生的皇权，不论皇帝本人出身多么贫寒，骨子里都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极其感兴趣，极其认同，也极其尊崇，无师自通，不由自主重复老路，从刘邦开始莫不如此。因此，反抗云云，不过是毁掉原来权力者拥有的一切，然后建起与过去如出一辙的新的权力机关。洪秀全对社会的统治方式，说明他对封建专制社会并不反感，不仅不反感，还变本加厉。

爆发于专制制度下的起义，目的不一定就是反专制，不一定就是反封建。洪秀全揭竿而起的目的，未必如后人宣传的那么伟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专制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他一人之淫乐，而且视为当然，认为：“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洪氏根本未脱出此道。

往事已去，是非曲直，于今日的意义恐怕只在为后人提供借鉴而已。洪秀全的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轨迹，其实映照出所有封建专制者的嘴脸。

“任务”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乾隆处理得令人瞠目结舌，实际有他的苦衷。如果寻根问底，他这个皇帝最终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李侍尧犯贪污大罪，原因自然涉及许多方面。但谁也否认不了的诱因，就是乾隆自己。乾隆皇帝喜欢排场、享受，乐意让大臣进贡。李侍尧贪赃枉法，与他热心为乾隆办贡有相当深的瓜葛。虽然乾隆皇帝知道让大臣进贡可能出现不少违法之事，曾经晓谕各督抚，要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可事实上，他对进贡的大臣颇有好感。乾隆晚年发生的几桩高层贪污案，与进贡都有关系。嘉庆皇帝曾说：“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

清朝时，各省总督或巡抚都要在重大节日或年终进献方物给皇帝，一般分为年贡、端阳贡、中秋贡等不同名目。乾隆初政之时，律己比较严格，进贡问题并不严重。从乾隆十六年（1757年）首次南巡及圣母皇太后六旬庆典之后，进贡方物之风渐盛。此风一开，臣仆们为邀宠，对皇帝的秉性、爱好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投其所好。于是，价值不菲的古玩、玉器、字画，以及外国的奇珍异宝，陆续送到乾隆那里。

后来，督抚们办贡方式也大有发展，由所谓“自行制办”发展到下属帮助“购买物件”，名曰“帮贡”。办贡的盐政、关差、织造们，则令盐商、洋商出资代办，他们自己不掏一分钱。

臣子们每次进献的贡品达数十种，其中一柄“如意”，督抚把一年的廉俸积攒起来也买不起。李侍尧在任上进献的珍品数目，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仅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那一次，还是粤督的李侍尧被乾隆“驳出”的贡品就有数百件，其中包括玉器、宋元古瓷、珐琅等。所谓“驳出”，其实就是乾隆没有看上眼，退回给李某了。

皇帝热衷于某种事物，必有下属百般迎合。此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时推动进贡高潮的不仅有李侍尧，还有和珅、福康安等人及整个统治集团。

进贡之风不仅戕害了政风，而且毒害了社会空气。办贡、进贡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送给皇帝的礼物从来都是“暗箱操作”的，过程不公开，账目也混乱。督抚、州县官员层层扒皮，到了底层老百姓那里，恐怕要拿出高于贡品千倍万倍的金钱。当然，也不是没有人看出此举之弊，御史钱沣曾建议皇上以后不要接受贡物；御史郑征奏折云：“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分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可惜，自大复又自负的乾隆哪里能真正听进去？

内心虽然听不进去，但红头文件表述的态度十分明确：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然而，“上谕”归“上谕”，这位被后人称颂的盛世之主从来也没有停止收受贡品。清朝档案说，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征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早几年时，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这位皇帝八十大寿时，排场之大，令人惊讶！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全部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进贡更不消细说了，省级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京师内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两淮盐院以四百万金协办这次庆典。据说庆典共用经费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人们提到慈禧往往说她奢侈，其实还不是和老皇帝学的？只是她有点生不逢时，正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倘在盛世，她那点事也就不一定有人说。世人云，弱国无外交。若将此话演荡开来，也可以说，弱世无是处，盛世无错误。扯得太远了，还是说慈禧的奢侈。老皇帝的行为，对新皇帝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有前代的影子。

进献之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会停止呢？停止不住，必然上行下效，官官如此，层层如此，结果官员就会以进贡为由大肆贪污。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清单上的“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等物，就是李侍尧进贡物件，只因乾隆所收贡品中等级有比这些高的而被“驳出”。

有人或许说，乾隆奢靡，喜欢排场，大臣对进献之风态度懈怠或嗤之以鼻不就行了嘛。其实这是一些喜讲空话者常说的话。在专制社会，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可以当多大的官，皇帝一人说了算，想求得皇帝宠眄的臣子，哪里可以收住进贡的脚步？乾隆大搞文字狱是为了皇权，现在大兴进献之风，同样也是出于皇权。治理国家的措施不论好还是坏，哪个臣子敢不执行？《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体制之下，皇权安排任何任务，臣民都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结果自然就是，乾隆个人的奢靡，导致进献之风大盛，进贡又以各种形式刺激官吏贪污婪索，统治阶层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道德防线，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清朝晚期，社会百病丛生，“无官不贪”已不是猜测，大清最后在历史视野中消隐了。

皇帝的某种失当措施，不见得会直接引起社会覆灭，甚至不会直接引发溃烂，但会成为一种“药引”，引出一个个弊病。过去商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箕子见了恐怖得发抖，原因就在于使用象牙筷子必然带来无休止的奢靡。皇帝为一时痛快，可以轻易宣布某事为任务，殊不知下属为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弄虚作假，可能行贿索贿，可能强烈搜刮底层。这些，仅靠一纸禁令是无法避免的。从来臣子为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多不遗余力乃至丧尽天良，对同样来自皇帝的附属命令则有所变更，有所忽视。为何如此，可能还是任务于升迁关系重大吧。

“未察虚实”

先从《清史稿》中抄几句嘉庆皇帝褒扬曹锡宝的话。他说：“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

由“故”字可以看出，这是一件旧事。嘉庆帝所说的御史曹锡宝，是乾隆朝的陕西道监察御史，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入仕后在很多岗位任过职。这是一名坦率，刚直，严谨，尽职又尽责的好官员。他当监察御史时，见协办大学士和珅的奴仆刘全仗势谋利，逾制不守，论告弹劾。不想侍郎吴省钦把信息提前告诉了和珅。等到曹锡宝的奏章到了乾隆的手里，和珅早把一切安排妥当了。自然，曹先生的控告就无凭无据了。最后，曹锡宝只能承认自己“冒昧”，又承认“杜渐防微”等语失当，请求给自己治罪。乾隆皇帝仁慈，宽恕了他的罪行，改为革职留任。

曹先生受此惩罚，真是有苦无处倾诉，但乾隆帝也有他的理由。针对曹锡宝一事，他亲手写了感想，也就是史上所说的那篇“手诏”，强调自己为政从来不去猜疑别人。如果委任群臣却不能示人以诚，而是猜疑防范，根据子虚乌有的谈论，仓促加罪别人，天下人就会十分恐惧。“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讬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从乾隆皇帝这份手诏看，曹锡宝不仅罪有应得，若不是皇恩浩荡，结局可能比这还严酷。

曹锡宝弹劾和珅家奴不对吗？乾隆说得无理吗？都不是。原因在于：那样一种体制，谁可以动和珅一根毫毛？只有皇帝本人有这个权力和能力。监察御史是给皇帝做事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监督之列。简括说，皇帝的红人是不需要你来监督的，最少你没有能力细察虚实，而只能如乾隆指责曹锡宝的那样——未察虚实。据说乾隆皇帝晚年曾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产生这种现象，与曹锡宝们的遭际不无关系；而曹锡宝的被惩罚，则在更深层次暴露了监督者尴尬的地位。清朝之前，曾有统治者允许言官“风闻言事”，顺治皇帝也指出，“即使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言官没有时间和能力察纠“虚实”的不足，起到了“广开言路”的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监督中的问题。而且“风闻言事”，对官员之间的攻讦之风有所助力，监督力量以另一种形式遭到削弱。

专制的皇权社会不是没有法律，有些条文甚至比今日的法条还要细密、严厉，监督措施也伸向各个领域，官场上下，章法清晰，有条不紊。然而，执行起来却左支右绌，七跌八撞。据《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等统计，科道奏疏中有关弹劾的奏折不仅少，而且大多为“毛举细故”的“条陈”之疏。学者王春瑜先生说，由于直言不讳、依法纠弹会招来横祸，所以，“朝臣皆明言事为戒”。这个局面不是某个皇帝故意创造，而是体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极端的专制制度下，皇权愈强化，监察权则愈有名无实。皇帝的个人意志，制约着监督的效果。如果弹劾的对象是皇帝的宠臣佞幸，即使有罪，皇帝也可以对被弹劾者“释置不问”；甚至反责弹劾者“所劾不实”、“受人请托”、“徇私报复”。康熙朝，巡抚噶礼在山西卖官鬻爵，贪贿不法，结果弹劾他的御史所言皆无据，被褫革降调，平遥民郭明奇不仅被说成诬告，而且被说成“屡坐事走京师”的逃犯，押回原籍治罪。清代官场如此局面，也可算其来有自。

清仁宗亲政以后，当机立断诛灭和珅，并籍全家，奴才刘全自然也被籍没。面对和珅一案，嘉庆帝想到了曹御史。于是，写了几句赞扬的话，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旌直言”，希望官员向曹锡宝学习。然而，深层问题不解决，学得了吗？无非平反前朝旧的冤案，却没有办法防止另外的曹御史蒙冤。仍旧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曹锡宝自是曹锡宝，和珅自做和珅。